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张奎良[1]

摘要 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学说中未予充分阐释的重大课题。本文指出，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用自己的“世界历史”思想涵盖东方社会，认为尽管东方国家存在着亚细亚生产方式，但最终仍要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轨道。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的认识发生巨大变化，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增长、政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东方国家应该另辟蹊径，探索社会主义胜利的新途径。鉴于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普遍存在着村社土地公有制，马克思设想，东方国家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减少痛苦和牺牲，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由村社公有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这里，人道主义已不仅是一种伦理规范，它已被提升为历史的尺度。这是马克思对自己先前学说，特别是唯物史观进行深刻反思所带来的巨大突破，也是在新的基础上向他早期的实践人本主义的复归。

马克思的学说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它不仅包含多方面丰富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都是和马克思不同时期的实践活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许多马克思学说的阐释者，都有一览无遗地宣示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愿望，但是由于在实践经验和观点倾向上的差异，这种愿望难以实现。列宁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特点时指出，不同的社会政治形势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2]因此，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只有那些为实践所迫切需要的部分才能得到后人的充分阐释，而那些距离现实斗争较远或与阐释者本人观点相抵的部分则往往遭到忽视和冷落，以至被搁置或隐匿起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清楚表明，马克思主义不仅面临亟待发展创新的大趋势，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还潜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东西，具有极大的开发价值。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园圃中一颗未展花姿的蓓蕾。细心研究可以发现，这颗蓓蕾一旦开放，将是一朵与众不同的花。它体现了马克思对自己先前学说的深沉的反思和理论上的巨大突破。特别是其中关于人道主义的历史尺度和多样化的历史取向以及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非决定论的构想等等，展示了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新动向，反映了马克思从不把自己的学说僵固起来的可贵的创新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生机与活力。研究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不仅能够揭示马克思学说中未得充分阐发的一个侧面，从而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学说的真实全貌，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理解和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会提供一个难得的历史反衬，并在当前炙热的文化批判之外，开辟一个社会历史批判的新视角，赋予中国的改革现实以新的认识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