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明末清初的诸城形势

如果说“诸城十老”面临的社会大环境是当时汉族读书人所共同面临的处境，而山东又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中扮演了较早归顺的角色，那么，在诸城境内遭遇战乱袭击的“诸城十老”，又该何去何从呢？

诸城在明朝年间遭遇的战事极少，基本上是太平无事。“时四方无事，夜不闭户，常于三更夜读后，月上雪晴，游于峰顶，燎薪达旦，乐而忘曙”[26]，即是当时诸城读书人生活常态的写照。

然自崇祯四年（1631）年末，诸城周边不时传来兵乱的消息，并最终殃及诸城。

崇祯四年十一月，明朝武将孔有德率兵扰乱山东，先后攻陷了陵县、临邑、商河、新城等地，长驱进入胶东半岛。次年正月，他率兵攻下登州、围攻莱州，与城内明军形成对峙，搞得人心惶惶，引发了社会的动荡不安，最终在明朝大兵的攻击下，于崇祯六年二月撤离山东。

崇祯十二年，清军侵占济南，战火虽未波及诸城，但丁耀亢等人却已经感觉到了“世变人情将入劫，道穷吾党各争机”[27]的战争预兆。

崇祯十五年，清军再一次大举侵犯山东，战火蔓延至诸城，诸城遭遇重创。这次战乱，不仅县志有记载，还被记录在时人诸多文集中。虽然乾隆《诸城县志·总纪上》只是简单地记载为“（崇祯十五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我大清兵略地至县，城破”;“十六年春三月……我大清兵北归”[28]。但一个“城破”，足以说明此次战乱造成的家破人亡的惨状。其余行文里，亦不时流露出战乱给诸城民众造成的伤害，尤其是在经历过战乱的人物传记之中：

卷三十三《李卜之传》:“崇祯十五年之变，甫七岁，为大兵所获，日夜泣呼父母，哀恸行间，主将怜而归之。”

卷三十三《刘果传》:“崇祯十五年，大兵东下，土贼多乘机劫掠。”

卷三十四《李佐圣传》:“（崇祯）十五年冬，大兵东下，佐圣兄及弟皆被杀。”

卷三十四《台瞻斗传》:“崇祯十五年，大兵东下，瞻斗为铁骑所得，携至沈阳编隶，日负水，久之作苦。”

卷三十四《杨蕃传》:“崇祯十五年，城破，良家子争逃窜，宗儒为饘粥给资斧，全活甚众。”

卷三十八《王之塇传》:“崇祯十五年，城破，死之。”

卷四十一《王溥传》:“崇祯十五年，大兵过相州村，杀数百人。”

除了县志，当时还有很多人在文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战乱所带来的灾难，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诸城十老”。时年四十四岁的丁耀亢对这场战乱的体验最为深刻，其杂著《出劫纪略》就多次记载这次战乱，尤以《航海出劫始末》一文的记录最为详细：崇祯十五年的十二月十八日，清兵攻陷了诸城，“是夜，大雨雪，遥望百里，火光不绝。各村焚屠殆遍。明日，得破城之信。遣役往探，东兵已据城”。此时的诸城，到处是破败荒凉的景象，满眼是“白骨成堆，城堞夷毁，路无行人。至城中，见一二老寡妪出于灰烬中，母兄寥寥，对泣而已”；社会秩序更是混乱，“时县无官，市无人，野无农，村巷无驴马牛羊，城中仕宦屠毁尽矣”。[29]李澄中《与李辉岩使君》则曰：“诸自壬午罹兵燹，继以戊申地震，当时抚君刘增美先生勘荒，谓东省被灾之惨，惟诸为甚。”[30]张侗《卞氏传》也有描述：“壬午后，海上大乱，壮者毙锋镝，髦稚累累填于壑。”[31]

诸城兵燹不仅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灾难，身处其境的“诸城十老”亦深受其害。其中丁耀亢、张衍和张侗、隋平等家族损失尤为惨重，不仅财产丧失大半，还失去了许多家族成员。

诸城战乱时，丁耀亢虽然带领老母亲、妻儿等逃到了海州清风岛避难，但他的大哥丁耀斗、胞弟丁耀心和侄子丁豸佳、丁大谷等人，却因率领民众护城而伤亡惨重，“胞弟举人耀心、侄举人大谷皆殉难，长兄虹野（丁耀斗）父子皆被创，居宅焚毁，赤贫徒步，奴仆死散殆尽，苟活而已”[32]。对此乾隆《诸城县志》亦有记载，如：

卷三十一《丁传》:“崇祯十五年，父大谷遇害，年十四，忍泣不敢哭。藁葬后，乃与族兄亮共舁祖母逃入山，备极艰苦。”

卷三十六《丁豸佳传》:“崇祯十五年，为大兵所伤，跛一足，遂无意进取。”

卷三十八《丁大谷传》:“十五年之变，大谷出赀纠乡兵防守。城将溃，遣其子归侍老母，曰：‘吾不返矣。’遂死于东门。后志载守城殉难者，又有丁耀心、陈司铎、鉴桂三人，皆举人。”

卷四十五《列女传》:“聂氏，举人丁大谷妻。崇祯十五年城陷，大谷遇害。聂曰：‘良人世族，死而无传，吾不忍也。’指幼子曰：‘存尔父者，惟吾与汝。’遂携以逃。兵退，收大谷尸葬之。”

时隔多年，丁耀亢对诸城战乱带来的伤痛仍难以忘怀，在他的诗文中还是一再提及：“避兵入海，城廓非故。家无遗粟，人如脱兔”（《自述年谱以代挽歌》）,“謇壬午之遘祸兮，城邑沸而土崩”（《怀仙感遇赋》）。晚年，看着死于战乱的二哥丁耀昴遗留的故居，依然发出“乱后池塘已半非，孤坟松柏尚依依”的感慨，一想到二哥之子丁延绪“身后遗孤遇乱无”（《丁未人日过亡兄觐微旧居有感二首》），就很伤感。

同样的，张衍和张佳之生母徐氏在战乱中的罹难，亦成为张氏族人心中难以磨灭的痛与恨。对徐氏遇难一事，李澄中在《张母徐孺人墓表》有详细记载：“明壬午岁，清兵下山左，诸郡县多残破。其明年正月二十六日，铁骑大至，孺人从邻妪匿场圃积草中，为兵所获，刃数人，孺人绐之曰：‘予汝金可免死否？’兵喜随至门，孺人自计曰：‘此吾死所也。’反骂兵，兵怒，抽矢射之，遂死。”[33]张母徐氏如此悲壮的惨死，成为张衍和张佳一生的痛。张衍“暨母氏徐孺人死于兵难，哭祭终身”[34]；张佳在徐母殉难时只有五岁，成年后“塾师命题今之孝者，佳属草泪下，卷尽湿”[35]。

隋平的祖母王氏，亦在这场战乱中遇难。乾隆《诸城县志·列女传》记载：“王氏，诸生隋毓仑妻，年二十一。崇祯十五年，大兵东下，王时已寡，匿穴中，铁骑搜得之，置马上，王自投而下，以首触刀环，不屈，死。”[36]

战乱发生时，十四岁的李澄中随父亲李凤郊和二哥李述中（字彭仲）逃难，成年之后对这场战乱依然记忆犹新。其《先仲兄彭仲公行状》一文云：“壬午岁，值兵乱，杀人遍原野。当是时，兄年十八，予甫十四。先府君携两幼子出入兵火间，日夜忧思，无所赖。兄乃为孺子戏以娱先府君意，又识趋避以左右先府君，故卒免于难。”[37]虽然李澄中家族在战乱中没有人员伤亡，但他日后回忆起经历过的战乱仍是厌倦的，“四海有秋今细雨，十年无事厌谈兵”（《雨后喜徐栩野至自渠丘》）,“地僻闻豺虎，身衰畏鼓鼙”（《端阳后二日与赵壶石过放鹤园纪事》）。

可以说，这场战乱让许多诸城民众家破人亡，带来的伤害要远远大于明清鼎革。丁耀亢《山居志》亦云：“是年冬，乃有屠城之变。山林化为盗薮，浮海余生，流离南北，藏书散失，云封苔卧，而主人为逋客矣。”[38]

然城破后，诸城民众还没来得及修复伤痛的心情，各类“土寇”、“土贼”层出不穷，“甲申春，土寇复炽”、“至三月闻闯信……（三月终）乃知有闯逆之变”[39],“顺治元年，土贼丘凝休、王玉山等聚众攻城”[40],“顺治元年，土寇李德斋等掠其村，祖通死之，桢右背被伤”[41]。直到顺治七年，“土贼”依然不时地引发骚乱。他们的出现，无疑更加剧了诸城民众的苦难，“时残破之余，劫杀相习。乱民经闯宦纵恶之势，藏身衙胥，以巨室寒士为奇货，草野之间，动相杀害”[42]。仅乾隆《诸城县志·列女传》中，就记载了诸多因这一时期迭起的战乱而丧失性命的女性：

“郑氏，员外郎刘必显妻，事舅姑，至孝。崇祯十五年，大兵东下，土寇乘间窃发，举家避难胶州孝苑村。寇围其屋，郑矢死不辱，自缢死。”

“郑氏，生员王沛恺妻。崇祯十五年从姑曹避乱琅邪台，寇欲辱之，骂求死，妇姑乃同毙于台下。”

“马氏，逸其夫名。顺治元年，土寇至，夫与子皆被杀，复系马将出门，马绐之曰：‘吾家井中有财物，可返取。’比至，投井而死。”

“沈氏，孝子王斗维妻，年二十三。值土寇蜂起，斗维以庐墓被杀，沈哭曰：‘子从父死，妻不当从夫亡乎？’戚党劝之乃止。抚周岁孤儿伟，备尝艰苦，躬亲教诲。至顺治九年，西山土寇至，或劝之避。沈曰：‘夫柩未葬，去将焉往，此吾从夫地下时也。’寇至大骂，遂于斗维柩前遇害。”

以上仅仅是死于战乱的有名可考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的是籍籍无名的普通民众。据康熙《诸城县志·户口》记载：直至清朝定鼎，诸城人口从四万六千多减至不足一万。[43]

因为战乱迭起，诸城不仅有许多民众失去了生命，还有大批民众的财物被掠夺。如乾隆《诸城县志·列女传》记载：“崇祯十五年，（李）作哲死于兵，作圣、作谋被掠，李氏无孑遗，田园为豪强夺去。”

这种惨痛的经历，丁耀亢都有切身体验，其《保全残业示后人存记》就有详细记录：“至甲申入海，而闯官莅任，则土贼豪恶，投为胥役，虎借豺藂，鹰假鹯翼，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产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资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纷如鼎沸，大家茫无恒业。”[44]

从以上叙述中可知，乾隆《诸城县志》所言“城破”，也暗含着另一层深意，即诸城士绅率领民众誓死抵抗清军入侵，护城卫家，直至城破殉国。

除了丁耀亢家族成员参与护城外，与“诸城十老”交好的臧氏家族也参与了守城，并且是人员伤亡最惨烈的家族，乾隆《诸城县志》对此亦有记录：

卷三十一《臧允德传》:“崇祯十五年，家门多死难者，允德于兵燹中，厝置数丧，皆尽礼。”

卷三十八《臧尔令传》:“崇祯十五年冬，大兵南下，缙绅分任守城之责，尔令率子姓守西南隅。十二月十四日，城破，遇杀。……（子）世德已脱于难，闻父变，奔至，抱尸大哭，遂遇害。永德以力战，死于西南门外。尔令弟尔寿、兄子嗣德，俱同日死。”

卷三十八《臧尔寿传》:“城破，（臧尔寿）死。”

卷三十八《臧嗣德传》:“大兵入，（臧嗣德）衣朝服，端坐厅事，遇害。”

因此可以说，自诸城战乱始，诸城民众就陷入了无法阻挡的灾难里，处于社会动荡的水深火热中。清兵入侵造成的破败和社会混乱还没有结束，各路“土贼”、“土寇”的骚扰又不断兴起，“何处求安土，残城又负戈”，再加上官府的催科，“官兵犹报捷，县令正催科”（《闻辛卯三月贼过诸城》）[45]，还有旱灾、蝗灾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不断侵袭，种种灾难叠加在一起，将诸城民众推入了无尽的苦难之中。可以说，早在明清鼎革、山东投降的局势出现之前，崇祯十五年的清兵入侵诸城，已经给了诸城民众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这种打击带来的伤痛不是一人一时的，而是诸城民众几代人共同的伤痛。所以当李自成义军入侵诸城、诸城境内及周边“土寇”频起以及明亡清立的消息接踵而来，这对诸城民众而言，只不过是雪上加霜、伤口撒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