纳博科夫的传统继承与艺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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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双语作家,也是美国当代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以其主题的多元性在争议中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经典作品;《微暗的火》通过谢德的诗歌和金波特的注释,演绎了故事中的故事,从形式上颠覆了美国小说传统,完成了他作为小说家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他在更高更新的层面上探讨了诸多的伦理问题、艺术问题、自由和道德问题等,是艺术形式创新和主题思想辩证统一的典范。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双语作家”[1],纳博科夫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被美国《新共和杂志》称为“自福克纳……以来最重要的美国作家”,“公认的二战后最具贡献的美国小说家”[2],而且是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一次浪潮中最重要的侨民作家代表。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文体家,他的极具个性化的文体形式和风格,特别是小说《微暗的火》,从形式上颠覆了美国小说传统,开创了美国后现代文学的先河。作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优秀代表,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创新,丰富了俄罗斯文学的内涵。他的创作生涯长达60年之久,几乎涵盖了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整个俄罗斯文学,保证了当代俄罗斯文学与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之间的连续性。

作为一名文学教授和文学评论家,他的《文学讲稿》(Lecture on Literature,1980)《尼古拉·果戈理》(Nikolai Gogol,1961)《俄罗斯文学讲稿》(Lecture on Russian Literature,2002)和《〈堂·吉诃德〉 讲稿》(Lectures on Don Quixote,1984)等著作,从崭新的角度重新评价世界文学,使读者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了纳博科夫作为一个读者卓尔不群的文学观念和扎实的文学根基,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独特个性、厚积薄发的素质,以及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的敏锐和富于幻想的优秀品质。

作为一名翻译家,他的成就意义重大。他不仅将外国文学介绍到俄罗斯,而且将俄罗斯文学介绍到法国和英美等国家。他不仅善于教讲英语的人说俄语,而且善于让美国人了解俄罗斯文化。他的翻译观的嬗变更加体现了他对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文学的热爱。

纳博科夫是一位多产作家,在长达60年的创作生涯里,他先后创作了17部长篇小说,60部中短篇小说(其中50部用俄文创作,10部用英文创作),12部长诗,大量的戏剧、散文和诗歌。他虽然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仍然被誉为最经典的作家。1969年,他获得了美国文学艺术学院荣誉奖章。1973年,他又获得了美国国家文学金奖。

纳博科夫在不惑之年另起炉灶,用非母语语言创作,重新走一次从默默无闻到名扬四海的道路。《洛丽塔》的出版把纳博科夫推到了文学海洋的峰顶浪尖,《普宁》《微暗的火》等作品的问世,使纳博科夫成为一名真正的20世纪文体大师。他的创作经历和成就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特殊现象,他的天才和勇气,着实令人赞叹和敬佩。

本书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理论依据,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文艺批评理论探讨与纳博科夫小说文本分析相结合,全面深刻、系统地研究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探讨他如何在继承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大胆进行后现代主义艺术形式创新的辩证统一,有助于促进国内学界对纳博科夫的理解和接受,有助于推动国内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批评和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有助于为繁荣我国21世纪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为一个双语作家,纳博科夫作品在他的国籍所在国美国和故国俄罗斯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因此,本书将对俄罗斯、美国和国内学界对纳博科夫的研究做一简要述评。

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纳博科夫的文学生涯经历了在争议中成长、在夹缝中生存和凤凰涅槃再生的过程。俄罗斯的纳博科夫研究,既包括20世纪20—30年代俄罗斯侨民文学界批评,也包括苏联时代和苏联解体前后的纳博科夫研究。

《玛申卡》的发表为纳博科夫赢得了“青年文学家”的称号,但1928年后,由于作品风格突变和其中的“非俄罗斯性”特征,纳博科夫遭到了俄侨评论界的质疑和批评,并因此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俄罗斯性”与“非俄罗斯性”之争。著名俄侨诗人伊万诺夫、阿达莫维奇等都对纳博科夫作品的“西欧风格”进行批评。他们认为纳博科夫的作品脱离了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非俄罗斯性”色彩浓厚。采特林(М.Цетлин)也在《当代纪事》(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писи)上发表评论文章,对《王、后、杰克》提出批评,认为纳博科夫的这部小说偏离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他斥责道:

作者竟然拒绝描写俄罗斯人的生活,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无论是苏联的还是侨民的。他写的这本书,有时候让我们感觉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尽管里面找不到德语的感觉。它的主人公是德国人,但这也不是描写德国人现实生活的小说。作者明白,对别国的日常生活了如指掌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在这本书里进行了文学探索,但这些探索偏离了现实主义。[3]

杂志评论家莫丘里斯基(К.В.Мочульский,1892—1948)和彼得·司徒卢威则认为,纳博科夫继承了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传统,他的作品处处闪耀着俄罗斯经典作家的光芒。“纳博科夫与果戈理很接近,但是在运用浪漫讽刺手法方面,果戈理无与伦比地更加尖锐、更加沉稳和经典。纳博科夫则缺乏性格,他的主人公,就像英语神秘剧中的每一个人物,是神秘莫测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机械的排斥和吸引构成的。”[4]

俄侨批评家霍达谢维奇开创了纳博科夫研究的形式美学批评模式,认为纳博科夫是形式主义美学的代言人。他认为,纳博科夫诗歌的“曲调是标新立异的,韵律是庄严的,形象是美好的,但这不是黎明时的曙光,而是日落时的余晖。在纳博科夫的诗歌中,只有过去,没有未来”。他还发现了纳博科夫小说中反复出现艺术和艺术行为相伴而生的问题,“全面仔细的阅读之后可以证明,西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注重形式的艺术家”,“艺术家的生命和艺术家头脑里一个构思的生命——这就是西林的主题,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展示着这个主题”[5]。霍达谢维奇对纳博科夫作品的审美研究开创了纳博科夫研究的形式批评模式,即美学和元文学模式。

1988年,俄罗斯侨民文学回归之前,由于苏俄官方对侨民文学持否定态度,纳博科夫及其作品在苏联处于边缘状态。纳博科夫在世期间,官方禁止出版他的作品,要看到他的作品,必须经过官方的特别准许,到大型图书馆查阅。官方和半官方的批评家们很少提及他的名字,即便提到,也半是诋毁半是轻蔑,但纳博科夫的作品通过各种秘密渠道悄悄进入了俄罗斯。俄罗斯后现代女作家塔吉亚娜·托尔斯泰娅把纳博科夫作为自己的文学前辈。1999年,纪念纳博科夫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她在《日子·私事》(День.Личное)中谈到了这位文学前辈,并且相当详细地讲述了她阅读纳博科夫作品时的情景。她声称,纳博科夫的作品在苏联出版之前,她已经全部阅读了他的作品。总之,纳博科夫作品通过各种地下渠道悄悄影响了一代俄罗斯作家,特别是比托夫、索科洛夫、叶拉菲耶夫、托尔斯泰娅、佩列文等俄国著名后现代作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官方开始接受并接纳俄罗斯侨民作家及其作品,掀起了俄罗斯侨民文学回归的大潮。1986年夏,苏联《象棋》杂志第64期刊登了纳博科夫的《卢仁的防守》中描写卢仁和图拉提象棋比赛的精彩片段,这标志着纳博科夫作品在苏联的公开出版,同时也预示着纳博科夫在俄罗斯的回归。1988年8月17日,美苏两国的文学家们在莫斯科举行了关于纳博科夫的“圆桌会议”。苏联官方首次把纳博科夫作为一个俄罗斯作家予以接纳,并把 1989年定为“纳博科夫年”,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纳博科夫回归俄罗斯以后,俄罗斯兴起了出版纳博科夫作品的热潮。1989年,苏联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了《纳博科夫文集》,该文集是当时收录纳博科夫作品最多的一部选集,包括《玛申卡》《卢仁的防守》和《斩首的邀请》等作品。但在评论界,人们对他的态度仍然不能统一。20世纪20—30年代在俄侨批评界曾经存在的两种对立态度,在当代俄罗斯文学评论界仍然存在,当年俄侨评论界的“俄罗斯性”和“非俄罗斯性”之争仍在继续。

评论家德米特里·乌尔诺夫(Дмитрий Урнов)公开表示对纳博科夫作品的反感。他认为,与其说纳博科夫的作品是经典,不如说是彻底的反文学。在他看来,纳博科夫的作品充其量只是对文学经典的拙劣模仿,他获得的显赫名声也不过是评论家们的故意建构,纳博科夫作为“虚假的文学偶像”,其“黄昏”之日为期不远。[6]

奥列格·米哈伊诺夫(Олег Михаилов)是俄罗斯流亡文学研究的权威人物。他的措辞虽然没有像乌尔诺夫这样直白,但其观点却具有更大的辐射效应。在纳博科夫作品解禁之后,他编选了第一本纳博科夫作品集,并为之作序。在以“没有王国的国王”(Царь без царства)为标题的序言中,他认为纳博科夫“目空一切放弃了现实,公然把文学艺术看成是看起来精彩但没有实际意义的作家的想象力游戏”,因此,纳博科夫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文学的文坛巨匠”[7]。在他的作品中,除了魔术般的欺骗、戏仿和字谜之外,一无所有。他认为,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世界”,纳博科夫在文学作品中玩弄文字游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的代言人,米哈伊诺夫认为文学应该为社会服务,应该对改造社会有实用价值,并提倡以此为标准来衡量纳博科夫的作品。所以,在米哈伊诺夫看来,除了《玛申卡》勉强可以算作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之作,纳博科夫的其他文学作品都与俄罗斯文学传统完全格格不入,它们既没有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支撑,又与俄罗斯传统的实用主义诗学格格不入,根本没有进一步阐释的必要。

推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俄罗斯作家,则从作品的文学性角度为纳博科夫进行辩护。他们认为,俄罗斯的形式主义美学长期以来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用美学的压制,而纳博科夫这位在流亡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侨民作家则是俄罗斯形式主义美学的代言人。俄罗斯著名的后现代作家叶罗菲耶夫(В.Ерофеев)在《寻找逝去的天堂:纳博科夫的俄语元小说》一文中认为,纳博科夫在十月革命中失去的彼得堡家园,在他的记忆中被封存为一个完美的“彼岸世界”或“逝去的天堂”,“失去”成为他创作中的永恒主题。他还指出,纳博科夫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俄罗斯作家,因为在所有的俄罗斯作家中,纳博科夫是最为坚定的“现实主义文学”抵制者,坚决反对那种已经确立的一成不变的观念。事实上,纳博科夫摧毁了日常的“现实”观念,提倡多层次或多重的现实观,他作品中的“逝去的天堂”主题,总是和他的“超验现实”相关,并且“可以升华到一个存在的维度”,在20世纪西方现代小说中找到回音。

当代俄罗斯著名小说家安德烈·比托夫(Андрей Битов)则对米哈伊诺夫界定的俄罗斯文学经典提出质疑,并为受到长期压抑的俄罗斯现代主义美学进行辩护。他认为白银时代和象征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在反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的俄罗斯文学的经典,实质上只不过是某些评论家们的一家之言。他还说,俄罗斯文学经典应该是一个宏大的开放体系,而不应该是封闭的、狭窄的。出于这种理念,比托夫认为纳博科夫就像是从俄罗斯文化土壤中移植出去的一棵参天大树,他和他的作品已经不再受俄罗斯文化的局限,饮誉于整个西方和世界文明。纳博科夫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意识不仅在有着各种禁忌的苏联文学中找不到,而且在总是以“流亡”为主题、总是停留在思乡愁绪中的其他俄侨作家那里也是找不到的。在比托夫看来,《洛丽塔》是纳博科夫的元文本,不仅集中展示了纳博科夫高超的艺术才能,而且突破了苏联文学和俄侨流亡文学的局限;正是因为纳博科夫,俄罗斯文学实现了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他为俄罗斯文学建立了卓越的功勋。[8]比托夫对纳博科夫的定位,为后者作为双语作家在俄罗斯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奠定了基础。

纳博科夫的美学贡献在俄罗斯作家库普林那里得到了肯定,他用“空心的天才舞者”(a talented empty dancer)来形容纳博科夫的美学价值。他认为纳博科夫作品缺乏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精神内涵,但在美学风格方面是一个天才,独树一帜,像一只翩翩起舞的美丽蝴蝶。总的来说,90年代至今,俄罗斯纳博科夫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霍达谢维奇的美学批评模式。

美国的纳博科夫研究成果丰硕,涉及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纳博科夫传记作家博伊德在《作为科学家的纳博科夫》(Nabokov,scienst)(2010)一文中认为,纳博科夫的美学思想可以用“蝴蝶美学”和“审美狂喜”两个词来形容。俄裔美国纳博科夫研究专家亚历山大洛夫(V.Alexanderov)编辑的《纳博科夫研究指南》(The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收录了世界各地24名纳博科夫研究专家的74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大都研究纳博科夫创作艺术的后现代性,对纳博科夫作品中的思想性以及纳博科夫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关系则鲜有提及。即使有提及,也只涉及纳博科夫的某一部作品或某几部作品,抑或对纳博科夫与俄罗斯某一个作家进行对比研究。很显然,长期以来,研究纳博科夫作品,特别是英语作品的叙事艺术和后现代性的居多,而对作家在作品中对现代社会的伦理、艺术、自由和道德等问题的思考未能深入研究,也未能系统地探讨纳博科夫作为一个在俄罗斯文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双语作家与富有深刻思想内涵和哲理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

我国国内的纳博科夫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1980—1988年的萌芽、20世纪90年代的译介热和21世纪初的译介高潮与“洛丽塔热”三个阶段。国内的纳博科夫研究在最近十年中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洛丽塔》研究。首先,尽管《洛丽塔》的文学价值和经典地位早就在美国文学史和俄罗斯文学史上得以确立,但有关《洛丽塔》究竟是“道德的”还是“非道德的”,还是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激烈争论。黄铁池教授在“玻璃彩球中的蝶线——纳博科夫及其《洛丽塔》解读”一文中认为,在《洛丽塔》的世界里,艺术早已超出了道德的界限,因此,《洛丽塔》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也就是说,《洛丽塔》是一部与道德无关的小说。这种观点代表了国内大多数学者对《洛丽塔》的价值判断。其次,《洛丽塔》主题和艺术的多元化也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早在20世纪90年代,《洛丽塔》的译者于晓丹就在“《洛丽塔》: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一文中强调多角度解读《洛丽塔》的可能。刘佳林在“论纳博科夫小说的主题”一文中综合探讨了纳博科夫作品主题的多元性,对揭示纳博科夫作品的内涵和艺术有着积极的意义。另外,学者们普遍认为,《洛丽塔》的艺术多元性既像是一座“水晶宫”,从每个角度玩赏都是精致迷人的,又是一座“也许是淫书,也许是道德小说,也许是侦探小说,也许是象征”的现代迷宫,体现了作者对读者阅读极限的挑战。

二、随着纳博科夫作品译介的不断深入和国内叙事学研究的兴起,对纳博科夫作品结构和后现代性的研究也成为纳博科夫研究的一个重点。陈世丹教授在《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2010)一书中以《微暗的火》为例,探讨了小说主题的不确定性、文本结构的互文性、戏仿手法和多领域游戏特征,认为这是一部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杰作。汪小玲教授在《纳博科夫小说艺术研究》中也主要以纳博科夫的英文作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纳博科夫小说的创作理念、创作策略和技巧,认为作者的蝴蝶情节和游戏意识是纳博科夫小说后现代特征的思想源泉。对纳博科夫小说结构和后现代性的研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纳博科夫小说在叙事技巧方面的突出成就。

三、关于作家跨文化身份背景的研究。作为一名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跨文化身份和多元文化背景同样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纳博科夫作为一名文学教授、文学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对俄罗斯文学和文化在美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当“把纳博科夫同时置于俄罗斯文学和美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置于俄罗斯文学和美国文学从现代主义文学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演变的大语境中”,[9]才能全面理解和阐释纳博科夫,正确确定纳博科夫的地位。纳博科夫在俄国生活期间,正值“白银文化”盛行,其精神对纳博科夫的世界观、美学精神、艺术理念和诗学特征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纳博科夫“俄语创作时期的哲学、美学和诗学理念是引导我们最终把握其全部创作的一把钥匙”[10]

总的来说,30多年来,纳博科夫及其作品得到了国内学界的重视,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对纳博科夫的研究也趋向理性。但从整体上看,中国学界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英语作品和艺术形式研究方面,并且以纳博科夫的一部或几部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英语作品的后现代性和叙事艺术的居多,而对他的俄语创作,包括短篇小说、文学批评及其作品的思想内涵则鲜有提及,这与他作为一个双语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由此可见,对纳博科夫俄语作品的研究、对纳博科夫作品思想内涵的探究,以及对其作品艺术性与思想内涵辩证统一的研究将成为国内学术界未来纳博科夫研究的新领域。

本书将全面研究纳博科夫的作品,深入探讨纳博科夫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他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系统探讨纳博科夫神话主题思想的后现代艺术创新,梳理纳博科夫的文艺批评理论和美学思想,揭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和俄罗斯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

纳博科夫亲身经历并感受了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事件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他继承了普希金的文学传统,通过诗歌、剧本和小说等文学形式表达了俄国侨民渴望回归的共同愿望。他从更高更新的层面上探讨了人性、伦理、道德、自由与艺术等诸多问题,他作品中的思想内涵隐藏在人物的种种意识之中。纳博科夫和莎士比亚一样,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和魔术师。作为一个双语作家,他在俄罗斯文学传统“影响的焦虑”下,通过艺术手段的不断创新,表达了他对人类命运和内在精神世界的关注,讽刺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庸俗”和“残酷”。他通过误读和重新定位果戈理,不仅继承和发展后者的“神秘叙事模式”,而且使后者的作品更加经典,达到了真正的不朽。他通过反讽、戏仿等后现代艺术手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题、情节和人物形象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使俄罗斯文学中的“双面人”主题和替身写作模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俄国“白银时代”度过青少年时期的纳博科夫,深受“白银时代”文化的影响。他通过“宇宙同步”,使笔下的主人公暂时忘却文化流亡的苦痛,回归“逝去的天堂”,抵达幸福的“彼岸世界”,再现了主人公隐秘的内心世界里“超验的现实”。纳博科夫创造性地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用不断创新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他对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为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应对和改变现实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启发和鼓舞人们如何应对内心世界与外部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


[1]刘文霞、郭英剑:《20世纪最伟大的双语作家:纪念美国俄裔作家纳博科夫诞辰110周年》,《文艺报》2009年4月25日。

[2]R.W.Flint,“Nabokov's Love Affairs”,New Republic Post,June 17,1957.

[3]Б.В.Аверин,В.В.Набоков:Pro et Contra,Санкт-Петерпург: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ого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2001,c.43.

[4]Л.Н.Целкова,В.Набоков вжизниитворчестве//Русскоеслово,2002,№2,c.234.

[5]Л.Н.Целкова,В.Набоковвжизниитворчестве//Русскоеслово,2002,№2,c.459.

[6]Aleksei Zverev,“Literary Return to Russia”,ed.V.Alexandrov,The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New York:Garland,1995,p.297.

[7]Aleksei Zverev,“Literary Return to Russia”,ed.V.Alexandrov,The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New York:Garland,1995,p.299.

[8]A.Zverev,“Literary Return to Russia”,ed.V.Alexandrov,The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New York:Garland,1995,p.298.

[9]周启超:《独特的文化身份与独特的彩色纹理:双语作家纳博科夫文学世界的跨文化特征》,《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10]张冰:《纳博科夫与白银时代俄国文化精神》,《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