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然之天”天道观的形成

华夏先民天道观的形成中，还有另一条路径不能忽视，那就是在与自然搏斗的“地平天成”中，在仰观天象、俯察大地的经验中，逐渐产生的以“自然”的眼光看待天、看待人的“自然之天”天道观。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对这一天道观的深刻影响，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1975年开始考古发掘的位于山西临汾距今约4700年的陶寺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龙盘、陶鼓、玉器、彩绘木器以及各类石制工具、乐器等文物。这一都城遗址不仅可以基本确认就是古文献记载的尧都，而且也发现了人类最早的观象台。这个观象台由13根夯土柱子按半圆形排列，形成12条缝隙，半径10.5米，弧长19.5米。对复原模型实测后发现，第1条狭缝看到日出为冬至日，第7条狭缝看到日出为春分日和秋分日，第12条狭缝看到日出为夏至日。按照太阳运行的周期，12条狭缝一年一个来回，大致对应24个节气。这一遗址与《尚书·尧典》记载尧帝命羲和测算日月星辰的规律，给民众确定历法、节气等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根据《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及天文仪器》作者综合各家观点后的看法，认为《尧典》中用来确定节气的四颗星宿分别为星宿一（长蛇座 α）、心宿二（天蝎座α）、虚宿一（宝瓶座β）、昂宿一（金牛座17），当它们于黄昏时分别出现在正南方向时，对应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殷墟甲骨文中多次出现过鸟、火星的名称，对应于星宿一（长蛇座 α）、心宿二（天蝎座α）。根据测算，殷商时期这两颗星宿日落时分出现在南方天空时，对应着春分和夏至日。如果没有持续的、长时间的实地观察，是不可能凭空臆想就能留下这种记录的。根据《隋书·天文志上》记述，位于今登封市告成镇的观象台，古称阳城，为周公使用圭表测景处。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在其著作中说：“周公约在公元前1100年，于洛阳立8尺之表，测日中之景，得夏至景长1尺半，冬至景长1丈3尺。”并认为与他用现代方法测量的结果相差极微。[29]从考古资料与古文献相互印证梳理中国古天文学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天垂象，圣人则之”有翔实的史实依据，同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要求得生存，必须解决生活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人自身的思想意识也发生变化。这就是“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历史上的真实反映。

对于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人们来说，辨别方位是一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太阳每天有规律的运动，人们以太阳升起的方位为东、落下的方位为西，随之南、北方位也因此确定。到了晚上怎么办呢?由于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华夏先民夜晚仰望星空时发现，月亮和绝大部分星辰也是有规律地自东向西在天幕中划过，其中最独特的是北极星，它似乎永不落幕，永远高悬在正北方向，纹丝不动。旁边的北斗七星围着它做旋转运动，但北斗斗柄的方位似乎与地面的气候有某种关联。于是，依靠日、月、北极星，无论白天、黑夜，东南西北的方位都可以确定。阴天或下雨天怎么办?就只能靠平时的记忆或地上预制的一些标识了。可以想象，日月星辰如此有规律地运转、从不失信、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及天地之间似乎有某种神秘的关联性，这两方面肯定同时给华夏先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第二件是辨别和预知季节的变换。这对于搞好农业生产，安排好生活实在太重要了。大地上寒来暑往，循环往复而从不失信。通过长期观察，发现气候的变化与太阳的运行和位置有莫大关系，同时还发现北斗斗柄黄昏时的方位居然也与四季有关联。正如《鹖冠子·环流》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通过对其他恒星的观察，进一步发现一些星宿在黄昏时刻的方位，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也有绝对的关联。掌握了四季变化，尤其是各节气的变化，对于半农业、半渔猎生活的先民来说意义非凡。仰韶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前，在西起陇山、东至泰山、北到长城沿线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的广大地区，华夏先民开始采用刀耕火种从事农业生产。根据现代天文学，我们知道恒星日与太阳日每天相差3分56秒，每年正好差1天，如果完全按照北斗斗柄的指向（恒星日）来确定季节会产生较大的累积误差，每30年就会有1个月的误差。这种误差对农业生产不利。实际需要促进了天象观察的精细化，于是古人以北极星为圆心，以北斗斗柄为指针，等分划出十二个区域，分别用子丑寅卯等来标识，以每年太阳在冬至日斗柄所指方向为子，作为标准刻度，再依序为丑、寅、卯直到亥，划分出十二个节气，再在十二个节气中分别插入十二个中气，构成了二十四节气。这种用太阳历确定的二十四节气，配合以朔望月加闰月的阴阳历，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特有的一项杰出创造。[30]在年岁交替中，天象与物候是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天地人浑然一体，万物相互关联的思想观念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这种关联性思维模式反过来又对古天文学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在相互作用中，一种独特的宇宙观、天道观渐渐形成。这种天道观既包括天地相应和天人合一的萌芽，也包括天人相分、天地同道但异理的萌芽。由于观察天象都是由“圣王”或者在“圣王”的直接指挥下进行，天文学对古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对政治的影响就远远大于古希腊等文明体。

解决气候预测的同时，第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对时间进行正确的划分。殷商甲骨文资料显示，当时就有了大月30天，小月29天的安排。根据董作宾《殷历谱》的研究，殷商时期已经确定一个朔望月为29.53天。[31]根据对太阳进一步观察，中国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将太阳回归年测定为365.25天。[32]在确定朔望月和太阳回归年的天数后，人们发现一年12个朔望月的天数为354.36天（古人称年），与太阳回归年（古人称岁）差了将近11天，于是就有了置闰月来解决两者之间差异的办法。最晚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期，中国就已经掌握19年7闰的规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阴阳历法。[33]这种通过观察而发现规律，通过置闰月来协调年、岁差的经验，似乎暗示天道是自然运转，天道可以为人所用。

随着所观察恒星数的不断增加，天象资料的不断丰富，古代天文学要做的第四件重要事情就是对天空的星辰进行分类管理。宋景公三十七年（前480），发生“荧惑守心”的天象，景公为将有灾祸降临而忧心忡忡，问太史兼司星官子韦怎么办。子韦说：可以将灾祸移给宰相。景公说：宰相是我股肱大臣。子韦说：或者移给百姓。景公说：百姓是君之本。子韦说：可移给年岁。景公说：年岁不好，百姓遭殃。子韦说：上天洞察世间的一切，有这三句君德之言，荧惑定会移走。随后，荧惑果然离开，宋景公还因三句善言而延寿21年。[34]这个故事至少表达了几层意思。最晚春秋末年，就已经在星空划分出不同的星宿，还有了星宿与地上某区域相互对应的所谓“分野”概念。[35]这里的“心”是指现代天文学天蝎座中的红色一等亮星，古代为心宿二，其分野为豫州地区，也就是当时的宋国。火星古称荧惑，运行到心宿二位置，古人认为不利于君主，尤其不利于宋国君主。而宋景公居然因自己的仁德，不仅让荧惑移走，还因此延寿21年。这种德配天地、天人感应的思想，至迟在春秋之前就已经流行。根据现代学者研究，远古华夏先民最初把恒星分别想象为龙和虎的图形，并合称为两象，最迟在殷商后期开始用四象来划分，即流传至今的东方苍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进而又在四象中将一些靠得比较近的恒星命名为星官（类似于现代天文学的星座），最终在四象中分别划定七个星宿，也就是七个星官。最迟于西周时期，中国古天文学就已经产生了流传至今的二十八星宿，到春秋时期进一步完善。这二十八宿分别为，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36]所谓宿，是指日月居住地。二十八星宿分别与某一区域对应，比如，翼、轸二宿对应于楚，房、心二宿对应于宋，虚、危二宿对应于齐，井、鬼二宿对应于秦，等等（不同时期，表述上有些微差异）。居二十八宿中间的就是代表天帝的紫微星（北极星），并将附近的一片星空称为紫薇垣，里面几乎包括了地上君王所拥有的一切，太子、后宫、大臣、将军、城墙等。紫薇垣之下的东南方向就是天市垣，代表了天上的集市，是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随着地上国家政权形式的变化，以后又逐渐在天空星区专门辟出一个太微垣，代表中央政府所在地，有廷尉、御史等官职，位居紫薇垣之下的东北方。[37]这种最初因方位和分类上的需要，继而发展出四象、二十八宿和三垣的过程，反映了天人合一思想对天文学发展的反作用，是地上事务和王权发展在天上的投射。宋代的朱熹还坚信，日月星是地上阴阳精气在天上凝集的结果。[38]当这种投射一旦完成，又将虚幻的投影确认为真实以后，反过来再对地上王权产生新的作用。比如，以紫薇星虚静为理由，提出地上君王应垂拱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当然，这个相互强化的过程肯定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任何一种原创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会有较长的酝酿期。

在由恒星组成的星空图确定后，中国古天文学做的第五件事，就是对五大行星水星（辰星）、金星（太白）、火星（荧惑）、木星（岁星）、土星（填星）的观察。古代天文学有两大功能：观象以授人时，确定节气时间；观象以见吉凶，实现避祸趋福。[39]对五大行星的观察，两大功能得到比较好的实现。古人自西向东划出12个等分的星空区域，依次命名为：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沉、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天文学叫“十二次”。木星到达星纪，这一年纪为“岁在星纪”，到玄枵，纪为“岁在玄枵”，一直到“岁在析木”,12年一个周期。武王伐纣就是“岁在鹑火”那一年。这种以木星来纪年的方法，也叫岁星纪年，到汉武帝时才改成了干支纪年。[40]用天象预测吉凶的思想，“至迟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到了春秋以后，因战乱频仍，观象知吉凶的愿望越趋强烈，渐渐形成完整的占星术思想理论体系。[41]木星历来属于福星，凡岁星所居之国必将有福。火星，因呈红色且颜色忽明忽暗，运行变化多端，所以称荧惑，被认为是凶星。土星，古称为镇星或填星，主德，主纪纲，因土星28年为运行周期，每年居一个星宿而得名。最有意思的是金星，又称启明星，是亮度仅次于日月的最亮的一颗星，古希腊认为是象征美丽和智慧的维纳斯女神，但在古代中国星占家看来，却是丧乱不祥之兆，主兵、主杀、主刑，辰星（水星）则是它的助手。太白昼见（白天看到金星）和太白犯心宿，犹如荧惑守心，都属于大凶。古人之所以视金星为凶心，其原因主要还是轨迹、光色变化多端，难以把握。这里可以看出华夏先民的一种思想态度：凡是无法用理性预知、解释的事情，倾向于理解为非凶即祸。星占术作为反映天人关系的一个方面，开始用异常天象解释人事祸福的办法介入人们的生活，影响古代学术思想。星占术下的天人关系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人的命运由天安排，天命控制着人事；另一方面人也可以影响天、感动天，甚至控制天，天人之间能相互感应。这双重含义，为日后中国学术思想的分化提供原初的基础。[42]

从日月星辰有规律的运转，到一年四季周而复始，万物依时生长、恒定有序，由此形成一种天地依据道（规则）来运行，道法自然的天道观念并不觉得奇怪。这种“自然之天”天道观与“神灵之天”“道德之天”天道观并立，构成古代思想遗产的重要内容。华夏文明在进入战国之前，先于孔子、墨子、老子之前，就已经形成神灵之天、道德之天、自然之天并存的独特的天道观，三者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中国道统传承过程中，道德之天总体上压过神灵之天，与自然之天时而并驾齐驱、时而交替前行，难分伯仲，但神灵之天又像个幽灵死死拽着不松手，苟延残喘，时而还满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