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春秋政治思想概观

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近三个世纪，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和思想状况被历史学家以“礼崩乐坏”作了形象的概括。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一方面是各诸侯国的主政者在行政实践中提炼总结出的思想观念；一方面是思想家有意识的理论创新，显示了政治家和思想家逐渐分途的端倪。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主政者针对“礼崩乐坏”的困局，不断提出应对方略，而他们思想创新的火花就在这一过程中绽放。齐国相管仲辅佐齐桓公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号令四方，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他提出的“四维”（礼、义、廉、耻）和“顺民”“富民”观念，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刑并用思想，继姜尚之后为创建“齐学”立下大功。齐景公的相晏婴首次提出“和而不同”的观念，在民本、廉政、勤政理论方面颇多创新之点。晋国执政大臣郭偃辅佐晋文公厉行改革，推行“郭偃之法”，使晋国迅速强大起来，继齐国之后登上“春秋五霸”之一的宝座。郭偃强调笃行礼义，突出德行，顺应天时，特别重视各种制度建设，使国家和社会有序运行；同时要求君王严格自律，协调好君民、君臣以及各权势集团之间的关系，使各自的利益得以维护；尤其注重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工商业，减轻赋敛，省用节财，救助弱势群体，让所有人都能活下去，以维系社会的稳定。晋平公时期的大夫叔向的刑德思想也有一定特色，他坚持臣子事君应遵循“比而不别”的原则，“比德以赞事”，反对“引党以封己，利己而忘君”[21]；同时坚持任人唯贤，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主张以严刑惩治那些违法犯罪、贪得无厌的奸佞之辈，以使国家和社会能够顺畅有序地运行。但他坚持礼治的基本原则，反对法家唯法是视、摒弃礼治的主张，显示了保守的倾向。稍后于叔向的晋国执政大臣赵简子，在识贤、用贤和自律改过以及关注民生等方面也颇有特色。郑国执政子产“不毁乡校”，让国人畅所欲言，坚持民本理念，厉行“宽猛相济”的行政原则，特别重视人才的选取和任用，要求人才首先具有爱民、为民的从政意识。楚庄王时期的执政大臣申叔时要求对百姓实行以教化为主的施政方略，通过向百姓传授诗、书、礼、乐和各种训典仪则，使之自觉地“知族类，行比义”，达到恭敬、勤勉、孝顺、忠信，以便节制行动，发扬德音。但对民众也必须施以赏罚的手段，这就是“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罚，明正德以道之赏，明齐肃以耀之临”[22]，显示了儒法互补的执政理念。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为了报仇雪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在艰难的崛起中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其核心是以民为本和君王严格自律，从爱民出发实施一系列富民、惠民的政策。辅佐勾践完成复国大业的范蠡，具有杰出的政治智慧、军事才干和权谋韬略，他强调“顺天待时”，认定天时、地利和人为之间有着最恰切的互动关系，人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人的政治智慧，就表现在对天时、地利条件的准确把握和及时运作，进而认定只要做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孰，民乃蓄滋”，就能达到“君臣上下交得其志”的目的。

春秋时期思想史上的最显著成就是思想学术流派的诞生。随着“学在王官”制度的难乎为继，文化下移，一方面庙堂中的知识分子散落民间；一方面民间知识分子“士”阶层崛起，私学勃兴，为学派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老子李耳是周王室的守藏史，掌握了周王室所存的历代文献典籍，是当时学识最渊博的学者。他写出《道德经》五千言，创建了道家学派。他第一次将“道”这个字提到哲学的高度，并赋予它极其丰富的内涵。他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将“道”视为脱离物质的精神本体，建立起客观唯心论的哲学体系。老子思想中最值得珍视的是他的朴素辩证法。作为一个学识渊博、避开政治漩涡、冷眼观察自然界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翻云覆雨的无穷斗争的学者，他逐渐体悟并总结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少发展演化的规律，天才地猜测到对立统一、从量变到质变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老子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意识到剥削制度不合理，并对这一制度发出抗议之声的思想家。与此同时，他还对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较早且较深入的思考。老子认识到，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更新，许多古老的美好的伦理观念被抛弃，人们的私有观念越来越强烈，对财富的追求越来越迫切，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不择手段。仁、义、礼、智、信之类道德信条的广泛宣传，不是人们道德水准提高的表现，恰恰是道德水准日趋堕落的标志。他愤怒地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23]他珍视个体生命，反对外在强力对个人生活的干预，所以主张“无为而治”，反对给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切战争。由于认定文明进步带来的全是负面影响，所以要求社会退回“小国寡民”的文明初始状态：“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兵甲，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24]这种政治意识显然是保守的。老子以《道德经》一书开创了道家学派，这一学派在战国时期蔚为大观，以后也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最后以“儒道互补”的形式对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春秋晚期产生了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孔子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天人合一的天道观和“敬鬼神而远之”的信仰观念，仁礼互补的社会思想，以民为本、爱人、及人的行政理论，君子人格的个人修养论。尤为重要的是，孔子对“仁”“礼”概念的扩张和弘扬，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孔子将“仁”的理想延伸至政治和社会领域，展示出他的行政理想。这个理想可用“德治”两个字来概括，具体办法是从“正名”入手，按周礼的规定，所有社会上的各类人都回归本位，君、臣、父、子、诸侯、卿大夫、士以及庶民百姓中的各层次、各行业，都严格履行自己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君明臣忠，君正臣贤，从民本出发，实行“德主刑辅”的基本施政方略，使所有百姓在富之、教之的过程中达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境界，最后由“小康”而进入“大同”的社会。孔子还创造了行仁践义为职志的君子人格形象，这个君子人格，经过后世儒家，尤其是孟子的丰富发展弘扬，逐渐定格为一个崇高的道德和智慧的形象，成为引领社会正义、使命担当的一面旗帜，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持久而积极的影响。

孔子一生的最大功绩，一是创办私学，创立儒家学派，建立起对中国和世界影响深远的儒家学说；二是整理六经，保存和传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元典，为中华民族建立起最初的精神家园。孔子和儒家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轴心时代的降临，为战国时代思想文化上“百家争鸣”局面的到来做了有力的铺垫和引领，起了金鸡一鸣天下晓的作用。他作为中国标志性的思想文化巨人，被中国历代王朝推尊为“大成至圣先师”，享受绵绵不绝的尊崇和祭祀，是当之无愧的。

春秋时期的政治思想，最大的特点是从怀疑天、帝的权威，进而向重人、重民意识的倾斜，涉及王权合法性、圣人圣王、仁义道德、任官尚贤、礼法刑政互补等一系列问题，后世经常使用的许多政治观念和范畴，在这一时期已经基本具备或萌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