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佛禅与士绅名流及政治

赵宋王朝自建国至灭亡的319年间，政治上始终处于少数民族贵族的胁迫之下，经济、军事积贫积弱，百姓饱受赋税重压、兵丁徭役之苦，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最屈辱的封建王朝。也正因如此，宋朝的历代皇帝除了加强中央集权国家机器对人民的控制和统治，还特别重视思想意识形态与政治需要的结合与运用。佛教，相对于儒、道而言，在精神上更能将人从苦难的现实人生引向虚幻缥缈的“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极乐彼岸，给人以心灵的慰藉。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和心理，除宋徽宗上演过佛教“道化”闹剧和宋钦宗暂时权宜之用外，北宋的历代皇帝对佛禅均采取扶持和利用态度。到了偏安一隅的南宋，释氏大盛不仅表现在僧徒日众，寺院冗繁，更为显著的是佛教寺院的经济实力极为雄厚，这显然与南宋王朝国用不足是格格不入的。于是，南宋各帝对佛禅发展采取既限制又扶持并以后者为主的矛盾举措，现举隅列次分述如下。

南宋诸帝以高宗赵构对佛教的态度最为复杂。绍兴和议前，他赞成大量发放度牒以资国用，且有批佛阅经之举：“上每于禁中，书《金刚》《圆觉》《普门品》《心经》《七佛偈》等。暇日，尝自披读以发圣解。”[1]逢征伐等非常之时，还亲诣寺院焚香祈祝。绍兴和议以后，出于恢复经济的需要，高宗采取征收僧人“免丁税”“住放度牒”的办法限制佛教的发展。据史料记载，有臣子向高宗建议“多卖度牒，以资国用”。但高宗认为：“一度牒所得不过二亘缗，而一夫不耕矣，若住拨十年，其徒自少矣。”[2]又说：“朕见士大夫奉佛，期间议论多有及度牒者。朕谓至今田菜多荒，不耕而食者犹有二十万人，若更给度牒，是驱农为僧。”[3]不仅如此，他还采纳贺允中“重行书填，欲遍下州县，遵依现行条限缴申；若州县寺观主首有违条限，依法断罪。……”[4]的建议，从法律上给各种伪冒僧众者惩罚和打击。尽管如此，高宗还是一再申明“非有意绝之，正恐僧多而不耕者众，故暂停度僧”。[5]

孝宗即位后，一改其父抑佛之策，高扬佛老之学。据史料载，孝宗耽嗜佛老，与佛结缘甚深，与寺院禅僧往来极为密切。他还是普安郡王时，就倾慕宗杲大名，后来在建邸遣使请宗杲为众说法，御书“妙喜庵”并作真赞相赐：“生灭不灭，常住不住。圆寂空明，随物现处。”即位后，又赐号大慧禅师，对其恩宠加厚欲。宗杲圆寂之日，孝宗更是志哀嗟悼，改明月堂为妙喜庵，赐谥普觉。[6]孝宗不仅拜倒在佛国“皇帝”宗杲的脚下，其与灵隐慧远、德光、宝印禅师亦法缘深厚，先后诏他们入内观堂或选德殿讲经释理、论辩三教，这在传世文献中多有记载：

（淳熙元年二月），五月召灵隐远禅师。入对便殿。[7]

是冬（淳熙三年冬），召（佛照德光禅师）入观堂，留五昼夜，数问佛法。……明年，再对，晋《宗门直指》，以都下劳应接，丐闲山林。七年夏，上用仁宗待大觉禅师环琏故事，亦以育王处之。逮移御重华，趣令入觐，漏下十刻乃退。绍熙四年，改立径山，师力辞，孝宗曰：“欲时相见耳。”……[8]

淳熙七年七月至行在所，至尊寿皇圣帝降中使召（宝印禅师）入禁中，以老病足蹇，赐肩舆，于东华门内赐食，于观堂引对，于选德殿特赐坐，劳问良渥。……[9]

这些文献表明孝宗皇帝与禅僧法师往来密切，并且恩遇有加。此外，孝宗亲制《原道论》并于此提出了“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主张[10]；淳熙十年二月为《圆觉经注》并命宝印禅师作序[11]；制《观世音菩萨赞》[12]、撰《赞 〈法华经〉》[13]以及乾道三年上天竺寺于大士前欣然致拜（《临安上天竺沙门释若讷传三》）[14]，以上诸行都表明孝宗法缘远在其先祖之上，禅学修养最高。

孝宗之后，历光、宁、理、度直至南宋灭亡，诸帝也都信奉佛教，或新建佛禅寺院，使南宋佛禅寺院大为增加，仅杭州一地就由北宋神、哲宗年间的360所增至480余所；或推行佛教管理的新举措，以嘉定年间（1208—1224）实行“五山十刹”制度最为典型；或赐高僧师号、谥号，如庆元三年（1197），宋宁宗旌表天台祖师，绍定二年（1229）理宗赐法昭法师为佛光法师，咸淳九年（1273）佛光照法师示寂度宗赐谥普通法师，等等，以此昭示对佛禅寺僧的礼遇。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宋皇室的好佛之风深深影响着士绅阶层的向佛、好佛、学佛、参佛的禅悦之风，高官名吏濡染禅林者可谓比比皆是。且不说“濂洛之说未盛，儒者大抵沿唐代余风，大抵归心释教”[15]，北宋特别是宋初士绅大多游走于儒、佛之间，儒士参禅，阴禅阳儒，就是到南宋宰辅名公大吏，他们在沿袭韩愈排佛风尚的同时，依然走着与禅僧往还、吟诗唱和、友结方外的以佛法为世法的三教合一的文化交融与互渗的道路。对此，南宋道融禅师曾简明扼要地描绘宋代官僚士绅参禅礼佛的盛况：

本朝富郑公弼，问道于投子颙禅师，书尺偈颂凡一十四纸，碑于台之鸿福两廊壁间，灼见前辈主法之严，王公贵人信道之笃也。郑国公社稷重臣，晚岁知向之如此，而颙必有大过人者，自谓与颙有所警发。士大夫中谛信此道，能忘齿屈势，奋发猛利，期于彻证而后已。如杨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见广慧琏、石门聪、并慈明诸大老，激扬唱酬，斑斑见诸禅书。杨无为之于白云端，张无尽之于兜率悦，皆扣关击节，彻证源底，非苟然者也。近世张无垢侍郎、李汉老参政、吕居仁学士，皆见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谓之方外道友。爱憎逆顺，雷挥电扫，脱略世俗拘忌，观者敛衽辟易，罔窥涯涘。然士君子相求于空闲寂寞之滨，拟栖心禅寂，发挥本有而已。[16]

的确如此，南宋不少名臣，从李纲（1083—1140，南宋宰相）《易》与《华严》之相融、以禅宗“平常心是道”融汇出世与入世之道，到张九成（1092—1159，历任剑佥、著作郎、礼部侍郎兼侍讲）阳儒阴释、借儒谈禅、儒释熔于一炉；从张浚（1097—1164，南宋宰相）以将相身份入席听宗杲为众说法到冯楫（? —1153，曾任给事中、知邛州）身在官场、心系佛门；从李邴（1085—1146，官至兵部侍郎）虔诚向佛、参悟话头到李弥逊（1085—1153，官至试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精进佛道、博究经典，实际上都在践履着孝宗“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主张。

综上所述，由于帝王的扶持和王公贵胄、显官名流的追随与外护，三教融摄之风弥漫朝野，佛禅宗教在南宋发展势头有增无减。佛教特别是禅宗在政治层面的渗透、结合与作用无疑对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朱熹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