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传统的延续：清代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编绘之考察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费尔格里夫（J.Fairgrieve）在分析中国地理形势的特点后，执意称中国为“一个独特的江河之乡”[1]。之所以如是说，“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有众多的河流，而且在于因为对河川进行了治理而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历史”[2]。无独有偶，魏特夫、冀朝鼎等学者亦将传统中国水利工程的建设与国家形成、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变迁结合起来，建构了古代中国“东方专制主义”与“治水社会”的分析框架。[3]近年来，王铭铭、行龙、钱杭、鲁西奇、胡英泽、张俊峰、周亚、李嘎、徐斌、刘诗古、陈瑶等学者极力倡导 “以水为中心的社会史”，进一步提出了“水利社会”或“水域社会”的理论范型，日益成为当下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典范之一。[4]

作为公共工程或公共事务，官方与地方士绅合作对江河水道进行整治、管理及维护，促使国家、地方社会以及各区域之间形成了极为紧密的社会关联，这成为帝制时代中国地域社会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之一。与此同时，相关机构或个人还绘制了反映河渠管理、河川整治、水道变迁的“河渠图”“河川图”“水道图”，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多样。特别是在清代，有关黄河图、运河图的绘制，不仅蔚为大观，还是关乎河政运作、水利建设乃至王朝施政的资料依据，其重要性自不待言。[5]然而，已有研究多集中于黄、运河图的意义，甚少论及长江图的作用。

与黄河、运河以及长江中下游相比，长江上游河道蜿蜒于高山峡谷之中，惊险至极。[6]特别是位于长江上游的川江河段，礁石林立，险滩众多，行舟稍有不慎，即有覆溺之患。[7]为确保航运安全，历代中央王朝多重视对长江上游进行有效管控，相关航道图志的编绘也逐步增多。早在宋明时期，伴随审美性山水图绘的发展，以《蜀川胜概图》为代表的“蜀川图”就开始兴起。[8]及至清代，长江上游作为东西交通的关键航路，朝廷逐步加强了对金沙江、川江的整治与管理。在此过程中，有关长江上游水文信息的记录与航道险滩的考察日益增多，绘制了诸如《金沙江全图》等彩绘舆图。晚清以降，为使往来船主认明水径，航道图志的编绘逐渐发展成为专门之学，涌现出《峡江救生船志》《峡江图考》等颇具代表性的传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

目前，学界对传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研究，或考述其文献价值，或分析其历史演变，对其评价则多以西方制图学作为衡量标准，认为其没有科学基础，有欠准确。而对于长江上游内河航道、航政管理的研究亦多限于一点一地，未能对其与航道图志编绘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考察。需要指出的是，传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植根于本土舆图绘制的土壤之中，只有从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语境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其在长江航运中的价值与意义。[9]有鉴于此，本章旨在梳理清代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编绘的文本谱系，重点分析传统文化语境下的“地方”绘图实践，进而考察其在长江上游内河航运中的作用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