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辛亥革命的特写镜头
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美联社记者弗雷德里克·麦考米克
辛亥革命是亚洲的第一次共和革命，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便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西方媒体看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剧变。亨利·巴恩（Henry W. Bunn）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发表的文章，便以《变化中的中国》（Changing China）为题，回顾了这个变化的过程。在中国发生的变化，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政治方面，都是极为重要的。
中国的改变始于1895年的甲午战争，在西方势力以及日本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威胁下，民族主义兴起。强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清政府步步退让，外国依靠铁路和银行蚕食中国。义和团运动虽然是盲目排外的，但那是中国人“第一次发出的怒吼”。
第二次爆发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成立民国。中国人感到必须向西方学习，大量中国学生到国外以寻求西方知识， “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国后成为狂热的共和党人并造就了革命”，他们的“民族主义诉求赢得群众支持”。他们声称，无效率的清朝统治者要为中国所受的屈辱负责，这很大程度上是切中时弊的。
这些革命者的“主要动机是爱国”，在他们看来，只有共和制“是唯一的入场券”，因此成了西方制度的崇拜者，倾倒于“美国的财富与繁荣”。而他们“看起来完全忽略了西方的缺陷”，是“一伙偏激的教条主义者”。西方媒体认为这些革命者对中国的未来，并没有清楚的概念。[1]
因此，辛亥革命后中国的不稳定，应该是与革命者的不成熟以及对中国未来的设计缺乏一个可操作的框架有关。美国力图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一个引导者的角色。
那些当时正在中国，或者革命后来到中国的美国人，用他们的眼睛观察着这场革命，就像拍电影一样，记录下了那些革命场景的许多特写镜头。
南京：美联社记者司徒雷登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是后来成为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到金陵神学院（Na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担任老师的第三年。司徒雷登为这场革命激动不已，立刻就向美国报道了这条消息，并密切关注南京局势的变化，随时将在南京的见闻向美国做详细报道。他称辛亥革命是中国的“独立战争”，希望美国人能像看待美国“独立日”那样对待中国的革命。他指出美国独立战争的经历、所确立的制度以及华盛顿，都已成为今天中国革命要实现的理想。
司徒雷登观察到，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得到中国南方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为革命爆发欢欣鼓舞。外国人也普遍对革命抱有同情，但一般都持中立的态度。革命的直接后果是政府的瘫痪，社会的动乱，官员和富商们纷纷携带家眷出逃。不少老百姓也逃到乡下，躲避战乱。大部分商店关门停业，给抢劫者造成了可乘之机。
革命正在进行之中，1911年11月6日，在南京的金陵神学院新宿舍楼工程的开工，举行了奠基仪式，司徒雷登与其他教职员工一起参加了这个活动。他还到街上观察革命发展的局势，凭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通过与路人的交谈，得到了许多新的情况。
这天，司徒雷登又向美国发去了有关革命的报道。他在报道中说，南京大约有60％的居民已经逃离了，不少人趁火打劫。几天后，南京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一方面清政府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滥杀无辜；另一方面，当地的军队倒向革命党一边，拒绝服从清廷的命令，反倒阻止对革命军的围剿。
战争一触即发。11月9日，美国和英国驻南京的领事馆要求所有本国的妇女和儿童迅速撤离南京。金陵神学院宣布停课，紧急安排学生、教师和家属疏散。由于许多学生都是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有的学生剪掉了自己的辫子，随时准备声援革命军，所以都不愿意离校。司徒雷登因而组织了一个救助委员会，组织学生撤离。
撤离工作持续了十几天，直到学生们全部到达安全地方后，司徒雷登才离开南京，回到杭州他父母的身边。他的父母是传教士，已经在那里居住了几十年了，司徒雷登也一直把杭州视为自己的家乡。
但在这时，美联社聘请司徒雷登担任该社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革命的发展态势，于是他立即返回了南京。在南京，司徒雷登以美联社记者的身份，频繁地出席与新政府有关的各种活动，不仅经常见到孙中山，还结识了不少新政府各部门的政要。
1912年3月，南京的外侨联合会与美英俱乐部，为孙中山和他的家人、内阁部长和他们的夫人们，以及袁世凯在南京的代表唐绍仪，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酒会。司徒雷登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这个酒会。他在报道中给予孙中山高度的评价，称孙中山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为国家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这年的4月1日下午，孙中山召开临时国民议会。在这次会上，孙中山正式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位于袁世凯。这给司徒雷登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后司徒雷登对这段往事还记忆犹新：“我是1912年南京召开临时国民议会时在场的唯一一个外国人。在这次会议上，孙博士发表了著名的辞职演说。”
孙中山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的当天晚上，司徒雷登和南京基督教青年联合会为他和其他出席临时国民议会的代表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孙中山和他的内阁部长们都出席了招待会。司徒雷登评价说，革命领导人出席这样的晚会，表明他们对传教工作和基督教教育事业是同情和支持的。
1912年秋季，时局已经比较稳定，南京的各个学校都相继重新开学。司徒雷登回到金陵神学院，继续做他的教学工作。
第二年，政局出现了很大的变化。1913年3月，国会召开前夕，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这年夏天“二次革命”爆发。西方各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发生新的动乱，都转而支持袁世凯。司徒雷登也认为只有袁世凯能最终控制住局面，曾写信敦促美国政府支持袁世凯。
当时的司徒雷登认为，孙中山等革命者很难成功，因为他们大多长期在海外留学或者进行革命活动，对中国的国情不是很了解。中国老百姓并不能够理解什么是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因此实现民主政府的条件还不成熟。在司徒雷登看来，袁世凯和孙中山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袁世凯是现实主义的，而孙中山是理想主义的。司徒雷登认为维持一个国家的法律和秩序，要靠铁腕而不是靠理想。这个观点与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一致的。[2]
上海：一个美国军人所看到的革命
1911年11月23日，一个年轻的美国中尉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到达中国的时候，革命还没有结束。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当时正在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服役，对中国充满了好奇，虽然这个国度正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甚至在这里旅行也充满着风险，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止这个年轻人的脚步。
他首先到达“冒险家的乐园”上海，这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首先进入他眼帘的是各国的战舰，两艘日本的，两艘法国的，一艘英国的，一艘德国的，一艘美国的。他看到浩渺的长江，浩浩荡荡进入大海。长江是交通大动脉，“亚洲最繁忙的河流”。
他在吴淞口第一次看到了黄包车，不过他可能不知道，这是从日本传进来的“东洋”玩意儿，所以又叫“东洋车”。他在黄浦江上看到了舢板和小帆船。不过，他对上海有点失望，这是因为它太洋气，西方式的宾馆和银行，宽阔的大道与公园，从宾馆的窗户往外看去，他觉得“仿佛是在费城”。他在公共租界“看到了头上裹着头巾的高个子锡克教信徒，这是从英属印度雇来做警察的”。
革命给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增添了一丝兴奋，其实进入革命中的中国，并没有那么可怕。的确，这个革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平和的革命了，虽然也有过几次战斗，但是并没有血流成河。甚至革命都没有给他的旅行带来什么不方便，哪怕革命的队伍和标志到处可见。在上海的老城，他还看到了革命者的征兵站，那里挂着“红底上有十二个锯齿的黑太阳的革命者旗帜”，代替了清王朝的黄龙旗。
他还看到了城市里的贫民窟，那里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垃圾遍地，苦力把一大堆行李从码头扛到宾馆，街头小贩一瓣一瓣地卖橘子，庙里穿着白色孝服的奔丧者，在灯光下衣着华丽的阔太太……
他去一家老茶馆喝茶，发现通往茶馆的桥是弯弯曲曲的，那么这一定是上海的城隍庙了。据当地人解释，修这样曲曲折折的桥是为了避邪，那些鬼怪绕不过去，会在拐弯的地方掉进水里。他还在中国人家里看到很多神像和佛龛，让他觉得中国的宗教主要是“为了驱除那些要加害于他们的鬼怪”。
这个年轻的美国军官，“仅仅有限地看到了这场大动乱的表面现象，也就不可能对此有怎样深刻的判断。”但是他对革命中的中国的观察是细致的，还做了记录。那时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吸引着世界的关注，而他更多地看到的是普通的中国人和他们的生活，“不管发生了怎样可怕的事情，普通人的生活跟过去一样仍在继续，也只能继续。”[3]
香港：大英帝国的炫耀
在上海待了几天之后，这个美国年轻军官乘船去了香港，第一次看到这个“仿佛悬在半山腰上”的充满活力的城市。这个城市俯视着一个壮丽的海港，在地势最高的地方，悬挂着英国国旗，炫耀着大英帝国的威风。
当船进港时，他看见那里停泊着许多艘远洋轮船，周围还拥挤着许多小舢板，上面住着一家老小，甚至还养着鸡鸭。妻子掌舵，孩子摇桨，每个人都行使着职责。
他在一家美国人开办的家庭旅馆吃了感恩节晚餐后，乘电车到达太平山顶，从山顶朝港湾望去，非常壮观的景色，“棒极了，记忆中最好的景象”。
这个美国年轻人注意到那些刚剪去辫子的中国人，他们看上去怪怪的。他对那些英国训练的士官则是称羡不已，称他们看起来“胜过我们一般军官五倍”。然而他对英国军官的评价则不高，认为他们“一团糟，至少在香港如此。不整洁，脾气坏，懒散，拿着手杖游手好闲。给士兵树立了很坏的榜样”。他厌恶手杖，他后来成名之后，无论看到哪个国家的军官拿着手杖敲打靴子，都会感到深恶痛绝。
他在香港的时候，报纸上充斥着有关广东陷入混乱的报道：巷战、歹徒抢劫商店、行人被杀、革命政府无力控制局势、广州几乎落入匪徒之手、西江海盗肆虐，不一而足。
还传说他们已经截断了去梧州的通道，并杀害了一艘英国江轮的大副。但是这个美国年轻军官却认为：“所有这些事端都是凶残的英国人挑起的，因为他们把局面搞得越糟，他们就越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干涉。”[4]
广州：活力四射的新世界
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实干家，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对中国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竟然立即奔赴广州，想从广州去梧州进行实地察看。
在广州，他看到了中国的另一幅景象，仿佛置身于“色彩丰富和活力四射的新世界”：不同的气味、声音和身体混杂一起，古老和新奇、生活的迷人和恐惧，竟然可以并存。
在一个猫狗市场，他看到人们先把猫煮熟，然后切开，再挂起来出售；而狗肉则炖在一个大锅里，再装盘，供人们一饱口福。他看得目瞪口呆，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幻的世界。
在庙宇，他看见两只面目凶猛的石狮守在大门口，屋顶雕梁画栋。街道和弄堂如迷宫一样，街面是由石头铺成的，人们摩肩接踵，大声嚷嚷，小商小贩吆喝、摇铃，或者敲打木块，招徕顾客，热闹非凡。
所有商品买卖，讲价、过秤、交易，都在街上进行。而且大多数交易行为对他来说，都是匪夷所思的：妇女们围着篮子拣鸡骨头，男子往罐子里塞稻草，剪了头发后放在报纸上卖……
他看到了鸦片烟鬼、歌女、和尚道士、算命先生、端公巫师、郎中，五花八门，目不暇接。他感到惊奇的是，路边闲人边聊天边在衣服上捉虱子，捉到后放到嘴里咬，那噼噼啪啪的声音，给他们带来了欢娱。他发现，尽管中国人经常会大动肝火，但是哪怕是激烈的争吵，也没有一次真的打起来。
还有用稻草孵小鸡，笼子里养的云雀，猪和鸡的叫声。街头的厕所味道冲鼻，所谓公厕，无非就是一排排的蹲坑，人蹲在一块木板上，小孩当街大便也屡见不鲜。
他觉得在广州对比太强烈了，一方面是粗俗、肮脏、水坑、污垢、垃圾，但另一方面又很精致。他看到街边的匠人，用翠鸟的羽毛在搪瓷上绘精致的装饰画，用各种颜色的碎布粘贴成好看的图案。
他去了租界区沙面，进了外国人的俱乐部。他听说，有钱的华人在沙面岛上藏了金锭和各种值钱东西，总价有200万至600万美元之巨。
他目睹了“叛军”，就是革命党人，看起来是“一群乌合之众”。有些看起来是正经人，“但大多数是十足的土匪”。他们的制服是带有红边的浅蓝上装和裤子，背带绑腿，还有土匪常用的裹布。很多人配有新的子弹带，有些人提着手枪，手指搁在扳机上。
他还直接与革命军的官兵聊天，给他们看他的红领带和蓝衬衫，开玩笑说“我也是个叛党”，大家哄堂大笑，他离开时候大家还鞠躬道别。他还记录了所谓的“广州炸弹团”，其实就是敢死队，由300名精干的士兵组成，武器都是小型自制炸弹。
他从广州出发，乘轮船逆西江而上300多公里，到了梧州。有关有强盗出没的传闻看来并非耸人听闻。在一次船靠岸的时候，他看到了“叛军”的船队，包括两艘炮船，三艘汽艇，还有五六条帆船。江上不断漂下来死尸，因为两周前军队跟土匪有过一次大规模的交火。
叛军袭击了一群土匪，抓了66个俘虏，第二天砍了土匪的头，挖出他们的心烤着吃了。他听说吃死刑犯的心肝很平常，甚至还听说过把整个人都吃掉的故事，人们相信吃掉坏人之后，就不会再投胎变成土匪了。
一个星期后，他回到了广州，继续观察那里所发生的事件。他记录了路途上的见闻，把看到的生活习惯，甚至各种东西的制作方法和价格，都记录了下来，这表现了他非常强的观察能力。[5]
1911年12月9日，这个年轻的美国军官，一个中国革命的观察者，离开中国去马尼拉，这次他在中国总共只待了17天。当他再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9年以后。在二战中，他作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这个年轻的美国军官，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
纽约：采访“中国革命的见证者”
《纽约时报》对中国新时代的到来欢欣鼓舞，接着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状况的长篇报道。例如，1912年9月1日发表了一篇对“中国革命的见证者”的采访。这篇采访解释道，辛亥革命让中国进入了共和制度，而一个美国人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看到这个昏睡的远东“巨人”正在苏醒，这个革命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使这个帝国几个世纪以来不断沉沦的制度远去。
文章开篇便说：现今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觉醒”（awakening of China）以及“新时代”（new era），“然而这样的说法未免有点空洞，缺乏具体的图景。”但是记者刚好听到某人讲述在中国的亲身经历，那就不同了。“他看到了这个沉睡了数个世纪的大帝国翻了个身，伸了个懒腰，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问道，‘现在是哪一年？’然后突然从床上蹦起来，套上衣服——需要特别提醒一下，美国制造的衣服——在现今的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那就是民族的自尊和文明。”
住在纽约的美国人怎样理解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呢？那么可以从约瑟夫·克根（Joseph. J. Keegan）那里去找到一些答案。他是克根—罗森克兰兹公司（Keegan & Rosencrantz）的老板，这家美国制造商在中国有业务。“14年前当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巨人还在熟睡；但是两个月前，当他离开中国时，这个巨人已经醒来，这是连一向乐观的克根先生14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结果。”
他到过中国各地，繁忙的通商口岸，繁华的都市，遥远而平静的乡村，“关键是他懂得中国人”。当他刚来远东开展业务时，便知道学习中文的重要。结果当他的同胞们徒劳无功地想同中国商人交流，但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的时候，克根先生已经可以到中国商人家中做客了，用中文与主人愉快地聊天，获取了他们的信任。“从他们那里得到那些不愿意让洋鬼子知道的想法、关于国家未来的观点，以及他们的理想。”
克根先生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兴起，以及清王朝的灭亡，见证了接受西方思想的革命党人，他们从一次次的失败中爬起来，夺取了政权。在七年前的抵制美货运动中，克根竭力扭转中国的反美情绪，然而在今天，“他享受到对美国人的热烈欢迎”。他看到在中国人中，“崇洋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现在的中国，“亲美就是时代的潮流”。
在华南地区，这种说法很是贴切，“美国人突然变得万众瞩目”。当地的人们捐大量钱给革命党，革命党人向守旧的北方突进，最终民国诞生。“亲美倾向也将从南方逐渐扩展到北方”。克根说，可以发现，华南人不仅与广州的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外国人交往密切，而且他们中不少人在美国还有亲戚。他们“逐渐得以了解这个国家，也越来越容易接受西方的观点了”。
因此，如果说“中国革命起源于南方”，一点都不为过。这里的大商人乐于出资支援革命，拥戴民国政府。中国从没有产生过这么强的凝聚力，“革命促使了中国人的团结。”过去中国不过是由许多省份组成的、巨大的、缺乏活力的帝国，“而现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
《纽约时报》采访辛亥革命的见证者。上面的通栏标题是：“现在，在中国，亲美是很流行的。”
资料来源：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1， 1912。
在过去数年里，从华南开始的并逐步扩展的亲美思潮，“在极大程度上造成了革命”。革命党人密切关注美国，“认识到美国的共和制度是一个巨大的成功，那为什么中国的共和不能成功呢？”中华民国现在已经建立，有理由相信，中国也将会“朝着美国的方向发展”。
非常明显，这个趋势从厦门、广州等通商口岸开始，逐步向内陆地区扩展，直到最边远的地方。“当你看见整条船装着成千上万的美国西服运到中国，又从沿海运到内陆，你就可以知道这是大势所趋。”克根说。
克根认为，中国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服装。中国的服饰与美国相差很大，过去“完全不能想象华人穿西式服装的样子”。而一切都在发生改变，“崇外成为一种风潮，西式服装成为时尚的标志。”他观察到，“中国人都在抛弃传统服饰，如果这种崇洋的趋势发展下去，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作为一个商人，克根立即对未来的市场进行了分析。他说，法国里昂、英国兰开夏的丝绸和布料过去在中国一直很受欢迎，但是如果中国人喜欢的厚重布料制成的西式服饰持续增长，那么丝绸制品将会下降。如果美国厂商能够抓住商机，提供对路的商品，那么美国的对华贸易“必将有极大的增长”。
不仅是衣服，如果中国人想变得更加时髦，他们就需要抛弃用丝绸和棉布做的鞋，穿上皮鞋，配备他们过去没有看到过的袜子、领带、礼帽等。他还有点夸张地说，现在“没有穿过西方衣服的中国人，工作的时候穿上自己最值钱的传统衣服，好早点把它们穿破，以便去买洋人穿的新样式。”在上海，甚至理发店门口的广告上写着，他们可以修剪“美式发型”。而且这种风潮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男人身上，妇女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再过几年，我相信，中国女人将像美国的妇女一样的穿戴。”
美国人应该和中国做生意。虽然并非中国商人都是很好相处的，但是，如果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便会非常友好地对待你”。因为这涉及一个面子问题，“如果他们认可你，一切事情都好说。”克根说他“一直在努力平等地对待他们，那么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最后他表示，“众所周知，美国人都需要与中国做生意。”[6]
这篇报道让我想起经常引用的鲁迅的那些描写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的小说，如《阿Q正传》，甚至包括五四时代的文人对中国的描述，那是多么灰暗和无望，与这个克根先生所看到的差别太远。我们很难说谁的认识更合乎中国的实情，因为这取决于不同的心态和出发点。
对于克根这样的美国人来说，他们欢呼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出现，预见到中国会走向美国的道路。但他们更多地只是看到了中国的表面，特别是像南京、上海、北京、广州等主要的城市所发生的事情。而对于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看到的是社会的深层，发现革命并没有给中国特别是乡村社会带来深刻的变化，中国真正的共和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剑桥：在哈佛大学与濮兰德的谈话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像克根那么乐观，也有不少人对新成立的民国抱着悲观的态度。实际上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就有人指出，中国是一个假共和。1912年12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爱德华·马歇尔（Edward Marshall）对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即J. O. P. Bland）的采访，标题就非常直白，称《中国不是真共和，而是新专制》（China Not Really a Republic But a New Autocracy），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综合的报道。
濮兰德曾长期在中国，算是一个中国通，记者希望知道“中国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当时濮兰德在《泰晤士报》任职，正应邀在哈佛大学讲授一门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课程。濮兰德于1883年首次前往中国，在清政府不同部门供职长达13年，为了“表彰他的贡献”，被清廷授予四品官衔，并获“双龙宝星勋章”。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作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私人秘书，后又供职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这些经历让他有足够的机会了解中国的人和事。他曾代表中英公司与清政府谈判铁路贷款。在1906年至1909年间，他主持与清政府签订了四份借款合同。
濮兰德还出版了好几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包括与巴克豪斯（E. Backhouse）合写《慈禧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1910）、《中国近事和时政》（Recent Events and Present Policies in China，1912）、《北京宫廷记事和回忆》（Annals and Memories of the Court of Peking，1913）以及《李鸿章》（Li Hung—chang， 1917）等。
当人们都在为辛亥革命的成功而欢欣鼓舞时，他却指出中国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没有变革，则“共和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也不相信所谓的“中国觉醒”或者说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他说，关于中国觉醒的说法，从1860年代就不断提起，特别是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他让美国关注中国后，关于中国“正在觉醒，或者将要觉醒”的说法便甚嚣尘上。
濮兰德认为，在中国有很长历史的专制制度，现在无非换成了共和的名号，而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他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一个新的中国是不会通过革命而突然出现，而是逐步演变而来的。从结构上看，中国人缺乏“对自由的追求”，中国的官员的本性也不会突然焕然一新。根据人类以往的历史经验，像中国这种持续千年的专制制度，试图要在“一两年或者一代人之内消亡，是完全不可能的。”
濮兰德能够在一场大革命后、清王朝覆没的那个时刻，提出这样深刻而且今天已经被历史所验证的评论，真可谓是高瞻远瞩。这个论调，其实和五四时期鲁迅的判断非常接近，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药》等便是濮兰德这个说法的经典诠释。
这个时候，许多人还在为袁世凯再造共和高唱颂歌，濮兰德就看到了袁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世凯不相信共和政体适合于中国”。但是同时，他似乎又相信了一些道听途说，称袁世凯是“因为时局而被迫成为总统的”。难以置信，他居然会相信袁并不想当总统，“直到被人用枪指着脑袋，才勉强同意”。可能他把副总统黎元洪被士兵从床下面拉出来，逼迫他当起义军统领的轶事与袁世凯混在一起了吧。
濮兰德也真的提到了黎元洪。1911年12月，当立宪派与革命派进行谈判之时，黎元洪给袁世凯发了一函，提醒他“如果聪明的话应赶快称帝”，这个时机非常有利。还称李鸿章在1900年皇室西逃时，“便愚蠢地失去了良机”。他说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可以看出正副总统“对共和政体的态度”。可见这个濮兰德也是一个喜欢道听途说之辈。
他还讽刺中国在选举中有一些奇怪的规定，如他说：“选举权不应与发型有关”。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国民党“非常严肃地”提出要求，“任何留有发辫者不得投票”。而这种要求在西方人看来，是“荒唐可笑的”。因此他还揶揄说，看起来袁世凯还“更有政治家的风度”，因为他表示是否有选举权，与是否蓄辫无关。当时的西方读者可能对辫子代表着对汉人的征服的历史背景并不了解，所以革命成功后的议题便是剪去辫子。他还从一些操作的细节来看选举中的问题，例如中国没有进行人口普查，也没有准备过任何选举名单，整个选举程序是“相当敷衍和幼稚”，那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最后，濮兰德评价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政策是“良心与政治需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美国对弱小国家是同情的，有“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有“对外扩张的强烈愿望”，美国向巴拿马和加勒比海的扩张，以及在太平洋建立新的殖民地，就是证明。因为美国出于对经济压力的认识，竭力“寻找新市场”。
由于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必然要扩大市场，所以要对中国推动门户开放政策。而为实施这个政策，美国政府在处理中国事务时，“一直表现得慷慨和大度”。虽然是明智的，但是也因为“金元外交”而颇受诟病。特别是美国对中国事务“缺乏经验和能力”，结果这些明智的想法可能带来的好处，都被磨损掉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Philander Chase Knox）对日俄修建满洲铁路的中立态度，这是“在关键时刻的严重失误”。由于国务院的这个“愚蠢的错误”，导致了日俄对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
濮兰德指出，美国在这段时期的“机会主义”态度，根源于其“幼稚地相信条约的效力”。这些协议本来是用来保护弱小国家免受强大邻国的侵犯，保护无助民族免受强者的欺凌。不过，他也看到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基于更加成熟，更讲究外交的方法，前景将会“更加光明”，美国从满洲问题上的失误得到了教训。[7]
在《纽约时报》发表这篇采访之前，濮兰德在美国就已经发表了若干演讲，他的观点引起了许多留美爱国学生的反感，对他“诋毁”新生共和国非常愤慨。如胡适在1912年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有J. O. P Bland者来自伦敦，曾在吾国海关执事甚久，今来美到处游说，诋毁吾民国甚至，读之甚愤。”两天以后（即11月21日）的日记中，胡适又说他当晚到康奈尔大学演说，题为 “The Unrest of China”（中国的动荡），胡适“往听之”。演讲结束之后，胡适站起来，“质问其人何故反对美人之承认吾民国”？濮兰德回答道：“列强不能承认吾民国，以吾民国未为吾民所承认也。”胡适甚至还记下了濮的英文原话：We cannot recognize a Republic which has not been recognized by the people concerned。
第二天（11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连日以 Bland 在各地演说，吾国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士顿和纽约的留学生均写信来讨论“进行之方，抑制之策”。当天在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这件事。胡适建议成立一个“通信部”，专门翻译“英美各报反对吾国之言论，以告国中各报，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8]胡适的意思是，要让国内的同胞看到新的共和国还处于危机之中，因此要摒除党派之争，不要为了个人利益而互斗，而要团结起来，共同救亡图存。
现在看来，胡适以及当时的留美学生，其实都是历史中人，还沉浸在革命成功、民国建立的兴奋之中，当然不可能预见到以后民国所发生的一切，这是不可苛求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惊叹于当全世界都在为清王朝覆灭、新共和国诞生欢呼的时候，濮兰德竟然能如此冷静地看到革命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无论他发表这种观点的出发点如何，但是后来的历史的确证明了他的论断，可见他眼光的锐利以及透过表面看到问题实质的能力。
北京：麦考米克的观察
辛亥革命之后，列强继续在中国扩张势力，美联社驻北京的特派记者弗雷德里克·麦考米克（Frederick McCormick）便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危险”，对中国未来的命运很是担忧。
他认为，现在中国实际上掌握在俄、英、法、日四大列强的手中。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不但没有缓和，而且中国“是否保持一个领土完整的民族国家存在下去，都成了一个问题。”
民国政府希望得到列强的承认，修订条约，改变外交上的被动，逐渐与列强平等。这种愿望“极大地打动了单纯的美国人民”。然而问题在于，俄、英、法、日四国“对中国的未来毫无信心”。
所谓“中国问题”，首先是贸易问题，又发展为领土和边界的问题，然后是金融与工业的问题。对于各国在中国的角逐，起初是英、法两国矛盾，而后是英、法、德三国，随后更是美国与英、法、德之间的矛盾，现在是英、法、德、美四个资本主义国家与俄、日两个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摩擦。这是中国的现状，中国的命运掌握在大国手中，“她没有外援，只能自己救自己。”
《纽约时报》在哈佛大学采访濮兰德。
资料来源：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8， 1912。
麦考米克认为，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未来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最可能破坏中国统一的力量来自俄、日，它们对中国有领土野心。只有中国自己是维持其统一的力量，虽然英、美等国可以帮助中国，但是只是外部因素，“中国自己的力量是拯救自己能不能成功的关键”。
他认为，西方少有人能认识清楚中国的现状。目前中国非常弱势，必须按照西方的规则行事。西方处于强势，而民国则刚刚成立，“人民还处于愚昧状态”，没有熟练的技术工人，没有全国通用的语言，交通不畅，货币不统一，缺乏国家信用，也缺乏货币资本，森林稀少，江河泛滥成灾，人民困苦，食不果腹，行政官员素质低下，等等。中国可能需要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才可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而中国要形成变革所急需的那种政府，花的时间则更长。
从西方各国政府的言论，以及列强对中国资源的野蛮掠夺，就可以发现中国是如何危险。中国要求的公平待遇难以实现，美、英等国“对于妄图侵占中国领土的列强却毫无办法”。这里“妄图侵占中国领土的列强”，显然是暗指日本和俄国。文章认为中国也不会再出现蒙古族、满族那样的彪悍民族，也无力把侵略者驱逐出去。“中国除了获得强国的怜悯和同情，无路可走”。
麦考米克写道，中国政治家们肩负着国家与民族的重任，他们要以中国的未来为己任，他们希望获得列强的承认。然后他又解释道，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只能充当调解的角色，而不能成为主导的力量”。
至于美国方面，他认为，“只有先自行限制甚至放弃在华特权，才能够承认中国。”承认民国的问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那么美国是否可以在目前这个政府控制局势之前就承认它呢？麦考米克认为，“美国不应该抢先承认中国”，因为当时各列强的看法是，承认民国政府也不会使其在国际上的处境有所改善。哪怕可以向中国提供援助，但中国仍旧被虎视眈眈的列强所威胁，就像“一个火药桶一样”，随时可能爆炸。
“真正的中国城墙”。从左到右：俄国、英国、法国（城墙上）、日本、奥地利、美国、德国。漫画显示了俄国、英国和日本攫取了中国最大的利益，正严加把守，不容他国染指，但是其他欧美国家也不甘落后，觊觎着在中国的机会。不过，漫画把德国摆在一边不很准确，因为这个时候德国已经把胶州湾作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资料来源：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16， 1913。
麦考米克充满同情地说，中国已被各国强加给她的各类条约和协议所捆绑，失去了许多主权。中国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经过自己的努力，因为“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9]
[1] Henry W. Bunn， “Changing China.” North American Review， December，1924.
[2] 本节资料来自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第2章。
[3] 本节资料来自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第2章。
[4] 本节资料来自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第2章。
[5] 本节资料来自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第2章。
[6] 本节资料皆来自于“It’s Fashionable to Be Pro—American in China Now.”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 1912。
[7] Edward Marshall，“China Not Really a Republic But a New Autocrac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1912.
[8] 《胡适留学日记》上册，第61页。
[9] “China the Greatest of Danger Zones to the Power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