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有关河西走廊出土的魏晋十六国镇墓文、墓券资料，主要集中在相关考古报告及其他考古文献中。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甘肃省文物队等编《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3]、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酒泉十六国墓壁画》[4]、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6]、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8]、[日]关尾史郎编《中国西北地域出土镇墓文集成（稿）》[9]、夏鼐《敦煌考古漫记（一）》[10]、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第一卷）[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州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3]、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敦煌晋墓》[14]、钟长发、宁笃学《武威金沙公社出土前秦建元十二年墓表》[15]、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新城十二、十三号画像砖墓发掘简报》[16]、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五凉时期墓葬发掘简报》[17]、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18]、吐鲁番地区文物保管所《吐鲁番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夫人彭氏墓》[19]、连劭名《建兴廿八年“松人”解除简考述》[2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21]、张掖地区文物管理办公室、高台县博物馆《甘肃高台骆驼城画像砖墓调查》[22]、曹国新《骆驼城遗址出土珍贵文物》[2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台县博物馆《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的发掘》[2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台县博物馆《甘肃高台地埂坡晋墓发掘简报》[25]、赵雪野、赵万钧《甘肃高台魏晋墓墓券及所涉及的神祇和卜宅图》[26]、刘卫鹏《甘肃高台十六国墓券的再释读》[27]、寇克红《高台骆驼城前秦墓出土墓券考释》[28]、张俊民《甘肃玉门毕家滩出土的衣物疏初探》[29]、寇克红《高台骆驼城前凉墓葬出土衣物疏考释》[30]、杨国誉《“田产争讼爰书”所展示的汉晋经济研究新视角——甘肃临泽县新出西晋简册释读与初探》[31]、窦磊《毕家滩出土衣物疏补释》[32]、鲁家亮《甘肃临泽田西晋〈田产争讼爰书〉刍议》[33]、张荣强《甘肃临泽新出西晋简册考释》[3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库车友谊路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2007年发掘简报》[3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库车友谊路魏晋十六国墓葬2010年发掘报告》[36]等。
在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学者们对这些镇墓文、墓券进行了整理、考释与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李寿冈《也谈“地券”的鉴别》[37]、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箓”》[38]、吴天颖《汉代买地券考》[39]、谭蝉雪《三教融合的敦煌丧俗》[40]、刘昭瑞《谈考古发现的道教解注文》[41]、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42]、党寿山《武威文物考述》[43]、[日]池田温著、龚泽铣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44]、黄景春《早期买地券、镇墓文整理与研究》[45]、张传玺《契约史买地券研究》[46]、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47]，罗操《东汉至南北朝墓券研究》[48]、刘瑞明《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杂释》[49]、吕志峰《东汉买地券著录与研究概述》[50]、黄景春《地下神仙张坚固、李定度考述》[51]、黄景春《王当买地券的文字考释及道教内涵解读》[52]、王育成《考古所见道教简牍考述》[53]、鲁西奇《汉代买地券的实质、渊源与意义》[54]、吕志峰《东汉镇墓文考述》[55]、张全民《曹魏景元元年朱书镇墓文读解》[56]、储晓军《敦煌魏晋镇墓文研究》[57]、刘宵《新疆库车友谊路墓葬M3的年代问题》[58]、韦正《试谈库车友谊路古墓群的年代和墓主身份》[59]、田河、秦凤鹤《甘肃高台骆驼城前凉胡运于墓随葬衣物疏考释》[60]、何颖《试析汉晋时期朱书陶文的镇墓功能》[61]、吴浩军《河西镇墓文丛考——敦煌墓葬文献研究系列之五》[62]、李建平《关于〈高台骆驼城前凉墓葬出土衣物疏〉的几个问题》[63]等。
此外，相关魏晋南北朝河西史研究专著也涉及了镇墓文、墓券以及该时期河西社会生活史的内容。代表性的成果有：齐陈骏《五凉史略》[64]、齐陈骏《河西史研究》[65]、武守志《一字轩谈学录》[66]、吴廷桢、郭厚安主编《河西开发研究》[67]、赵向群《五凉史探》[68]、岳邦湖等《岩画及墓葬壁画》[69]、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70]、齐陈骏主编《西北通史》（第二卷）[71]、田澍主编《西北开发史研究》[72]、赵向群《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73]、田澍、何玉红主编《西北边疆社会研究》[74]、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75]、张晓东《嘉峪关魏晋民俗研究》[76]、高荣主编《河西通史》[77]、孙彦《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研究》[78]、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生活史》[79]、郭永利《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80]等。此外，陈垣《跋西凉户籍残卷》[81]、杨际平《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杂考》[82]、刘汉东《从西凉户籍残卷谈五凉时期的人口》[83]、郭永利、杨惠福《敦煌翟宗盈墓及其年代》[84]、孙彦《考古所见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宗教信仰——以河西走廊为例》[85]、何双全、狄晓霞《甘肃省近年来新出土三国两晋简帛综述》[86]、郭永利《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宴饮、出行图的类型及其演变》[87]等论文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述与研究。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相关问题的关注，涉及镇墓文、墓券、衣物疏等墓葬文献的整理、考释和研究，从形式上基本上涵盖了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并且在部分研究领域内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就研究的深度而言，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如许多研究仅执着于镇墓文、墓券等的字、词、句的释读及文本探究，将这些墓葬文献与所出土墓葬作宏观研究的较少；部分研究考古学、历史学及其他之间的学科结合不够理想，甚至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重复研究较多而创新较少；等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相关研究并未开拓出更广阔的学术空间，而是继续在先贤开拓的研究领域内徘徊。又由于近年来发现的许多镇墓文、墓券资料尚没有进行较全面的整理，深层次的研究很难展开，因此也就很难了解其中所反映的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社会历史信息。当然上述问题的存在与镇墓文、墓券等墓葬文献的性质有关，但魏晋十六国河西镇墓文、墓券的研究显然并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仍有可以取得进步的空间。就此而言，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