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启蒙到革命：文学的任务和难题
一 经验的聚集
深入晚清失败历史的深处寻求现代中国启蒙的动力美学，为现代中国的启蒙先声寻求历史的政治理解，对于当下思考现代中国美学的诸多问题来说，既不失为一种切实的思路，也可以说是各种不同现代问题的理论前提。然而，就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来说，这样一种理论思路指向的却不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问题。作出这种判断不仅是因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叙述中同样凝聚着失败历史中的感知和经验，更是由于在这种理论的经验中聚集着失败历史中理智的痛苦和政治的想象，因而，它既是一种凝聚着感性经验的美学，也是一种试图从感性经验中超离而获得普遍理解的现代性理论的探求。“对于晚清时代的士大夫而言，1894—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它意味着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改革的失败，也意味着即使有所改良，传统的制度和知识谱系也不足以应对严峻的现实。在士大夫心理严重受挫的背景下，重构新的世界观和知识系统，进而为制度的改革创造理论的前提，成为迫切的任务。”[1]在失败经验中重构民族国家新的认识观念并非易事，而对晚清一代文学家来说，他们一方面承接了集体的失败经验，另一方面又在个人经验中寻找个人与民族国家得以重合的认知路径。
这种聚集于个人经验中的双重努力一直可以追溯到晚清的黄遵宪。作为晚清一代知识分子的黄遵宪在个人经验的意义上还具有另外一重特征：在异质文化的交接碰撞中所强化的启蒙自觉。黄遵宪曾任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的外交使节十余年，其海外见闻和感受入诗比之一般的现象罗列更易于产生审美共鸣。于是，以诗歌形式来表达不断被强化的个人经验和认识，不仅是个人经验外化的自然选择，而且，比之空洞刻板的理论解说，这些富于个人感受的文学表达也更容易召唤读者产生共鸣。这些诗歌不仅能“洞明世界大势”，而且“性情笃挚”，与传统诗坛的艰涩和陈腐恰成对照，堪为民族性现代启蒙的心声。黄遵宪少年时代即在诗歌创作方面有独创的新变气象，而海外诸国的见闻和体验也增加了他文学经验中对现代世界的认知，从诗歌中出现的新名词、新景观和新事物到提倡“诗界革命”，文学不再满足于传统诗坛的艰涩和陈腐，新的世界要进入文学和文学容纳新的世界才能进入读者内心，这种逻辑的相关性使文学在自身内部寻求变革的要求越来越具有现实性。新事物进入文学并非仅仅是现象铺陈，还有从经验现象和感受体验出发而获得的对新事物的个人化表达，在这种经验的符号形式中人们甚至发现，崭新世界的开端并非出自新展开的历史一页，而是在个体深处新异经验的传递和启蒙想象的触发，这种符号传播的形式从一开始是个人化的、文学性的形式，但正是这种形式为普遍的现代文化启蒙打开了可能的政治维度。
除了个人新异经验的激发以外，积贫积弱的社会政治现实也为西方现代观念的输入和接受提供了广泛的思想土壤。以“进化”观为先导的现代观念引导中国民众开始展望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实”的未来的“现实”，在这种展望中，“现代”在一种观念先导中展开了一种富于审美气质的想象性展望，正是这种展望构成了真正的富于政治启蒙性的开场，并带动了进一步的文化选择。
正如不少论者指出的那样，在启蒙的意义上，中西方文化的选择在路径和方法上存在明显差异。在西方，耶稣基督成为道德与精神的象征。虽然在《圣经》中并不缺乏对人间苦难的描述，然而耶稣缺少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在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对人性和人类的悲惨生活给予了更大程度的关注，要求在内在精神价值与外在制度价值之间作出划分，两种价值的划分所带动的社会分化进一步将内在与外在的价值尺度并列起来，这一过程也被看作西方现代启蒙运动的具体进程，而与这一进程相伴随的是人的内在价值与外在社会诉求之间的不平衡，甚至是内在紧张：以往对永恒之物的神学信仰也开始容纳以“恶”为表现形态的现代历史的进步性力量，宗教的制约性力量在这一过程中逐渐遭到瓦解，以“现代”为表现形态的“现实需要”日益成为社会的共同主题。
与西方在价值的分化与瓦解中奠定现代性原则的历史不同，中国的近现代启蒙是用西方的现代性观念来强化现实政治的信念。在强化中包含着政治的“进化”与“转化”的信念。在现代的“进化”观念中又含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现实关系和历史准则的现代普适理念，虽然后者在逻辑上构成了对前者的否定，但是，在改造社会现实的内在冲动的意义上，后者的绝对性却强化了生命个体的豪情和绝对的生命内在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启蒙在审美与现实之间是一种同构的关系。从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在现有的各种价值观念中加以重新选择成为时代性的价值风向，然而，各种不同的选择都没有忽视文学在启发“民智”方面的工具价值。由此促使文学审美与现实政治发生新的动力协同关系。
二 启蒙：在文学世界中开启
有论者指出：中国现代启蒙与西方现代启蒙存在一个明显的区别：后者在西方的产生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充分发展的结果，而在中国，由于尚不存在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启蒙作为一种价值选择和观念先导的作用就因此越发明显，作为社会运动的启蒙需要深入人心的感召力量的发动，因此需要作为一种社会动员形式的公共文化形式作为载体或媒介。[2]
从中国现代启蒙的发生根源来看，西方现代启蒙思潮的引进和传播是学术界共同认可的一种来源。此外，学术界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非主流观念构成了中国现代启蒙的传统文化动力。中国现代启蒙观念的孕育来源于现代西方文化的激发与内在传统文化土壤的培育，用这种内外因结合的形式来分析中国现代启蒙的文化动力问题是符合哲学逻辑的基础结构要求的。
与上述判断形成对照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启蒙的过程在不凭借相应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如何在外来观念的启发中获取实践性的启蒙力量；或者也可以说，作为“题中应有之义”的“启蒙”如何在现实的启蒙需要中获得实践性的展开，并实现启蒙观念从外在向自发的转向。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成为启蒙者的用力所在。所以，问题的重要性并不首先表现在文学如何担负现代使命，而在于现代使命的完成为何首先在文学世界中开启。
恰逢过渡时代，革命便应运而生。启蒙的现代性虽然作为历史准则承担了中国政治革命的现代使命，但是，无论是作为展开的方式还是落实为体现政治合理性的制度设计，启蒙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都显得相当遥远。晚清以来的社会现实及东西方文化在异质差异中带给中国人的价值比较为在客观上将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凝聚成为一种改造现实的推动力量创造了条件。作为处在中外古今文化相互碰撞阶段的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本身也是近现代阶段不同观念相互碰撞的结果，其中现代思想与古代传统之间的碰撞乃至冲突最为激烈，在相互碰撞中观念之间又相互汲取，加之外来文化在推广过程中的曲解和误读，使启蒙主义呈现出内在的多元性和矛盾性的特点。这也是在启蒙之初诸多社会不同力量在不同程度上都能参与或支持社会变革的价值前提。
正是由于近现代启蒙主义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矛盾性，通过文学来实践社会革新的探索意义也就成为启蒙主义时代赋予文学的政治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明确地将诗歌创作活动上升到理论层面，并进而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张：“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3]在梁启超热烈召唤诗界哥伦布的诞生时，诗界革命已经具有了具体的形式和发生的条件。诗歌在表现内容上的变革与表达形式间的关联显而易见。就表现内容而言，以现代欧洲的精神思想为来源改造传统诗歌的旧有形式，借此开启中国民智，启发现代变革，是梁启超“诗界革命”的中心用意所在。
作为中国社会现代性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启蒙一开始就选择从三个层面来展开：一是启发个体精神发展的历程意识。此一阶段表征着个体精神发展独立性的开始，使之初步具备现代个体的精神特质。二是确立现代社会运行的公认原则。现代社会是人们对社会合理性加以追求的产物，也是人按照自身的理性来建造的融合于自己的世界。三是给予不同知识模式以相对独立性，以便于保证个人主体性和社会合理性在知识逻辑的意义上可以得到辩护和伸张。在上述三个不同层面中包含着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既紧张又相成的张力结构。从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来看，现代启蒙在强调个人主体性的同时也在对社会合理性的程度做充分的允诺，这既为审美批评的扎根创造了发育的土壤，也为审美批评的独立与批判提供了可能。从1861年至1919年，现代启蒙在中国大体经历了器物层面上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经济现代化，到制度层面上以“宪政”为目标的制度维新、改良和革命的政治现代化，再到思想文化层面上以“民主”“自由”和“科学”为目标的思想现代化的过程，在不长的时间中迅速转换。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以思想文化的启蒙为引导，以物质富裕、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国力强盛为目标，以体制变更为保证来展开的。
然而，与这种热切的期待相对照的现实是，辛亥革命后，皇权虽已崩溃，但旧的观念、风习和信仰依然牢固，政治上的保守势力还在不断推动着读经和复辟的活动，思想文化上的滞后和压抑阻碍了国人对现代的进一步追求。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倡导和追求一种新鲜活泼的思想文化氛围乃是现代启蒙的首要选择。这种看法与此时期的梁启超形成了呼应。梁启超“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理论与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而非革其形式”的策略定向，开始了从形式到内容的过渡。
如果说文学革命是一场通过文学的感性召唤力而深入人的意识与观念层面的变革，那么，从诗界革命而来的革命动力也将推动观念表达的新形式的诞生，这为20世纪初一场名为“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从表面上看，“小说界革命”固然与维新派为配合其改良群治的政治运动而提出，但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和距离又进一步强化了文学形式向小说体裁的转向，而在客观效果上，承载更多社会现实能量和包含更大矛盾张力的小说很快突破政治上党派的局限，得到文学界有识之士的广泛欢迎。与这种逐渐展开的文学形式相应的是，“革命”观念逐渐突破了固有“文学”介质的约束，而进入更为无形的观念与意识领域，以至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风尚。
三 启蒙精神与审美危机
文学从诗歌向小说的转向，不仅是一种体裁形式的转移，而且是文学政治获得进一步展开的标志。1902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可以作为这一文学转向和自我实现的最初理论表达，在对“新小说”的呼唤中，文学承担启蒙的政治使命成为文学革命性的历史“标记”，之后不断涌现的新小说刊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通常情况下，当我们注目于“文学的政治性”或“革命性”时，由文学所承担的“政治性”或“革命性”本身的巨大与炫目会遮蔽文学自身的存在，使置身于某个政治时代和革命激情中的人忽略承载这一“政治性”或“革命性”的具体存在，这种被忽略的存在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审美的危机”。审美的危机之所以有可能发生是由于存在着审美形式被有意或无意地加以忽视的条件和可能，一旦这些条件足够充分，或者在某种情况下被某种认知机制加以放大，审美的危机就有可能发生。
然而，启蒙主义文学却以另一种形式来表征审美的活力，或者也可以说，在启蒙的任务和文学的表达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特别的文学表达形式。从启蒙时代以来，传统文学的文体形式被启蒙主义以来的新文体所取代，文体形式的变化为启蒙时代的开启争取到了一个具象化感知和呈现的机会。由此人们可以进一步认定，文体总是某个时代的文化表达欲求加以变化的体现，它成为作家对现实、历史、文化进行综合选择的结果。一个时代的作家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文化依托，他们会仔细塑造自己的“言说”方式，并进而形成与之相对应的文体形态。所以，文体的革新也就不仅仅是文学形式的单纯演进，它隐秘地潜藏着一个时代的美学精神、社会文化心理、哲学观念及新的审美机制的生成。
就启蒙主义时代而言，由于现代启蒙的呼唤和社会主题的明确引导，文学家们也逐渐形成了现代的时空观念，这种时空观念有效地参与现代作家新型文体观的孕育。马克思、恩格斯在150年前对现代性社会状态的描述是：在持续不断的生产革命、社会环境的变动中，一切牢固的传统关系都被瓦解了。所以新的形式还没有固定下来就过时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融化在空气中，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而我们当下的世界的变化其速度更快，程度更大。现代社会以无限的未来发展为目标，带动社会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加速运转，技术、商业、传媒等一切活动都加入迅速变化的社会运动中。就在整个社会都在共同的现代轴心旋转的时候，文学在自身的内部却产生出两种不同的力量，一方面，文学继续承担着引导、启发和感召社会力量加入现代启蒙的社会革命的任务；另一方面，加速运动的现代社会的同心力量又促使文学生成一种“离心运动”的文化主题，在启蒙主义时代，后者不仅总是较前者微弱，而且总是因前者的巨大“同心引力”的存在而存在。从文学这微弱的“离心运动”的视角看出去，社会现实以零散的事件原子的形式存在，而自我作为无意义的原子迷失在空洞的社会呐喊的喧嚣中。这种“同心”与“离心”运动的反差性存在不仅容纳了启蒙主义的多元价值，而且延续了不同价值间的碰撞。这种内部存在的张力结构其强度一旦跃出文学的固有边界，其内在的主题演变将推动启蒙主义时代的主题演变。
当现代启蒙通过文学来完成其价值选择与观念先导的任务时，作为感性文化形式的文学与作为公共文化载体要求的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矛盾，人们需要在文学理想和现实利益两者兼顾的意义上来回答这个问题：作为承担政治使命的现代文学是否需要重新安排审美的位置或者重新定义审美。在20世纪中国小说的历史缝隙间不仅存在着文学与政治的正向契合，而且有学者敏锐地发现：在革命的社会历史“大叙事”与文学的审美“小叙事”间存在不对等和不和谐，后者恰恰是在理论上以“小说界革命”和“新小说”的差异而展开，在他看来，“用‘小说界革命’的理论主张来阐释新小说的创作，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这两者之间并不能画等号，除了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必不可免的距离外，更因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是维新派为配合其改良群治的政治运动而提出的，虽然其政治主张适逢其时，很快打破了政治主张上党派的局限，得到文学界有识之士的广泛欢迎，但这一时期有成就的新小说家，并非都毫无保留地站在‘小说界革命’的旗帜下”[4]。这种区分暗含了文学在历史和理论的层面上围绕着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矛盾性。
特里·伊格尔顿在描述前启蒙时代的美学状况时，特别描述了哲学在理性的旺盛与感性的苍白之间的反差，这种反差有益于我们理解美学在前启蒙时代的出现如同“飞地”一般令人震惊的现象，伊格尔顿认为这种震惊源于对理性的如下判断：“没有什么比占统治地位的理性更无能的了，因为它除自身概念之外便一无所知，还被禁止去探索情感和知觉的本质。”[5]美学在现代以学科的形式出现，意味着感性在文化形式的表达领域开始有了更为强烈和直接的欲求。与伊格尔顿对前启蒙时代美学状况的判断不同：理性旺盛却并非一无所知，感性形式的文学虽不苍白，却难掩其内在的矛盾，正是后者构成了启蒙主义文学的内在张力，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的特殊难题，即下述两个方面。
1.在自由的文学表达和先行设定的启蒙任务之间的矛盾
启蒙的首要任务是摧毁传统专制。现代理性价值的阐释和发挥必然成为启蒙时代的文学表达。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一个现有存在连续的、多方面的整体结构，那么，存在于这一结构中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联系，彼此之间在价值判断和观念构成上都存在互补与趋同的联系。到了启蒙时代，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现代启蒙观念虽然是各种不同现代观念阐发的概括性表达，但现代理性价值尚未在主体上得到落实，如何在一个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既成“目的论”宇宙秩序中分解已有的连接链条，建立完整的现代理性价值的结构，是摆在启蒙者面前的巨大考验。
现代理性不在先行设定的意义上使用理性，而是以个体及其价值实现作为理性整体价值的发源，所以，相比较而言，现代理性结构就是一种“个体小宇宙”的理性结构，它以“原子”的形式生成自我，并逐渐发展出个体与世界的联系。然而，理性的认知建立在充分的论证和可靠的证据基础上，如果一种认知和观念是值得接受的，那么它必须是理性的，而一个合乎理性的信念则是一个得到证据支持的信念。启蒙思想家们在理性认知的基础和准则方面有着大体一致的方向，这决定了现代文学的选择虽然包含了个体小宇宙的自我生成，但就现代理性价值的整体构成而言，早已被限定在一个主题有所确定、文体有所选择的范围内。
2.文学的理性困难
虽然现代启蒙理性以个体及其价值实现作为理性整体价值的发源，但是，文学家的个体意识具有更为具体的内涵。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他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是一种不确定的描述，一个假定的“终极”认识，一旦客观内容发生变动，潜在的矛盾将促使文学家改变固有的认识，并影响到以往的生活方式。通常，文学家以否定和批判的方式来表达他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文学家总是一个孤独的探索者，他向意识领域所做的每一步迈进，都使他距离原来的出发点——那个可以用现实和历史的尺度加以测量的地点就更远。以启蒙主义时代的作家鲁迅为例，鲁迅通常以否定性的方式来表达他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其“立人”思想的前提是“个性张”，而“个性张”的价值直接指向民众自我觉悟的启发，由此带动对传统专制的怀疑甚至批判。体现着对历史的深恶痛绝和对民族未来的深刻忧患，这些批判构成了启蒙主义时代文学能够与政治结盟的理性基础。然而，在鲁迅的“立人”思想中也包含着对现代启蒙政治的一种怀疑。所以，“审美是如此一种存在领域，这个领域既带有几分理性的完美，又显出‘混乱’的状态”[6]。伊格尔顿特别说明，这种审美的混乱不是分裂带来的杂乱无章，而是它既是理性的，同时又跃出理性的范围，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学的出现恰恰来源于对审美加以定位的困难，显示的既是理性的困难也是感性的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