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回归与守望

十月革命后，特别是1919年1月，随着德国人离开乌克兰、法国人离开敖德萨，掀起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巨大的移民浪潮。随着邓尼金和弗兰格尔撤离了新罗西斯克和克里米亚，大规模的移民从俄罗斯涌向欧洲，在1920年达到高峰。其中，20万人涌向君士坦丁堡，然后从那里去向世界各地，数万人跟随高尔察克和卡佩普尔的军队到了中国。据不完全统计，1917年之后，大约二百万人流亡国外并定居，形成了著名的“俄罗斯侨民界”。“第一浪潮”的俄罗斯侨民在境外保全了俄罗斯社会的所有基本特性。诗人兼批评家吉皮乌斯曾宣称，俄罗斯侨民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微型的俄罗斯”。这些流亡国外的俄罗斯侨民在最初几年里一直抱着返回祖国的期待，这种期待又强化了现实。不浪费时间，做好回归的准备，做好将来为俄罗斯继续服务的准备。这种期待和想法促使他们不仅创办了许多中小学和大学，创办了俄语报纸和杂志，俄罗斯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文化也在境外得以保存。但无论是就其大众性而言，还是就其对境外俄罗斯社会的影响而言，侨民文学都占据首位。流亡国外的俄罗斯侨民不仅有作家，还有两百万的俄罗斯民众，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受过教育，这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产生和繁荣提供了可能。

流亡境外的俄罗斯作家，大都认为自己是俄罗斯文化的继承者和承载主体，他们把捍卫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传统当作自己的义务和使命。对于俄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来说，普希金关于人的内心世界和谐的思想是一种最高理想。然而，终日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精神性和事务性，不仅没有激起他们的喜悦，反而激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感。俄罗斯和对拒绝自己儿女的俄罗斯的眷念是贯穿整个境外俄罗斯文学的主题，对俄罗斯、对俄罗斯的美丽、对亲人的回忆，催生出一系列关于童年生活的自传体作品，流亡生活本身也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学最流行的主题。

希特勒上台之前，生活在柏林的俄罗斯侨民有十五万人。他们在柏林的精神生活十分丰富，从1918—1928年的十年时间里，在德国注册的俄罗斯出版社达到了188家。1923年，这些俄语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所有德国出版社的出书总量。这不仅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便利，也为他们继承俄罗斯文化提供了载体。

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后不久，纳博科夫一家搬到了克里米亚。1919年春天，他们彻底离开了俄罗斯。在流亡生活中成长起来的纳博科夫目睹了重大社会事件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他和大多数俄罗斯侨民一样，流落到异国他乡后，“要么在车站的月台和陌生的楼道里四处摸索，要么在租来的廉价公寓里忍受幻灭的悲哀”[1]。离别家乡的绝望和失落，对祖国的思念，对异国文化的拒斥和不认同，由于流亡生活的动荡而产生的对命运无从把握的焦虑感，总之，当时俄罗斯侨民界普遍存在的情绪，都在纳博科夫早期的短篇小说中得到充分抒发和体现。他的这些作品，反映了流亡到俄罗斯境外的俄侨的生活遭遇，真实地再现了俄罗斯侨民在动荡不安的流亡生活背景下的精神状态。

从1922年至1928年，纳博科夫创作的短篇小说大都发表在俄侨杂志和报纸上。后来，纳博科夫把他认为最好的15篇短篇小说集结成册，以其中的一篇《乔尔巴归来》为书名于1930年在柏林出版。这15篇小说分别是：《乔尔巴归来》（Возвращение Чорба）、《港口》（Порт）、《铃声》（Звонок）、《寄往俄罗斯的信》（Письмо в Россию）、《童话》（Сказка）、《土豆埃尔佛》（Картофельный Эльф）、《柏林指南》（Путеводитель по Берлину）、《雷雨》（Гроза）、《乘客》（Пассажир）、《圣诞节》（Рождество）、《恐怖》（Ужас）、《幸福》（Благость）、《飞来横祸》（Катастрофа）、《巴赫曼》（Бахман）、《无赖》（Подлец）。

这些小说按主题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以“回归”为主题描写俄侨流亡生活的，如《港口》《乔尔巴归来》《铃声》《寄往俄罗斯的信》《幸福》等；二、以描写“小人物”的生活为主题的，如《土豆埃尔佛》、《圣诞节》、《无赖》等；三、探讨生活和艺术之间的关系的，如《乘客》《雷雨》《飞来横祸》《童话》等。

这个时期，纳博科夫的创作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他继承了契诃夫的“灰色幽默”和安德烈耶夫的创作特色，善于描写生活中存在的悲剧性的丑陋和缺陷，描写那些怪异的特殊现象。如《土豆埃尔佛》描写一个小矮人爱上了一个漂亮女人的故事。这位漂亮女人把小矮人当作报复丈夫的工具，然而，她和小矮人半天的夫妻生活成为导致他死亡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乔尔巴归来》中，失去心爱妻子的乔尔巴，回到了他和妻子共同生活的城市和旅馆，开始了他的“回归”历程。这些故事的结尾都是契诃夫式的，是开放性结尾，加强了悲剧性效果。

描写小人物的命运，揭露小人物的精神状态，批判现实的残酷，是普希金和契诃夫等现实主义作家开创并极力倡导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纳博科夫秉承了这一传统，继续描写在新的现实背景下层出不穷的小人物的命运，而且是同样的灰色，同样的凄惨。只不过背景不再是俄罗斯，而是流亡国外的俄罗斯侨民界——一个几乎被遗忘而重又被记起的世界。作为流亡侨民的一分子，一个俄罗斯作家，纳博科夫认为自己有义务去描写这样的现实，延续被革命切断的另一段历史。在创作手法上，纳博科夫也完全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全能全知”的叙述方式，只不过他的作品总是触及主人公在失去家园后精神上的失落、无助、压抑和崩溃，以及灵魂的颓废，他作为一个作家也总是在作品中满怀苦痛地来描写这个荒诞的世界和非人性的社会。

《乔尔巴归来》是这部小说集的代表作，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小说的主人公乔尔巴是一个流亡德国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具有纯粹的俄国人的思维和情感，对德国的一切都感到格格不入。他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位有着共同志趣并与之深深相爱的俄裔德国姑娘。在结婚的当晚，为了摆脱新娘父母亲的唠叨，新婚的夫妇俩悄悄从婚宴上离开，到国外旅行度蜜月。在旅途中，妻子不小心碰到了掉在路边的高压电线，不幸触电身亡。妻子死了，乔尔巴觉得“整个世界都沉寂下来，整个世界都离他远去，就连他抱在怀里走向附近村子的她的僵硬的尸体，也不知为什么，似乎变得陌生和多余”[2]。他万分悲痛，甚至等不及埋葬妻子，便顺着原路返回，重新来到他和妻子游览过的每一个地方，试图在记忆中复活妻子的形象，找回和妻子在一起的幸福感觉，妻子留下的点点滴滴，都会勾起他无限的回忆。

回到柏林，他无法向岳父母解释他们女儿的死亡，只是让女仆转告岳父母，说他们的女儿病了。他在大街上徘徊许久，也无法排遣心中的惆怅。最后，他甚至从大街上带回一个妓女，不是为了其他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她躺在自己的身边，代替妻子，以重温和妻子在新婚之夜的情景，完成妻子在他生命中走过的整段旅程。然而，乔尔巴失败了，这一切带给他的只有更加剧烈的痛苦和更加深重的悲伤。深夜，正当乔尔巴从噩梦中惊醒时，岳父母突然造访。乔尔巴如何面对他们，小说至此戛然而止……

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悲剧故事，但它却真实再现了20世纪20—30年代俄罗斯侨民普遍的思想情感。“回归”（возвращение）一词是理解这部作品的关键。在这里，“回归”有两层意义：一、乔尔巴回到和妻子曾经生活过的城市，这座城市因为曾经带给他无限的甜蜜而显得弥足珍贵，乔尔巴的回归是想找回这种幸福。二、“回归”是当时整个俄罗斯侨民的普遍情绪，也是1920—1940年间整个俄罗斯侨民文学最重要的主题。在当时，“俄罗斯”和“对俄罗斯的眷恋”是贯穿整个境外侨民文学的主题。与祖国分离的痛苦，时时刻刻噬咬着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每个俄罗斯侨民伤痕累累的心灵，异国生活的艰辛和动荡，以及作为“他乡人”的辛酸又加深了每个侨民知识分子的孤独和无助的凄凉感。强烈的思乡情感已经把他们和万里之遥的祖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俄罗斯就是他们的一切，回归祖国，已经成为大多数俄侨作家发自灵魂的呼唤，也是全体俄罗斯侨民共同的心声。

然而，回归以后又能怎样？乔尔巴归来了，迎接他的是陌生的，与他格格不入的德国城市生活。岳父母那德国人的外貌特征、从容不迫的城市生活节奏和他们的生活理念都使他感到憎恶。乔尔巴是当时流亡在国外的俄罗斯侨民代表，作者以乔尔巴生活的德国城市象征着那个拒绝了自己的儿女的红色俄罗斯。

子女期待回归，却被母亲拒绝，是短篇小说《铃声》的核心思想。《铃声》是一篇以儿子寻找母亲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尼古拉·斯捷潘内奇（Николай Степаныч）在国内战争时期因为曾经在白军军队服役，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国。他和母亲分别已七年有余。离开俄罗斯时，母亲依依不舍母亲追赶火车的情景，一直铭刻在他的记忆里。这也是他不远万里，克服一切困难，来到柏林寻找母亲的动力。七年时间里，他到过英国、意大利、非洲和大西洋，做过搬运工，做过外国军团里的雇佣军，他学会了两门外语，也失去了一个手指，学会了抽烟斗，尝到了自由，对母亲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他毅然离开非洲，辗转回到欧洲，在德国寻找母亲。几经曲折，他终于见到了母亲。母亲家中，桌子上放着插上25支蜡烛的生日蛋糕，蛋糕旁边是两只盛着红葡萄酒的高脚杯和两份餐具。尼古拉欣喜万分，以为母亲精心准备以迎接他的到来。然而，迎接他的，除了母亲见到久别的儿子时所表现出的惊喜和对儿子的关心，还有她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慌乱不安和心不在焉。门铃响了，儿子要去开门，母亲却强行阻拦。尼古拉心中隐隐作痛，感觉站在面前的已经不再是那个对儿子倍加疼爱的母亲，而是一个神秘的陌生女人。他从母亲的穿衣打扮和行为举止上判断，母亲另有隐情。在短暂的寒暄之后，他起身告辞，身后传来母亲奔向电话机时衣服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原来，这一天是母亲情人的生日。

尼古拉强烈渴望见到母亲，他远涉重洋来到德国。柏林大街上，当听到侨民们讲俄语时，激动和欣喜不已。当他打听到母亲还在柏林的消息时，更加喜出望外，以至于“袖口差点儿碰翻墨水瓶”。他走在街上，似乎一切都更加美丽，“多美的城市，多美的雨！”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激动。可是，当他即将扑进母亲的怀抱，发誓和母亲永不再分离时，却被他朝思暮想的母亲推开。尼古拉感到失望，这失望不仅来自失去祖国的痛，也源于被拒绝的苦。母亲成为一种象征，和祖国融为一体，母亲拒绝儿子象征着红色苏维埃拒绝了流亡境外的俄罗斯侨民。

乔尔巴的回归并没有找到亲爱的妻子，流浪的尼古拉不远万里寻找母亲，却被母亲拒绝。两种回归，一种结果，回归成了绝望。在俄罗斯传统文化中，女人始终是大地和祖国的象征。无论是妻子还是母亲，都能使人联想到祖国，联想到拒绝了自己儿女的俄罗斯。

如果说《乔尔巴归来》和《铃声》描述的是一个人的流亡生活，那么，《港口》则是俄罗斯侨民群体流亡生活的再现。主人公尼基金十月革命后流亡到土耳其，在土耳其过着悲惨的流浪生活。为了改善生活处境，他从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辗转到了法国。他在法国港口的一系列见闻，再现了俄侨的群体生活状况。和尼基金一样，大多数俄罗斯侨民原本属于俄国的上流阶层，流亡到国外后既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固定的住所，被迫从事最低级的工作。在小饭馆里就餐的水手，原是俄国军队的军官，现在却成了法国轮船上的海员和司炉工；原来的俄国贵族小姐、女高音歌唱家，现在变成了小饭馆的收银员；曾经出入于俄国上流社会的俄罗斯贵族小姐，现在为了生存，不得不隐姓埋名出卖自己的身体。

尼基金原来也是俄罗斯军队的一名军官，十月革命后被迫流亡国外。在君士坦丁堡，他和众多的流亡者一样，白天靠打零工维持生活，经常忍饥挨饿；夜晚，和众多的流亡者一起挤在低矮的棚屋里睡觉，身上生满了虱子。由于不堪忍受这样的流亡生活，他从土耳其辗转到了法国，希望能在法国寻求到更好的谋生办法。在法国的一个港口，他见到了自己的流亡同胞，听到人们讲俄语，感觉十分亲切，就像回到了俄国一样。

尼基金是坚强的，他可以在异国他乡从事最艰苦的工作，可以在法国的轮船上做又脏又累的司炉工；他又是善良的，看到自己的同胞在异国落难，把身上仅有的五法郎纸币塞到了她的手里；他又是乐观的，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了信心，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回到祖国。

在这几篇短篇小说中，最具艺术性的是《乔尔巴归来》。小说通过俄裔德国人基里尔夫妇寻找女儿，引入乔尔巴的回忆。对和妻子在一起度过美妙时光的回忆是故事的主要内容。整个故事结构就像一个圆圈。在故事的开始，听完音乐会的基里尔夫妇，刚从咖啡店回到家，就听女仆说，乔尔巴曾经来过，并且按照乔尔巴的要求，转告他们说女儿病了。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女儿的基里尔夫妇十分担心：女儿现在在哪里？她是不是病得厉害？为了弄清情况，夫妇俩决定马上去乔尔巴经常住的那家廉价旅馆寻找女儿。

紧接着，小说采用倒叙手法，通过乔尔巴在几个小时之内的回忆，讲述了乔尔巴从妻子在蜜月旅行中触电身亡到和他结婚，并在廉价旅馆度过新婚之夜的情景。乔尔巴认为，回到旅馆度过最后一夜，就完成了对妻子的怀念，妻子的形象也就圆满了。而最后，故事以乔尔巴岳父母寻找女儿来到小旅馆为结尾，首尾呼应，似乎又画了一个圈。

在小说的结尾，纳博科夫运用了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哑剧”场景：不知道女儿遇难的基里尔夫妇，以为女儿身体不适，十分担心，并对乔尔巴带女儿住在肮脏的廉价旅馆感到不满，就在深夜里突然造访乔尔巴所住的廉价旅馆。在乔尔巴身边躺了不到一个小时的女人，被乔尔巴的古怪行为和他在噩梦中的歇斯底里而吓到，一听到外面的敲门声便果断地夺门而逃。基里尔夫妇走进房间，“门关上了。这位女人和旅馆里的仆人站在走廊里，惊恐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弯下腰来仔细倾听。然而屋里是一阵沉默。在那里，房间里面，有三个人，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没有一点声音传来。[……]‘他们不说话’——仆人悄悄地说，把手指放在了嘴唇上面。”[3]果戈理在《钦差大臣》中使用哑剧手段来突出人物和场面的滑稽性，加强的是喜剧和讽刺效果。而在《乔尔巴归来》中，纳博科夫的这种“哑剧”定格手段，却加强了故事的悲剧性。可以想象，基里尔夫妇在听到女儿死亡的消息时万分震惊和悲恸欲绝的情景，也可以想象乔尔巴向他们宣布离开、重新开始新生活时的情景。

小说不仅模仿了果戈理的“哑剧”效果，而且模仿了契诃夫小说的开放式结尾。开放式结尾并不明确交代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结局，展示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契诃夫生活在19世纪末期，俄罗斯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对于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契诃夫感到不可预知，因此，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大都使用了开放式的结尾，以突出这种不确定性。

纳博科夫的这几篇短篇小说，也多采用开放式结尾。在《铃声》中，尼古拉“又要远航了”，他到底去了哪里？他“想去北方，或许去挪威，或许去捕鲸鱼”[4]。可母亲呢？母亲和情人的关系会不会因为儿子的到来而受到影响？在《港口》中，尼基金将身上仅有的五法郎给了自己的同胞。他自己该怎么办？晚上会不会露宿街头？明天如果找不到工作，如何果腹？在《乔尔巴归来》中，妻子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而乔尔巴既不知道该怎样向岳父母解释，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生活。在痛苦中周游了一个月之后，他回到了岳父母居住的城市，仍然不知该怎么办。乔尔巴在回避这个问题的同时，也一直在回避着岳父母。然而，岳父母突然深夜造访，乔尔巴如何应对，纳博科夫让读者自己去想象。乔尔巴以后何去何从，纳博科夫也把这个问题留给了读者。在这里，纳博科夫使用的开放式结尾，突出了侨民流亡生活的不稳定性特征。

在俄罗斯文学中，刻画小人物的命运，让他们微不足道的喜怒哀乐置身于庄重的艺术舞台，是由普希金和果戈理开创、契诃夫极力倡导的传统。纳博科夫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秉承了这一传统，继续描写层出不穷的小人物的命运，而且是“同样的灰色，同样的凄然可见的表情，但是布景换了，他们都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俄罗斯难民”[5]。

纳博科夫笔下另一种身份的“小人物”，是被逐出“天堂”的俄罗斯侨民。在异国他乡，他们是“异类”，是“他者”。他们的生活危机四伏、朝不保夕，一次签证、一张船票、一间廉价旅馆里的房间，都会成为他们生活的转折点。他们渴望幸福，渴望自由，渴望和他人一样过平等和稳定幸福的生活。

《土豆埃尔佛》（Картофельный Эльф）讲述的就是一个小人物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有名有姓，是一个著名童装裁缝的儿子，名叫弗列德·多布森。因为长得个子矮小而不得不到马戏团当丑角，又因为长了个肥厚的鼻子获得了“土豆埃尔佛”[6]的绰号，而真实姓名反倒无人知晓。

埃尔佛因为身体上的缺陷总是遭到别人的讥笑。他不满意自己的处境，总是想方设法获得人们的尊重。演员们甚至讥笑他娶不到老婆，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死心塌地地爱上了魔术师朔克的老婆——漂亮女人诺拉，并与她过了半天“像夫妻一样的生活”。埃尔佛以为诺拉真的爱上了他，却不知诺拉的行为只不过是为了报复自己丈夫的冷漠而解一时之气。诺拉并不愿离开英俊帅气、有“诗人气质”的朔克，就写信请求埃尔佛忘记她。但埃尔佛坚持认为自己有追求爱情和婚姻的权力，他到酒馆里故意告诉朔克，说他爱上了后者的老婆，并且和她过了半天“像夫妻一样的生活”。冷漠的朔克根本不理会他，带走妻子远赴美国演出。为了反抗世俗的偏见，埃尔佛愤然离开了那座“可恶的城市”，来到僻静的乡村，拒不与世人交往。八年过去了。一天，诺拉突然造访，告诉埃尔佛一个秘密：她为埃尔佛生过一个属于他们俩的、和正常人一样的儿子。埃尔佛欣喜若狂，他终于和正常人一样，有了自己的儿子。他认为很快就可以见到自己的儿子，就到火车站追赶诺拉，要儿子的地址。在看见诺拉的一刹那，埃尔佛因过度兴奋而导致心脏病复发而死。埃尔佛的悲剧不仅仅在于他不能过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还在于他没有从诺拉的话中听出来儿子已经不在人世，还满心欢喜，认为能见到自己的儿子，结果喜极而死。

在这个故事中，埃尔佛在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他“单凭那外表就博得了整个英国的掌声和笑声，而后名声传遍了整个欧洲的主要城市”。然而，在生活中，他仍然是一个“小人物”，处处受人欺侮，不被尊重。两个女杂技演员把他当作玩偶，她们“胳肢他，挠他的痒痒”。而这两位杂技演员的搭档，一个身强力壮、高大魁梧的男人，“一把抓住小矮人的衣领”，把他举到半空，像扔一只猴子似的把他扔到了门外。在这里，纳博科夫强化了埃尔佛外貌特征的“与众不同”，表面上看来，主人公这种身体上的缺陷是造成悲剧的原因。而实际上，由于身体缺陷导致的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反应是造成埃尔佛悲剧的直接原因。他一心向往爱情，导致心理反应上的错觉。他把女杂技演员对他的戏弄错当作爱情，结果遭到了她们同伴的殴打。诺拉把他当作报复丈夫的工具，他却认为找到了爱情。诺拉告诉他，她曾经有过他们的儿子，他却以为儿子还活着。这些错误的心理反应最终导致了土豆埃尔佛的死亡。

纳博科夫的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普希金的《驿站长》——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小人物生活的作品。驿站长维林视女儿杜尼娅为掌上明珠，日子虽清苦寂寥却也不乏欢乐。骠骑兵大尉明斯基的到来改变了父女俩的命运：他爱上并带走了漂亮的杜尼娅。由于社会地位低下而造成的心理反应落差也是导致维林悲剧的主要原因。视女儿为精神支柱的维林一直对贵族青年子弟有一种偏见，认为他们都是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他把明斯基和杜尼娅的相亲相爱看作是明斯基对女儿的玩弄，认为明斯基总有一天会抛弃杜尼娅。明斯基起初对维林的善待，被后者看作是一种虚伪和歧视。为了拯救女儿，维林一次又一次来到明斯基的宅邸，请求带回女儿。明斯基起初对维林客客气气，但忍受不了维林一次又一次的纠缠，就拒绝并侮辱了维林。维林在遭到明斯基的拒绝和侮辱后，回到驿站郁闷而死。

纳博科夫的另一篇小说《圣诞节》讲述了一个同样令人心碎的小人物故事。圣诞节前夜，在这个全家人欢乐团聚的时刻，斯列普佐夫（Слепцов）痛失爱子。他抑制不住悲伤，不由自主地来到儿子曾经捉过蝴蝶的小桥，回忆儿子快乐嬉戏的情景。又来到儿子的房间，抚摸儿子曾经用过的东西，阅读儿子的日记。斯列普佐夫痛失爱子如此悲伤，不由得让人想起契诃夫的《哀伤》（Печаль）。《哀伤》中，失去儿子的马车夫姚纳总希望向人诉说失去儿子的哀痛，却无人理睬，最后只好对着自己的马儿倾诉。而《圣诞节》中的斯列普佐夫却不想与人分享这种悲伤，只是默默地沉浸在痛失亲人的哀伤中。

纳博科夫对死亡有着独到的理解。在契诃夫的《哀伤》中，死亡是生命的结束；而在纳博科夫的《圣诞节》中，死亡是一扇门的关闭和另一扇门的开启；一个生命的结束必然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在小说的最后一节，陶罐里，儿子留下的蝶卵突然“啪”的一声裂开，“一条黑黝黝的皱皮生物正往高处爬去……这东西渐渐长出了脚爪，长出了翅膀”。这是一只硕大的印度蛾。在斯列普佐夫眼里，儿子并没有死去，儿子化成了蝶，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

斯列普佐夫对死亡的顿悟，反映了纳博科夫在20年代的思想情绪。1922年，纳博科夫的父亲被俄罗斯极右分子杀害。父亲的遇难使纳博科夫对死亡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圣诞节》中的“化蝶”情节也表达了作者对现实主义倡导的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也是他在创作中对“彼岸”主题的一种阐释。总之，在这个时期的纳博科夫创作中，很容易找到19世纪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