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刘禹锡的政治处境及其未了之心结
《旧唐书》云：“（禹锡）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56]自开成元年（836年）刘禹锡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后，他除与白居易、元稹诗歌唱酬不止外，与裴度、令狐楚、牛僧孺、李德裕之间的诗歌唱和亦甚多。其他诗歌往还者，几乎遍及朝廷大僚。其中裴度为三朝元老，牛僧孺、李德裕为“牛李党”双方的核心人物，令狐楚、白居易也属牛党，而刘禹锡与他们皆能保持“等距离”交往，说明晚年的刘禹锡已与昔日“书生意气”甚浓的自己大有不同。这就有一个问题：既然《玄都观看花》已经成为过去，刘禹锡与朝中大僚业已普遍建立了密切关系，所谓“终以恃才褊心”，使刘禹锡“不得久处朝列”的“执政者”是谁呢？难道裴度、牛僧孺、令狐楚、李德裕还算不得朝廷首辅吗？很令人费解。不外乎一种解释：尽管裴、牛、李、令狐辈与刘禹锡诗歌唱酬的态度皆很诚恳，但他们未始不怀着对刘禹锡昔日两赋《玄都观看花》的忌惮，而不能倾力向皇帝推举。宪宗虽已故去，宪宗子穆宗继为皇帝，嗣后的敬宗、文宗、武宗皆穆宗子。当顺宗疾病、禁中议立太子时，宦官李忠言、牛昭容与叔文等另有他图。所谓“另有他图”，就是不立宪宗而另立宪宗异母弟如郯王经、宋王结、郇王综、衡王绚等，他们的年龄与宪宗相差无几。储君之争非常激烈。最终李忠言的对立面俱文珍、刘光琦等与朝官郑絪等联手，挫败了李忠言与叔文的联合，立宪宗为太子并最终即位为皇帝。宪宗及穆宗之后的几任皇帝自然不会忘记昔日曾反对过宪宗的王韦集团及其余党。
贞元末，二王、韦政治集团迅速集结，又转瞬败亡，原不足惜，可惜的是集团中如刘柳那样的才干杰出的新锐之士，因陷于王韦一党而酿成终生之恨。刘柳等一辈人俱成长于动乱中，有抱负，有志向，有才学，因急于追求个人事功、不识几微而导致个人仕途严重受挫。《新唐书》史臣在讥讽王叔文为“沾沾小人”后，继而针对刘柳发感叹道：“宗元等桡节从之，侥幸一时……彼若不傅匪人，自励材猷，不失为名卿才大夫，惜哉！”[57]北宋王安石《读柳宗元传》亦云：“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入于不义。”[58]苏轼《续欧阳子〈朋党论〉》有云：“唐刘禹锡、柳宗元，使不陷于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59]与《新唐书》史臣的言论同。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最后婉曲地对柳宗元遭遇的不幸，以及不幸中的大幸，即成就了他文学上的巨大成就，表示了他一贯的“文穷而后工”的看法：“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60]拿来概括刘禹锡的一生，大体亦是如此。所不同者，是柳宗元贬永州后健康即急剧恶化，终于没能熬出头，元和十四年（819年）卒，年仅四十七岁。刘禹锡不但熬过了宪宗，熬过了穆宗、敬宗、文宗，一直熬到武宗会昌。会昌元年（841年），刘禹锡七十岁，有《岁夜咏怀》诗，云：“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61]“将寿补蹉跎”是刘禹锡面对现实极无奈又自我慰藉的话。大和七年（833年），刘禹锡六十二岁，在苏州刺史任，朝廷赐紫金鱼带。这是对州刺史一级官员极高的待遇。开成五年（840年），刘禹锡六十九岁，任秘书监，从三品，虽然分司东都，职位却不低；次年，即会昌元年（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刘禹锡的职衔不可谓不显赫，但刘禹锡的生命也走到尽头了。他终于没能在自己年富力强时建大功业，没能抵达王叔文“以宰相待之”的预期。大和以后，刘禹锡与令狐楚、裴度、牛僧孺、李德裕等大僚们诗歌往来还很多，几乎每一首诗里都潜藏着他殷殷的期盼。如他写给裴度的诗：“谢公莫道东山去，待取阴成满凤池。”[62]（《庙庭偃松诗》）写给令狐楚的诗：“边庭自此无烽火，拥节还来坐紫微。”[63]（《送令狐相公镇太原》）写给牛僧孺的诗：“犹有登朝旧冠冕，待公三入拂尘埃。”[64]（《酬淮南牛相公》）写给李德裕的诗：“自古相门还出相，如今人望在岩廊。”[65]（《送李尚书镇滑州》）等等都有个人的诉求。文学与事功，是古代士人人生追求的两个方面，然有时不可得兼。孰为轻，孰为重，韩愈说“必有能辨之者”，后世人或者能辨，而对刘柳来说，则未必能辨。尤其刘禹锡，在他人生价值的衡器上，事功或占的分量要更重一些。会昌元年（814年），刘禹锡七十岁，朝廷在秘书监头衔之上再加检校礼部尚书。检校礼部尚书是虚衔，与死后赠官无异，对刘禹锡来说恐怕连心理安慰也谈不上。读其诗文，原其情怀，良可哀也矣！
[1]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9页。
[2] （唐）韩愈：《韩昌黎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519页。
[3] （唐）韩愈：《韩昌黎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519页。
[4] （唐）韩愈：《韩昌黎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523页。
[5] （唐）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1页。
[6]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5页。
[7]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32页。
[8]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32页。
[9] （唐）韩愈：《韩昌黎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556页。
[10]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37页。
[11] （唐）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1页。
[12] （唐）韩愈：《韩昌黎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533页。
[13]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33页。
[14] （唐）韩愈：《韩昌黎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556—557页。
[15]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68页。
[16] （唐）韩愈：《韩昌黎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543页。
[17] （唐）韩愈：《韩昌黎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543页。
[18] （唐）韩愈：《韩昌黎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526页。
[19] 黄永年：《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页。
[20] 黄永年：《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45页。
[2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36页。
[22] （唐）韩愈：《韩昌黎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534页。
[23]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29页。
[24]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5页。
[25] （唐）韩愈：《韩昌黎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553页。
[2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609页。
[27] 《顺宗实录》卷四：“癸丑，韦皋上表请皇太子监国，又上皇太子笺。寻而裴均、严绶表继至，悉与皋同。”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均为荊南节度使，严绶为河东节度使。
[28] 《顺宗实录》同卷：“乙未，诏：‘军国政事，易权令皇太子某勾当。百辟群后，中外庶僚，悉心辅翼，以抵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闻。’上自初即位，则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为之内主，执谊行之于外。（叔文等）朋党喧哗，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内外厌毒，虑见摧败，即谋兵权，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惧，不测其所为，朝夕伺候。会其与执谊交恶，心腹内离，外有韦皋、裴均、严绶等牋表，而中官刘光琦、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旧人，同心怨猜，屡以启上。”
[29]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9页。
[30] 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8页。
[31] （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37页。
[32]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74页。
[33] 《旧唐书·杜黄裳传》：“杜黄裳……为裴延龄所恶，十年不迁。贞元末，为太常卿。黄裳终不造其门。尝语其子婿韦执谊，令率百官请皇太子监国，执谊遽曰：‘丈人才得一官，可复开口议禁中事耶？’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岂可以一官见买！’即拂衣而出。”
[34] （唐）韩愈：《韩昌黎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552页。
[35]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42页。
[36] 韩愈《顺宗实录》至文宗朝，的确有指责其不实的舆论。《旧唐书·路随传》：“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有诏改修……文宗复令改永贞时事。”路随时以宰相兼修国史，上奏称不宜修改，若要修改，请文宗明确“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宜付史官，委之修定”。文宗后来果然“条示”了《实录》几处“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著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可见，指责《顺宗实录》“不实”者是内官，所谓“不实”处，是指令宦者不悦的“说禁中事颇切直”者。后世史家随宦者之后指责《顺宗实录》“不实”或存“褊私”“偏见”，识见何其陋哉。
[3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5页。
[3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5页。
[39] 《授王叔文盐铁副使制》：“朕新委元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识瑰材，寡徒少欲，质言无隐，沈深有谋。其忠也，尽致君之大方；其言也，达为政之要道；凡所询访，皆合大猷。宜继前劳，佇光新命。”见《顺宗实录》卷二。制书的文辞或者就是王韦党中人起草的，但也大体符合王叔文初执政时的情况。
[40] （唐）韩愈：《韩昌黎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246页。
[41] （唐）韩愈：《韩昌黎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419页。
[42] （唐）李肇：《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43]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10页。
[44]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14页。
[45] 《旧唐书·刘禹锡传》又称禹锡为监察御史时“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柳文中未尝提及执谊，刘仅在《子刘子自传》中说到叔文“后命终死”后补了一句“宰相贬崖州”。究其原因，或与执谊在执政后期有意与叔文“异同”、以示切割，引起宗元与禹锡的不满。然禹锡长庆间为夔州刺史时，执谊子韦绚以故人之子的身份由襄阳往夔州访禹锡，问前朝故事，成《刘公嘉话录》一书。刘禹锡与韦执谊关系，颇堪耐人寻味。
[46]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15页。
[47]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10页。
[48] （唐）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
[49]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0页。
[50]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91页。
[51]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0页。
[52]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9页。
[53]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页。
[54]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40页。
[55]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11页。
[56]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13页。
[57]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43页。
[58] （宋）王安石：《临川文集》，吉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756页。
[59] （宋）苏轼：《苏诗文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2页。
[60] （唐）韩愈：《韩昌黎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245页。
[61] （唐）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75页。
[62]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29页。
[63] （唐）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3页。
[64] （唐）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0页。
[65] （唐）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