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活动

1.劳动

劳动之用心，主要是劳力。力从欲望而出。欲望推动身体和万物，乃物化之用心方式。但人之劳动不同于动物之觅食，并非仅凭自然天性寻找食物，而是用心克服困难，从天地讨生计，汗流浃背、辛苦异常仍坚定不移，天时不利、灾害频发仍多方设法。劳动者坚韧不拔地挑起了生命的重担，深知一分力一分收获的道理，其用心最为脚踏实地，而亲近大地则使其风俗最为淳厚。在没有受到城市经济冲击之前，乡村劳动者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朴实、最有人情味的人。劳动的目的是自食其力。即使众人在一起劳动，其劳动仍属于个人。劳动的原则就是“私有”。当然，劳动者还可以同时展开其他多种活动，如在买卖中增加收入，在家庭中找到归宿，在祖先祭祀中保持敬畏精神，在山歌戏曲中释放负重的心灵，在体育武术中舒展僵硬的身形，还可以通过读书增长知识，修身养性，形成耕读传统。广义的劳动并不局限于农民的耕作。任何人以自食其力的方式为自己谋生，都是在劳动，例如工厂的工人，商店的服务员，街上的警察，学校的教师，公司的职员等都为社会做出了贡献，领取到了相应的劳动报酬，可以到市场买到有用之物来维持生活（直接从劳动获得有用之物的耕作则是最典型的劳动）。劳动者之用心不论采取何种方式，都有共同之处，即以欲望之辛苦劳作来获得有用之物，以维持自己在世界中的生活。作为太极的自我实现，劳动成就的就是为自己的生活负责的“我”。劳动者的尊严，就是在行动的世界中自食其力、自我负责、自我成就。

2.科学

科学实现的是人和宇宙理界的现实关联。科学通过观察、思考和实验来发现万物的客观属性和规律，归根结底是为了从实证角度把握组织万物的宇宙逻各斯（人的逻各斯从宇宙逻各斯获得了普遍的形式和法则，所以研究逻各斯的形式和法则的数学和逻辑是最纯粹的科学，构成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的用心方式是客观、普遍和理性的。科学追求的真理以符合客观现实，符合理性思考，能够被实验证实为主要特点。这种真理观适合于研究宇宙物质的客观属性和规律，以及世界理性和客观的一面，但不适合于揭示事物的意义。科学撇开自然万物在世界中显露的意义，仅仅关注其客观性。科学不是从人心对事物的感受出发，用慧性理解事物的目的和意义，而只是通过智性的分析把握事物的客观属性和因果关系。科学用心的最大特点就是“有智无慧”[1]。科学在符合理性和可证实方面是可信赖的，尽管科学理论本身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自我完善，逐步逼近宇宙逻各斯对万物的组织方式。但科学并不解释世界的意义。天空大地、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江河湖泊、花草树木乃至人体等自然万物的意义只能用心去感受，在诗意和美中去体会，而无法从科学出发去解释。至于人生的意义就更不可能用科学来解释。科学本质上就不是追求意义的活动。人们可以通过学习科学来培养智性，加强对世界理性和客观一面的了解，加强对事物的观察能力，但“科学的人生”却是荒谬的。所以，从事或学习科学的人特别需要加强人文方面的修养，保护和发展自己对世界的诗意和审美的目光，把科学“有智无慧”的用心方式局限在实验室、研究所、科学课堂等需要科学式用心的场合，而不可一味执定这种狭隘的用心方式，习惯性地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或许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有条有理，但同时也使人心丧失诗意和美感，丧失活泼的生机和丰富的多维性，在需要以其他方式用心的场合感到无所适从，变得呆滞麻木，刻板乏味。

3.技术

技术实现的是人和宇宙物界的现实关联。技术是人将宇宙万物转化为世界中有用之物的活动。技术的用心和科学一样是客观、普遍和理性的。但技术的普遍性更多地寄托在宇宙物界（宇宙万物是人人都可以接近，都可以利用，但又独立存在的）。劳动者虽然和万物打交道，但其之所以为劳动者，乃是因其自食其力，而不是因为与万物打交道。学校老师是劳动者，但教学不是技术活动，因为教学并没有将宇宙万物转化为有用之物。农民从土地生长出了粮食蔬菜等有用之物，故其耕作是技术，但耕作也是为了自己谋生计，故也是劳动。在农民的个体化耕作中，劳动和技术刚好重合。在手工艺者的个体化制作中，劳动和技术也是刚好重合的。但这些只是特殊情形。在集体化耕作和手工艺大作坊中，技术是由多人合作完成的，然而其中牵涉的劳动仍属于个人，此时技术和劳动不再重合。这里说的技术在经济领域中称为生产。但技术也可以不是生产。例如一个人花了心思和力气制造了一个风筝，在春风荡漾的日子拿出去玩，这就不是生产，因为和经济无关，也不是劳动，因为制造风筝在这里不是为了维持生活，但它从某些材料造出了有用之物，所以是一种技术活动。人们很容易混淆劳动、技术和生产，但从用心角度是可以区分的。

古代技术主要是个人技术，通过人力将自然力释放出来，顺其自然地利用自然，故其用心以劳力为主，辅之以对万物的想象，制造出既有用又精美的各种用品。现代技术之所以不同于古代技术，关键是结合了现代科学。现代技术通过科学的计算来释放宇宙推动力，所以其用心更多地在思考方面，其劳力的方面则不断被机器取代，甚至其思考的方面也在不断地被人工智能取代。在现代技术形成的机器化大生产中，技术活动是由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等许多人共同完成的，其中每个人都无法单独完成技术，但每个人都因为对生产有所贡献而得到相应的劳动报酬。每个人的劳动只和技术的某个微小部分重合，而技术则以普遍的方式运作，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或者换掉某些人，技术照样运作，只需要在责任分配上做些变动即可。现代技术在技术的普遍性和劳动的属我性之间拉开了巨大的鸿沟，因此可以越过劳动者来单纯追求效率。现代技术的用心以追求效率为根本特性，而技术的参与者则被看成是具有某种“功能”，为效率服务的手段。这种技术化的用心并不局限于生产部门，而是扩散到所有行业，使每个人都成为一个靠某种“功能”立足于社会、随时有可能被“功能”更强的他人替代的人，削弱了劳动者的自尊，造就了以成功为主要目标的大众化生活方式。

技术化的用心在文化活动中的扩散还导致人们急功近利，热衷于可以用数量化指标衡量的短期成功，沉不住气来创作真正有意义的作品。当人类的所有社会活动都被技术化的用心推动时，人的世界就被物质化和非人性化了。在这方面，各行各业的决策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如果他们从技术化的用心去制定行业规范，从业者即使不愿意也只好服从这些规范，将自己的行为纳入技术化的轨道以求生存。然而并非一切人类活动都应该模仿技术的用心方式，尤其是文化活动就更不能这样做，因为文化活动以实现某种理想意义为目的，而不是以某种现实功效为目的。决策者应该充分了解和欣赏本行业独有的用心方式，努力创造宽松良好的工作环境来保护它。最好的决策者并不需要是本行业的佼佼者，但无论如何必须是熟悉和热爱本行业的有心人。

技术化的用心在全社会的扩散是技术崇拜造成的。技术崇拜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但它其实是古代敬拜的一种转化。现代人崇拜技术的威力，其实就是崇拜技术释放出来的宇宙推动力，这种自然力在古代是被归结到神圣者（神或天）的。古人敬拜神圣者并不仅仅是敬畏其推动万物的力量，而首先是敬畏其统一人间世界的神圣力量。古代世界因此围绕神圣者建立起来，成为敬拜的世界，由此赋予行动的世界以意义，并在敬拜的世界基础上敞开诗意的世界。但随着敬拜的世界在现代社会的衰落，技术释放的宇宙推动力就取代神或天成为人们暗中顶礼膜拜的对象。当现代人在一切活动中都追求效率，追求最大、最多、最快、最强等数量化指标时，这种“万境一心”的用心方式就是来自技术崇拜。现代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帮助人类战胜贫穷、疾病和自然灾害，但技术崇拜却使技术成为真正统治世界的力量，迫使人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适应它。看上去是人类在使用技术为其欲望服务，其实是技术在改变整个世界，迫使人们的欲望为技术统治世界的力量服务。人们常常会被技术的最新进步惊叹，但同时也隐隐感到一种压力，就是必须赶快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便适应新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变化。技术崇拜使我们默认了更有效率的生活就是更好的生活，即使人们不能完全接受这点，也必须接受，因为不接受就无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就会被社会淘汰。然而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更有效率的生活而增加，反而有可能因为技术化的用心而被掩盖，因为生命的意义是必须用心感受的，而不能仅仅靠欲望的活动建立起来。被技术淘汰的焦虑迫使人们自觉自愿地服从技术对人发出的无声命令，这其实是现代人实现天人合一的一种扭曲的方式，因为天的力量已经被技术的力量取代了。但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化的用心通过技术崇拜扩散到了全社会，使得世界被物质化和非人性化。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需要抛弃现代技术，只需要将技术化的用心局限在技术活动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等文明活动，自觉地抵制其在文化活动中的扩散，同时用敬天的精神重新统一世界，将技术释放的宇宙推动力收回到上天的意志，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天治地养，让技术为建设大同世界服务。

4.气功

气功实现的是人和宇宙气界的现实关联。宇宙气界的事物混沌无形，难以捉摸，和理界事物的界限分明、有条有理刚好相反（物界则介于气界和理界之间）。人除了肉身还有看不见的气身（中医所说的经络就是气身的通道），因此可以和客观存在的宇宙气界打交道，释放出气界混沌无形的力量，调整自己气身的运行，借此养生治病，益寿延年。气功的用心方式是混沌的，有时甚至是神秘的，但与科学和技术一样是客观的，因为其所打交道的是宇宙中客观存在的气。虽然气功不能用科学来解释，但其实践仍然需要理性的辅助，因为气的不可捉摸和神秘性容易导致练功出偏差甚至走火入魔，而理性的冷静和反思的态度，以及追求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倾向可以帮助气功实践有条有理地进行，避免出现自我伤害。反之，气功实践可以帮助人们从被科学技术统治的现代世界获得释放，恢复人心活泼的生机和丰富的多维性，从机械化、物质化的生活中摆脱出来，开发生命的潜能。科学、技术和气功都是和客观存在的宇宙生命打交道的活动。宇宙的理物气三界是阴、合、阳的关系。这三种活动的互补可以使它们达到阴阳和谐，全面地实现人和宇宙的现实关联。

5.政治经济

政治经济实现的是人和天地的现实关联。天是人们共同的意志之根。政治的最高目标就是协调众人意志，统一世界，实现天治。地是世界的基础，人的生命之源。经济的最高目标就是共享大地对世界和生命的滋养，实现地养。政治和经济是阴阳互补的活动，其用心各有特点，但二者关注的都是人类生活的现实基础，其用心都是现实的。

（1）政治

政治经济不是实现天地意义的文化活动，而是实现天地与人之现实关联的文明活动。所以政治经济的“世界”不是敬拜的世界或诗意的世界，而是行动的世界。然而，敬拜的世界既然是围绕神圣者的意志（天志）统一起来的，人类早期的政治活动就很自然地以敬拜的世界为基础展开，把政治活动神圣化，把统治者当成“君权神授”的特殊人物。这种做法无法很好地实现政治的现实性本质。敬拜的世界是人心在其中感受神圣意义的世界，而行动的世界则是欲望在其中（借助有用之物）实现其目标的世界。前者的用心方式是理想的，后者的用心方式是现实的。因此，政治活动的恰当境域是行动的世界，而不是敬拜的世界。敬拜的世界既然展示了统一世界的天志，它就对人类实现天治有精神上的帮助，但为了纯粹地实现政治的现实性本质，必须把敬拜的世界放到幕后，让它激发人们对上天的敬畏之心，为政治实现天治提供精神支持，而不是直接参与政治权力的构成。另外，政治经济从现实角度实现天治地养，而男女结合生出后代则实现了天地生人的理想意义。前者实现为国家，后者实现为家庭。[2]既然国家和家庭都是天地的实现，古代历史就自然地把它们结合起来，实现家族政治。但与君权神授一样，家族政治也无法很好地实现政治的现实性本质。然而，国家和家庭既然都是天地的实现，二者之间就确实有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即使在现代国家中也依然存在，其表现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及其夫人仍然在一定意义上象征着国家和家庭的共性。只要这种象征不产生家族政治，它就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实践。

政治的终极目标就是把行动的世界统一到上天的意志，实现出“天下”。但天下无法直接从上天实现出来，因为行动的世界不是为天志，而是为人的普遍欲望敞开的。所以，政治只能以普遍意志为基础将天志统一世界的作用实现出来。政治权力来源于天志，但可以通过个人意志实现出来，因为每个人的意志（心）都是天志的个体化，都能够代表天志去行动。然而任何人的意志都不足以统一世界，因为行动的世界不是为某人的意志，而是为普遍意志敞开的。人类必须通过意志的协商与合作，才能产生代表天志统一世界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就是行政权。行政权首先关心的是行动的世界是否统一，是否稳定，是否能够顺利地发展。当行动的世界被从天志的角度统一起来，它就不再仅仅为普遍欲望敞开，而是和敬拜的世界一样为天志敞开，只是其敞开方式是现实的而非理想的。行动的世界从天志获得的这种新的统一性超越了其最初的统一性，被提升为政治共同体。由于经济为行动的世界提供了从大地而来的滋养，行政权统一的世界同时也就是经济的世界，因此行政权必须关心经济的发展（这同时意味着它必须关心科学技术和劳动），否则它就只能统一一个贫穷的，没有得到大地充分滋养的，随时可能崩溃的世界。

行政权的用心总是针对世界而不是个人，即使它特别地关心某些个人，也只是从他们所在的世界出发，通过完善世界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世界毕竟是许多人和事的交织，问题非常复杂多变。所以行政权必须既保持世界目光，又深入民众生活，审时度势，灵活处事。对世界和民众的责任意味着行政领导人必须超越个人的荣辱，以天下为己任，热爱人民，对世界有充分的了解，有广博的知识和修养，有灵活的注重现实的头脑和行动的魄力，以及良好的个人品德。人类历史的发展首先在大地上形成的是许多民族共同体（国家），各自占据世界的一个局部，所以行政权首先以国家权力的形式出现。国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天下”的内在关系，只是因为“天下”尚未真正实现出来而显得是外在关系。行政权统一了国家的内部世界，因此自然地在对外关系中代表国家（由于作用范围不同，有些国家将对外和对内的行政权分开）。人类最终必须以国家为基础实现人类联邦，成立世界政府，行政权才能最终把世界统一为“天下”。

然而，如何保证行政权实现的是上天的意志？人心是天志的恰当代表，因此每个人都可以代表上天参与天治（为了方便，通常是由某些人代表所有人来实施行政权）。然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天人之间存在先天断裂，这意味着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与天志完全合一（参见前文《太极之运作》）。无论多么良善之人，其意志都有可能背离天志而行动。所以，仅仅通过人的意志无法恰当地将天志对世界的统一作用实现出来。人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形成立法权，制定宪法来规范政治活动，让行政权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并制定其他各种法律来规范人们在世界中的行动，通过人人遵守法律来将人的意志统一到天志。遵守法律其实就是在社会活动中遵守天理（参见前文《太极之运作》）。所以，天治的基础是法治，法治的目的是天治。

立法权针对各种人类活动，从长远的考虑出发，通过思考制定出符合普遍理性的法律。所以，立法权的用心必须是深思熟虑，有长远谋划的，同时必须是普遍和理性的。行政权需要世界目光和灵活处事，而立法权则需要超越世界一时一地的变化，追求能够长期稳定地起作用的法律，而不是应付一时之需的临时措施。只有当法律有长期稳定性的时候，人民才知道如何行事。立法权制定的法律将长期地、深刻地影响从事各种人类活动的人群。所以，立法权不仅需要最智慧和审慎的、善于理性地思考的头脑，还必须能够反映民意，不是空洞抽象的民意，而是在世界中展开各种活动的各类人的意志（可以通过选举来实现）。最后，立法权必须在敬天的精神中充分理解人类的历史天命，才能制定出恰当的、能够反映上天意志的法律，因此，立法者须有一定的哲学素养。虽然法律的规范作用主要针对政治经济等文明活动，它对某些和文明活动关系密切的文化活动也有规范作用。在文化活动中，爱情形成家庭的活动与政治经济形成国家的活动有最密切的关系。虽然家庭实现的是天地生人的意义，国家实现的是天地与人的现实关联，二者不能简单地结合起来（形成家族政治），但作为天地的实现，二者仍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家庭不但有意义，而且其世代生成决定了国家在历史中不断延续的方式，成为国家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单位（子女长大成人后才走出这种单位，自己成立新的政治经济单位）。所以，立法权必须为婚姻和父母子女关系制定相关法律，为家庭实现“天地生人”提供从天地而来的现实保障。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来说，人类最终要通过男女之爱回归太极，在天父地母怀抱中实现天下一家，以此为精神基础实现天下大同。所以，立法权必须对男女的结合（形成婚姻和家庭）从法律上给予最大的支持。如果立法权缺乏对人类历史天命的理解，仅仅从个人自由出发理解国家和家庭的意义，就有可能制定出完全违反上天意图的法律（例如某些西方国家认可“同性婚姻”的法律）。西方自由主义从普遍的个人出发理解政治的本质，虽然很好地实现了法治，但还没有将法治上升为天治。相反，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天治，但却混淆了文化和文明，从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出发，将天治落实到“天子”身上。今天，我们应该继承中国古代对天治的重视，同时不断完善法治，通过法治实现天治，和世界各民族一起走向天下大同的时代。

政治的现实性本质决定了它必须承认天人的先天断裂，亦即天人不合一，以致人人不合一的现实（人的意志相对独立于天的意志，因而也相互独立）。所以，政治权力必须尊重个人在世界中自由行动的天赋权利，保护个人自由不受他人自由的伤害。这种针对个人的政治权力就是司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实现的都是天志，但行政权直接把握行动的世界，而司法权则把握世界中的个体生命（世界的个体化）。这两种权力出自同一个意志，但却因为把握对象的不同而不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天人的先天断裂使天志和个人意志的关系本质上是负性的，所以司法权本质上是施行惩罚的权力。相反，行政权的对象是世界，而天志和世界是阴阳合一的关系（世界是天志的阴性对象），所以行政权不是施行惩罚的权力，而是组织世界、统一世界的权力。司法权针对的是能够自由地行动，为自己的行动负责的个人，因此其惩罚也是针对个人，不能因为个人的罪行牵连其他人。[3]司法权以最极端的方式将天志和个人意志的先天断裂凸显了出来。为了恰当地代表和个人意志发生断裂的天志，司法权的实施不能包含任何个人意志的成分，而必须仅仅根据法律来判断是非、实现正义。司法权的用心不但是普遍和理性的，而且必须是完全客观的，独立于任何人的主观情绪、主观意见和道德判断（司法要惩罚的是自由对自由的伤害[4]，不是人对人的伤害，所以应该根据法律而不是根据道德来判断是非）。世界上没有人比法官更需要完全冷静的、理性的、客观的、超然的头脑，将个人好恶完全排除在外，仅仅以法律的正义为念。这并不意味着法官不需要考虑被告的个人感情、情绪、处境等因素，因为人的自由来自其自我意识，所以考虑某个人的行为时不能不将其动机考虑在内，而动机则涉及个人的感情、情绪、处境等多种因素。但这些因素属于被告，不属于法官。然而法官也是人，无法保证其一定能排除个人好恶来公正地断案。所以，人类发明了律师来对被告从正反两方面展开辩论，以便充分实现司法权的客观立场，同时保护被告的正当权利（司法突出天志对个人意志的超越，同时也就突出了个人意志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司法所要保护的个人权利既包括受害者，也包括被告）。总之，司法权最能体现政治作为文明活动与文化活动的差异。在司法活动中我们必须以完全不同于文化的、纯粹文明的方式用心，否则就无法真正实现天志超越个人意志的本质。

政治并不仅仅是政治家的事情。良好的政治需要建立在全体国民的客观、普遍和理性的用心方式上。社会必须形成良好的风气，当争端发生时，用理性、客观的态度，通过沟通和协商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情绪化的争吵、谩骂甚至攻击，把争端转化为道德问题，这样就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客观渠道。政治是理性和客观的事业，不是感性和主观的战斗。当我们在政治领域中活动时，必须超越个人的主观情绪和道德判断，把每个人都当成有尊严的、平等的、有独立思考和自由行动权利的人，共同聆听普遍理性的声音，才能恰当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防止将政治的用心方式扩散到所有场合，把一切问题都政治化的倾向。中国在“文革”时期将一切问题都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今天的西方社会也有所谓“政治正确性”的做法，把平等、自由和个人权利当成一切人类活动的最高原则，掩盖了文化活动不同于文明活动的本质。[5]这些做法都属于用心不当。人生的意义和文化活动成就的意义无法从政治角度获得恰当的理解。如果把政治的用心当成最高甚至唯一的用心方式，不加辨析地应用到关乎意义的文化活动中，就会伤害了这些活动，使之无法恰当地展开。在这方面人类有过许多历史教训，是我们必须永远牢记的。

（2）经济

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其所用之种种有用之物都来自大地。世界是从地母敞开的，依靠大地的滋养来运作。这种滋养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完整地实现出来。这种活动就是经济。经济的目的就是让从大地而来的有用之物满足世界的需要，亦即所有人的需要。经济的本质就是“地养”。这种本质不是抽象的，而是隐含在人们对世界和大地的默默理解中。人们共同在世界中生活，默默地把大地当成世界的基础，自然地倾向于共享大地对世界的滋养。这种共享大地的用心方式使“公有”成为经济的原则。当人类最初把世界局部地统一成原始部落时，共享从大地而来的有用之物成为最自然的经济活动（例如把收集到的野果按照需要分配给部落中所有人）。然而，经济并不是孤立的活动。大地提供的现成的可用之物远远不能满足人类正常生活的需要。因此，将地上万物转化为有用之物的活动（技术）自然地被纳入经济中来发展，成为生产活动，而参与生产的人们则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在其中付出的劳动。经济的“地养”于是通过技术的“物养”和劳动的“自养”来实现，使经济事实上成为包含技术和劳动的复杂活动。经济的用心因此包含公有、普遍和私有三个不同维度。三个维度的相互矛盾导致了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人们用自己的劳动生产某种有用之物，然后在市场上交换，其用心并不仅仅包含维持自己生活的私有原则，而且还隐含了让大地满足所有人需要的公有原则，其表现就是在交换中相互满足对方的需要（如果不是公有原则在默默起作用，人们就无法期待他人的交换意愿，而只能自产自用，不足自用时只能靠抢掠来补充）。经济活动隐含的私有原则促进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普遍原则促进了技术的社会化发展，公有原则促进了人类的相互沟通和交流，不断促使人类走向共享整个大地的大同世界。不论世界如何分崩离析，共享大地滋养的需要都会促使人类互通有无，而妨碍这种共享的诸多障碍最终都会被推翻。因此，看似仅仅为个人谋利益的商业活动最终必然要拆毁所有的篱笆，将行动的世界变为一体，实现大地对世界的滋养。商业活动要求人们超越自身的立场，从他人角度看问题，以事物的客观属性为共同衡量标准，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共同立场，根据社会普遍认可的、理性的法则来实现交换。所以，商业活动的用心可以帮助社会发展平等意识、协商精神、普遍理性和契约精神。

然而，人类在经济中的用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最初的实物交换到货币交换，经济的用心已经开始其抽象化过程，金钱本身逐渐成为商业活动的目的，私有原则开始超越劳动的自食其力，转化为以逐利为目标的商业原则，经济的公有原则开始向幕后转移，在经济和劳动之间拉开了鸿沟。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时，人被转化为与他人和自然对立的主体，欲望成为生命的重心，[6]商业的私有原则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动经济迅猛发展，公有原则进一步退到幕后，作为“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现代技术的发展形成了机器化大生产，在生产和劳动之间拉开了巨大的鸿沟。商业的私有原则于是把劳动转化为生产的手段，把生产转化为商业的手段，商业则依靠高度发达的自由市场来维持经济的公有原则，让供需双方通过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来实现相互满足。现代经济的用心在劳动、技术和经济三种活动中造成了高度的矛盾和紧张。劳动者尤其面临着沦为纯粹手段，甚至丧失作为手段的资格，连自养都成问题的风险。但现代经济的总体效果仍然是产生非常丰富的产品来满足整个世界的需要。社会福利和劳动保障的建立也在不断弥补经济和劳动之间的鸿沟。

当现代经济从产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过渡时，世界开始被金融化，以致金融似乎成了自足的经济王国，在经济和生产之间拉开了鸿沟。在金融化的世界中，人们围绕着各种抽象的金融产品活动，生产过程被遗忘，经济的公有原则完全退居幕后，商业活动成了纯粹的“为赚钱而赚钱”。金融本来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资源配置而发展的，是人们在共享大地滋养的同时共同承担未知风险的一种方式。但遗忘生产过程，把公有原则完全推到幕后的金融化世界却丧失了和大地的关联，遮蔽了经济活动实现“地养”的本质，导致经济活动开始丧失客观性、普遍性和理性，在自由放任的消费社会中走向失控，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现代经济在经济、技术和劳动之间拉开的鸿沟使三者都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充分发展，但这三种活动必须密切合作才能恰当地实现大地对所有人的滋养。政治和经济是阴阳互补的活动。所以，政府必须对经济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充分认识经济活动实现地养的本质，以此为基础来协调经济、技术和劳动的不同用心方式，消除金融化世界和消费社会的盲目性，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活动的客观性、普遍性和理性，最终实现出人类共享天地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