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崇温（1930年7月— ）

咬定青山不放松

徐崇温，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祖籍江阴。1952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后，曾任人民法院审判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1956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当副博士研究生。留所后，先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工作；1964年被调至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任室副主任兼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1983年被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任室主任，兼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发表著作17种，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1982），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9—1991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民主社会主义评析》（1995年）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研究丛书》42种（主编），获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奖；《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和活动》（1986），获第一届北方十五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

徐崇温1996年退休后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截至2017年，发表著作17种，其中《当代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国际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97），《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论文，1998），《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00），在中宣部第七、八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上三次获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2011），获第三届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第九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2004）、《民主社会主义评析》（2007年增订版）、《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09），获首届、第二届、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当代外国主要思潮流派的社会主义观》（2007）、《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09）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民主社会主义评析》（2007年增订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离退休干部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徐崇温在2006年被评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兼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名誉理事，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徐崇温的上述论著名目繁多，但是其焦点则聚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上，客观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世界意义及其影响。

徐崇温在学术活动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一书中，徐崇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放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大场景中，联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和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巨大成就和实践经验，透过对马恩列原著及我们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观点的精确引述，立体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貌，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凝结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它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潮流；虽然思考的是理论，但关注的却是实际，其着眼点是中国，辐射的却是世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一书还钩沉辨析、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话语体系。例如针对人们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期所产生的疑惑，作者强调指出，邓小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者，而毛泽东的先行探索则是其思想来源或为其提供思想启示，这两者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但又是两个并不直接延续的过程。针对有的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谬说，作者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两条道上跑的车。针对有的人所谓“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同祖、同根，本是同义语”的谬说，作者引经据典地严肃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既不同“祖”，也不同“根”，更不是“同义语”。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内外的标志性特征，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成果。它表明我们摸索出了将进一步预示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该书的出版有助于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思想和行动的罗盘和坐标，有助于用生动的感性事实激发人们的理想热情，使人们在繁纷复杂的理论环境下激浊扬清，保持清醒头脑，进一步增强对党的信任，并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一书中，徐崇温阐释了和平发展不仅是我国的国际战略，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我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体现了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际战略，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撑的统一。所以，需要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研究，提升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相应的高度，提升到中国的发展战略和方向的高度。

徐崇温认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有时代主题转换为和平与发展所决定的方面，更有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方面。也就是说，它更是由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行卫护和平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方面。马克思早就指出，和旧社会相对立的“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统治者——劳动”。邓小平则指出，正是“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正因为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内外的标志性特征，因此，中国所主张和实践的和平发展道路，就与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掠夺、扩张乃至发动侵略战争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形成鲜明对照，它所标志的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路。所以，当西方有些人污蔑中国正在发动咄咄逼人的攻势夺取全球经济霸权，敦促美国全力制止中国前进的步伐时，即使在西方世界也被斥责为“夸张造作的胡言乱语”。

徐崇温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说的是在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将对内不断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战略和对外主张走和平的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在还存在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世界里，又要求我们在实践这条道路的时候，在事关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增强国防实力作为处理主权纠纷的后盾。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一书出版以后，在报纸上被评价为“填补空白的理论原创和对于国家战略的精辟阐述，在很多方面都有前进和突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009年10月30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