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校勘

作为一部古籍整理著作，笔者首先关注的是他的校勘底本及主要对校本。因为，如果底本与对校本选择不当，校勘的质量在不小程度上都将打折扣。据《新编元稹集·凡例》，吴伟斌先生选择的底本是明代马元调刊本《元氏长庆集》，但他接着又说“底本见诸《四库全书·元氏长庆集》”，其《前言》也说“所据底本就是《四库全书》选录的由马元调整理的《元氏长庆集》”，则吴先生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明马元调刊本。但稍有文献常识者即能明白，马本是马本，库本是库本，库本是以马本为底本经四库馆臣校勘的整理本，二者岂能等同视之？如卷一《思归乐》：

续表

显然，吴伟斌先生没有搞清楚马本和库本的关系，虽然吴伟斌先生说“底本见诸《四库全书·元氏长庆集》”，但他实际使用的校勘底本是马本而不是库本。如果吴伟斌先生稍微细心一些，将马本与库本稍作对勘，混淆马本与库本的错误就完全可以避免，而他既误以库本为马本，库本实际上就被他排除在了参校本之外。

校勘成果主要体现在校勘者撰写的校记上。校记“可以使校正者有据，误校者留迹，两通或多歧者存异”。虽然校记的具体写法没有一个绝对固定的操作程式，但基本的原则与基本术语还是有的。所谓基本原则，是说校记须去芜存精，简明扼要，能省则省，避免啰里啰唆罗列异本、异文。如果底本与主要对校本文字一致，则不宜出校。《新编元稹集》的校记，是笔者见过的古籍整理著作中最烦琐累赘、最没章法的校记。具体说来有三种情况。其一，无论底本与主要对校本有无异文，吴伟斌先生每篇诗文必有一条校记。甚至存目（吴伟斌先生称之为“辑佚”）诗文也有一条校记。如《新编元稹集》开篇《答时务策三道》，吴先生校记如下：“答时务策三道：本佚失文所据《旧唐书·礼仪志》的内容，又见《新唐书·选举志》《通志·选举略》《通典·选举》《唐会要·帖经条例》《文献通考·选举考》《近事会元·帖经》《玉海·唐明经举》《渊鉴类函·选举》，文字（指题目——引者注）基本相同；所据《旧唐书·元稹传》‘十五两经擢第’之记载，又见元稹《诲侄等书》《同州刺史谢上表》、白居易《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等，文字基本一致。”而且，一条校记往往短则数十字，长则数千字。如《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第一条校记，吴伟斌先生就写了2000多字，其中真正属于校记的文字，只有20余字，其余都是吴伟斌先生夹带进来的“私货”。其二，校记中的很多文字，其实与校勘工作无关，参前引。其三，将现代人的著述写在校记中。如第8197页《蔷薇》校记云：“蔷薇：又见《元稹集》（指中华书局版《元稹集》，有1982年版与2000年版——引者注）、《全唐诗续补》（闻一多著）、《编年笺注》（杨军著，三秦出版社诗歌卷2002年版、散文卷2008年版），均不见异文。”按校勘通例，诸主要对校本没有异文，或没有重要异文，都不需出校。既然无异文可录，要这条校记干嘛？而且，现代人的著述，无论重要与否，都不宜列入主要对校本（《凡例》也没有将这些现代人的著述列入对校本），最多只能是校勘时的参考。前人整理本能列入对校本的，只有古代为数不多的校勘大家的精校本。

至于校记之撰写，吴伟斌先生同样过于随意。如《凡例》云：“其中本书稿工作底本的马本《元氏长庆集》、杨本《元氏长庆集》、宋蜀本《元氏长庆集》（书名应为《新刊元微之文集》——引者注）、兰雪堂本《元氏长庆集》、丛刊本《元氏长庆集》，分别简称为‘马本’、‘杨本’、‘宋蜀本’、‘兰雪堂本’、‘丛刊本’，以节约篇幅。”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吴伟斌先生并未严守这一原则。如《西斋小松二首》校记：“柔苙渐依条：宋蜀本《元氏长庆集》、兰雪堂本《元氏长庆集》、丛刊本《元氏长庆集》（以下分别简称‘宋蜀本’、‘兰雪堂本’、‘丛刊本’，以节约篇幅；同样，作为本书稿工作底本的马本《元氏长庆集》，亦一并简称为‘马本’；其他如杨本《元氏长庆集》、张校宋本《元氏长庆集》《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因出现频率较高，为了节约篇幅，也一并简称为‘杨本’、‘张校宋本’、《全诗》《全文》《英华》）。”在一条校记中出现本应在“凡例”出现的文字，已属不当，何况这些文字刚刚在“凡例”中已出现过，此处再抄录一遍，更属违例，“节约篇幅”云云，从何谈起！

吴伟斌先生《新编元稹集》的校勘底本，选择的是明马元调本。马元调本“间或注释一二”（马本“凡例”），并不都是元稹之文字。既然如此，校勘者自宜详加鉴别，杜绝元集中混入马氏之文。除马本外，有不杂他人文字的残宋浙本（吴先生未见）、残宋蜀本、明杨循吉影抄宋本、明董氏茭门别墅本、明华坚兰雪堂活字本存世。只要将马本与他本细加比勘，剔除马氏注释之文字，是一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事儿。但是，吴先生过于粗心了，有的地方马氏注释文字并未剔除。如第2194页《和乐天初授户曹喜而言志》，题下即有如下一段文字：“乐天为左拾遗，岁满当迁，帝以资浅且家贫，听自择官。乐天请以翰林学士兼京兆户曹参军以便养，诏可。”这段文字，元集其他版本（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外）均没有。马元调《重刻元氏长庆集凡例》云：马氏自注文字“与公（元稹——引者注）自注语气自是不同，读者自喻，决无相乱之虑耳。”马元调没有说谎，马氏注释文字确实与元稹自注“语气”区别明显，但吴先生还是“相乱”了，这有点儿让人理解不了。

吴先生在《前言》部分曾自豪地介绍说：“传统意义的校勘，只是出示某一作家在不同版本的诗文集间的异文，不及其他。我们对元稹诗文集的校勘，不仅顾及《元氏长庆集》各种不同版本的异文，同时还兼及目前能够见到的有关元稹诗文的绝大多数文献。”并举例说，自己校勘元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参校文献有12种之多，“分别比其他的同类著作如《元稹集》《编年笺注》校勘同一文篇多出九种和八种”。从事校勘工作的很多人都知道，参校文献不是越多越好，对参校文献也不应该一视同仁。不管萝卜白菜，统统放进锅里，煮成一锅大杂烩，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且不说吴先生将清代嘉庆、道光时人徐松所著《登科记考》等列入重要参校文献合适与否，只说纳入参校文献的这些文献，他校勘时用的是何种版本，《凡例》中也没有任何说明。根据该书附录部分开列的约1500种文献，我们知道，吴先生较他人多出的参校文献，所用版本基本都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事实上，很多文献有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更早更好的版本存世。这从古籍整理上来说，遗弃更早更好的版本不用，而选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是很不恰当的一种选择。因此，对吴先生颇为自豪的这一优点，相信很多熟悉古籍整理的人都是不能首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