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新冠疫情是一个具有全球和历史意义的事件，它将继续对全球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现实以及“后COVID-19世界”的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产生重大影响。各国和国际社会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应对措施有效性的不确定性（包括毒株的变异和疫苗的更新）使得我们很难评估这种影响的持续性。然而，此次新冠疫情作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威胁，它已不可避免地传递到国际安全的其他领域。疫情所导致的各类危机扩散和叠加，更彰显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和现实紧迫性。所以，我们需要对疫情下国际安全风险的扩散、累积和叠加进行分析，研判新冠疫情对国际安全的全面影响，为“后疫情时代”国际安全合作找到重点及方向。

作为对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并没有在新冠疫情中退场。总体而言，在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虽然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总数持续呈下降趋势，但恐怖主义威胁已变得更加分散和多样化，[1]“伊斯兰国” “基地”组织以及基于右翼极端主义（或出于种族或民族动机）的恐怖组织都在一个日益分散的环境中活动。

在详细梳理新冠疫情及后疫情时代国际安全形势的变迁之前，需要就威胁的主体在概念上作简要的区分。一直以来，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都是难以捉摸和有争议的概念。就本书而言，暴力极端主义是指与塑造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意愿有关的一系列信仰和价值观，通常是指无条件地对外部群体使用暴力，从而进行彻底的变革。恐怖主义是一种由非国家行为者实施的政治策略。[2]恐怖主义行为一般是指由一个或多个受意识形态动机驱使的个人故意实施的暴力行为，其目的是胁迫、恐吓或向比暴力所代表的直接受害者更广泛的受众传达其他信息。[3]虽然只有少数暴力极端主义分子真正参与了恐怖暴力，但暴力极端主义思想成为推动恐怖主义的基础。研究指出，由于恐怖分子相对于所有与他们有共同信仰和感情的人来说是少数，因此可以把恐怖分子看作是金字塔的顶端。金字塔的底部由恐怖主义的支持者及同情者组成。从底端到顶点，金字塔的层级越高，人数就越少，但信仰、情感和行为的激进化程度也越高。[4]

新冠疫情引发了公共卫生、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层面的剧烈变迁和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系统性危机的色彩。所以，它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影响，既包括上述金字塔底部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信众，也包括金字塔顶端的组织及成员。对此，我们首先要对其整体性影响进行评估，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初步的分析和理解框架。

客观来说，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抗疫理念，构筑起疫情防控与治理的有效体系，极大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及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中国已成为此次全球疫情应对中的楷模和典范。但是，对于许多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治体系和应对能力，自疫情暴发以来一直处于被动的态势。从整体上看，可以将新冠疫情对西方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分为四大类：社会影响、经济影响、政治影响和心理影响。

（1）社会影响

在西方（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社会中，对于许多社会成员来说，面对传染病威胁的直接反应是寻求安全。有些人可以通过逃离城市等危险中心，转移到偏远的、未受影响的地区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部分精英可以利用的解决方案，但对于那些有正常工作和需要照顾家庭的人来说，逃离躲避并非优先选项。第二种行动方案是将尚未患病的人与可能携带疾病的人隔离开来——检疫和自我隔离。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初期（包括严重时期），各国都关闭了边界，并以其他方式限制旅行。在此背景下，外来者成为怀疑的对象。在政治精英为自己的无助或无能转嫁责任或进一步推进民粹主义目标的鼓励下，疫情强化了部分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所以，新冠疫情可以被归咎于其他国家，或被利用来鼓励本土主义、仇外心理、对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敌意。

公共卫生部门试图通过鼓励人们尽可能居家办公，进行自我隔离等方式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但是对于许多低收入人群而言，居家隔离往往意味着失业和丧失收入来源。他们被迫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在疫情中工作。这虽然可以部分保障收入，但它在本质上分裂了社会，将风险转移到了低收入人群身上。此外，在疫情中，低收入群体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因为除了居住地拥挤、缺乏高质量的医疗保障外，他们的健康脆弱性将随着病毒感染而大大增加。这种阶层、种族间的健康不平等在美国已有明显的体现。

所以，新冠疫情总体上加剧了西方社会中阶层、种族、族群间的不平等。同时，对群体关系而言，新冠疫情也加深了群体间的偏见。这种不平等和偏见使得一些国家和社会更为分裂。在不平等、剥夺感不断强化的情况下，社会对法治的尊重程度也会下降。其结果是社会的失范行为、犯罪行为增加。通过对1946 年至2004 年的战争研究发现，传染病压力大的国家，其政治文化通常以民族中心主义和排外的价值观为特征，而且这些国家往往经历了更多的国内武装冲突和内战。[5]

（2）经济影响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20年世界经济同比下滑3.1%，其中发达经济体下滑4.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下滑 2.1%。据其最新预测，进入2022年，全球经济的处境比此前预期的要弱。随着新的奥密克戎 COVID-19变体的传播，各国重新实施了流动限制。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中断导致通胀比预期更高、范围更广，尤其是在美国和许多的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全球增长预计将从2021 年的5.9%放缓至2022 年的4.4%。[6]

在多轮疫情的冲击下，各国经济的恢复乏力。特别是对严重依赖资源出口或旅游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的恢复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此背景下，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将陷入财政困境。一方面，政府的税收收入随着经济活动的萎缩而下降；另一方面，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补贴面临风险的行业、公司及失业者，政府的赤字在增长。所以，依靠出口和外国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将受到严重打击。

此外，这场疫情把数百万人推回到贫困线以下。根据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重新陷入贫困可能比继续贫困更令人沮丧，由此引发了广泛的不满。

（3）政治影响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西方国家来说，疫情很可能以各种方式挑起政治的不稳定。历史经验表明，对灾难事件的应对乏力必然会侵蚀对政府领导和机构的信任。一方面，政府在疫情中应对公共安全危机及其引发的系列经济、社会危机不力，直接冲击了政府的权威乃至合法性。更棘手的问题在于，各国政府不得不在严厉的疫情管控措施与恢复社会经济流动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但是公共卫生安全与经济恢复发展之间的矛盾仍尖锐对立。对于许多中小国家而言，抗疫物资和疫苗的短缺，以及经济发展停滞，严重制约甚至削弱了政府的威信。另一方面，疫情期间政府管控措施与公民自由之间的矛盾，推动了阴谋论的滋生。阴谋论认为，疫情是一个政治阴谋，旨在破坏自由，监禁政府的反对者，或者通过在任何疫苗中插入微型电子追踪芯片来实施暴政，这种阴谋论在美国及欧洲国家狂热的政治气氛中不断泛滥。

联合国的相关报告指出，在许多存在反政府、反建制运动的国家，包括那些受极右翼意识形态驱动的国家，反封锁的暴力抗议事件越来越多。暴力极端分子正在极力利用这种社会排斥感和疫情期间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7]

（4）心理影响

专家指出，疫情的短期心理影响包括“特定的和无法控制的恐惧” 、焦虑、沮丧、无聊和普遍的孤独感。[8]从中长期来看，疫情在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后果可能会产生或强化一系列负面的心理状态，包括内部导向的情绪（如恐惧），甚至更多的外部导向的情绪（如蔑视、愤怒、怨恨和仇恨）。[9]有许多迹象表明，高度的不确定性、实际或感知的个人损失、挫折感以及恐惧都可能与疫情及其后果有关。疫情还激发了世界末日的思维，并可能促成虚无主义和鲁莽的行为。这反过来又会促使道德的侵蚀和对法律尊重的下降。这可能使更多的人更容易受到极端主义言论的影响。

总体而言，此次新冠疫情正在暴露或恶化许多西方及发展中国家的既有问题——治理不善、社会分裂、偏见、不平等、腐败等。同时，原本存在的社会和政治裂痕也可能加剧。在疫情及危害的责难框架中，“外来者”受到指责，并可能成为民众愤怒的目标。从负面的角度来看，疫情可能造成大量的生命损失、社会和经济混乱，留下了无序、绝望和歧视的隐患。如果不能进行有效预防，疫情后的环境可能更容易导致暴力，其中一部分可以归类为恐怖主义。

实际上，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极端化进程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的、非线性的过程。研究表明，宏观层面（社会）的疫情对中观层面的极端主义团体和组织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人都会产生相关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些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动态反过来又能极大地影响宏观层面的发展，尤其是在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集体现象方面。[10]（见图1）

当然，上述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影响机制，仅为我们理解新冠疫情对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框架。在现实中，相关的影响机制可能更为复杂，随着疫情仍在肆虐、病毒在不断突变，这种影响也更具长期性和变异性。

此外，新冠疫情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它对国际关系及国家内部的群体关系也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前者主要表现为疫情下西方排外性民族主义的滋长，个别国家以病毒污名化、疫情政治化的方式转嫁国内疫情危机，严重影响了国家间的互信及国际合作的抗疫工作；后者主要表现为疫情引燃了部分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甚至导致了严重的民族冲突和内战。此次疫情导致的系统性危机，正在不断成为矛盾和冲突的放大器和引燃剂，特别是对民族关系高度紧张的国家来说，民族冲突的风险在不断加大。

总体而言，新冠疫情作为公共卫生安全的非传统安全，它已迅速传递到暴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排外民族主义等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为研判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安全形势，本书重点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视角来把握疫情以来相关威胁形势的变迁：

第一章，主要从框架建构和动员的角度分析暴力极端主义对新冠疫情的利用。显然，疫情导致的重大社会、心理、政治及安全影响为暴力极端主义推进极端化、鼓动暴力提供了重要的机会结构。然而，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对这一机会结构的把握存在差异。

第二章，重点分析新冠疫情下西方右翼极端主义的发展。这一路径呈现出从右翼民粹主义到右翼极端主义，再到极右翼恐怖主义的鲜明理路。疫情中，右翼民粹主义逐步成为部分西方国家的政治底色，但是右翼极端主义最终可能反噬西方的政治并危及其国家安全。

第三章，主要分析疫情下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态势。总体而言，以“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并未受到疫情的直接冲击，反而利用疫情带来的机会迅速在南亚地区和非洲扩张。特别是非洲恐怖主义的快速发展，将奠定后疫情时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基本格局。

第四章，主要以美国为例，分析疫情下美国排外性民族主义的发展。沿袭国内民粹主义的对抗路径，在疫情中美国民族主义通过问题归因和排他性建构，实现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结，发展为民粹—民族主义。这一排外性民族主义在疫情政治化的过程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第五章，以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冲突为案例，重点研究新冠疫情对民族冲突恶化内战的影响和刺激。本章以制度主义为视角，分析了疫情对累积的民族矛盾和权力恶性竞争的催化作用。由于新冠疫情及其造成的各类危机频发，许多国家的政治稳定及安全将面临重大的威胁。

当然，国际安全作为一个高度多元化、互动频繁的领域，本书的研究仅是一孔之见。要全面透视和把握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安全形势，仍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详尽分析各类安全态势的变迁。所以，本书也只能是抛砖引玉，期待学界作更专业、更系统的研究。

2022年2月俄乌危机的突然爆发，实质上已重塑了后冷战、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安全格局。如何把握俄乌危机影响下国际安全形势的剧变，已经成为我们急需研究的重大命题。虽然目前俄乌危机仍以传统安全威胁为主要形态，但是已迅速传导至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于，俄乌危机与疫情下累积的各类安全危机相叠加，必然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威胁。所以，希望本书能成为俄乌危机下国际安全研究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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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lobal Terrorism Index（2020）,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https://www.visionofhumanity.org/wp-content/uploads/2020/11/GTI-2020-web-1.pdf.

[2]Ariel Merari,“Terrorism as a Strategy of Insurgency,”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Vol.5,No.4,1993,pp.213-251.

[3]Lorenzo Vidino,Francesco Marone and Eva Entenmann,“Fear thy Neighbor:Radicalization and Jihadist Attacks in the West,”ICCT,2017,https://icct.nl/app/uploads/2017/06/FearThyNeighbor-RadicalizationandJihadistAttacksintheWest.pdf.

[4]Clark McCauley,Sophia Moskalenko,“Mechanisms of Political Radicalization:Pathways toward Terrorism,”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Vol.20,No.3,2008,pp.415-433.

[5]Kenneth Letendre,Corey L.Fincher and Randy Thornhill,“Does Infectious Disease Cause Glo-balization in the Frequency of Intrastate Armed Conflict and Civil War?”Biological Reviews,Vol.85,No.3,2010,pp.669-683.

[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经济展望》,2022年1月，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2/01/25/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anuary-2022.

[7]“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errorism,Counter-Terrorism and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Security Council Counter-Terrorism Committee Executive Directorate（CTED）,2020—2021.

[8]Serafini,G.,et al.,“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Mental Healt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QJM: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ine,Vol.113,No.8,2020,pp.531-537.

[9]Van den Bos K.,“Unfairness and Radicalization,”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71,No.1,2020,pp.563-588.

[10]Francesco Marone,“Hate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Violent Extremism and Terrorism in the West,”Security Journal,2021,Vol.35,2022,pp.205-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