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丹托的历史哲学变容

丹托的研究涉及分析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多重领域。但丹托最早从事的是分析哲学的工作，在欧美分析哲学界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他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作为他最有分量的分析哲学著作，在分析哲学领域极具开创性，他证明了历史思维最鲜明的特征为叙事性。对历史叙事的研究，最终让丹托走向对分析美学的关注。[1]在后来的“艺术的终结”理论中，他把“历史叙事”转变为“艺术叙事”，从而把历史哲学与艺术哲学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个系统论者，丹托的历史哲学同艺术哲学一道构成了完整的哲学体系。解读丹托的历史哲学，首先应该明确，丹托的历史哲学是其分析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着眼于语言学和叙述理论，关注历史与叙述之间的关系。[2]丹托同其他分析哲学家一样，都吸收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哲学，尤其是其后期“用法即意义”的思想。所以，丹托的历史哲学注重将历史的研究从语言与世界的对应关系，转变为语言与世界的语境关系。[3]

其次，丹托的历史哲学为其艺术哲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为丹托历史哲学核心的“叙述句子”（1962）原本用来确认历史事件与生活其间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丹托将之引入“艺术世界”，试图从外部分析艺术品的概念。这样，历史与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后来，不管丹托如何强调他的本质主义，“历史”的维度始终都渗透到他关于艺术的主要观点中，影响到他对艺术定义的规范以及“艺术的终结”命题的判断。

最后，黑格尔的思想是丹托的历史哲学的重要基础。丹托的黑格尔转向主要因为“寻求黑格尔的普遍精神的对等物，这种对等物能够解释历史中的变化，也能够成为理解艺术的每个例子的关键”[4]。这使得丹托能从“叙述句子”中衍生出深层阐释的理论。

大体上，在研究历史哲学的过程中，丹托首先思考历史认识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其次研究如何理解“表现”[5]概念，即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替代。就认识论问题，他使用“叙述句子”加以解释；就“表现论”问题，丹托则借用黑格尔的历史精神加以解决。这样，他的历史哲学不仅实现了对历史的认识，而且也通过主体的介入从本体上加以确定。正是这一点，使得丹托的历史哲学与福柯的“考古学”和怀特的“新历史主义诗学”得以区分。福柯与丹托的不同在于，福柯侧重于“话语形成”，强调历史的断裂，反对任何目的论；而丹托赞同黑格尔的目的论的历史概念，有悖于福柯的考古学精神。至于怀特，虽然丹托与他都是从叙事角度谈论历史，不过，他们关于叙事的讨论的本体论视野并不相同，丹托停留在分析哲学的认识论层面，而怀特则将之发展到文学领域，追求所谓的“历史诗学”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