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的深度

潘凯雄

初识张英具体是什么时间已记不清，但至少在20年前则是肯定的。这20年的时间中，我们见面并不多，有时一两年都未必见得上一面，有时也只是在某个大场合上匆匆点头而过。然而，或许是由于我们和复旦大学先后有过交集，共有一些尊敬的先生或相识的师兄弟，因此也就莫名地近乎与信任。与张英见面虽不多，但他的文字我却读过不少，特别是那些与文学大家的深度对话，读后常有受益。现在这些对话即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以《中国作家访谈实录》之名结集出版，张英嘱我在书前写点文字，面对这洋洋近50万字的两册，确有些惶恐，但既被称为师兄，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张英步入社会后，工作岗位好像换了不少，似乎是个不怎么安分的主儿，但有两点好像又比较专一。一是无论他端饭碗的“庙”如何挪动，但大抵不离新闻出版这个大圈；二是无论在哪家庙里化缘，盯着文学名家做深度访谈这个活儿一直都没放下，特别是他在《南方周末》工作的那几年，更是将此做得风生水起。从收入《中国作家访谈实录》的20篇访谈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张英这些年阅读与思考的轨迹。

一般来说，访谈多是记者干的活儿。真要做“深度访谈”而且还是高质量的“深度访谈”，可就不像简单的记者工作那么容易了。不仅不容易，而且还是一件颇为费心费力的事儿。所谓“深度”，绝对不是简单地等同于“长度”，我过往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曾用过的一个说法叫“深度”来自“厚度”。什么是“厚度”？就是指采访者对被采访者及其所在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相关情况所掌握、所熟悉和所理解的程度，对知识与情况越熟悉、理解越透彻，“深度”随之增长，反之亦然。新闻传媒业的所谓“深度访谈”实际上是件苦活、累活、专业活、技术活，当然也是见出采访者自身功力如何的功夫活。具体到张英这《中国作家访谈实录》所涉及的深度访谈，当然也不例外。

首先，这绝对是一项苦活、累活。《中国作家访谈实录》中接受张英访谈的20位文学名家，皆属生产力旺盛者，哪个的产量都不低，少的也是百万字的量级，多的则肯定超过了千万字，这20位名家的总产量累积起来，超过5000万字应该没问题。虽说这些不是全部都需要采访者去阅读，但他们的代表作及重要作品，作为“深度访谈”前的必做功课绝对是免不了的；还有对这些名家的一些代表性评说，特别是有争议或不同意见的相关内容，恐怕也是访谈者需要了解与知晓的；再就是这些个名家的生平或重要经历，自然也应该是进入访谈前的必修课。如果将这几项“必修课”的内容累积起来，又会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文字体量？这些个内容，且不说一一精读细读，即便是浏览式地快速过一遍就绝对是一桩苦活与累活，而这些个功课做得如何将直接影响到访谈的广度与深度，比如对受访者提出哪些问题、从什么角度提问题等，这些在相对专业一点的读者那儿都是绕不开的，是很难糊弄得过去的。我虽算不上专业的读者，但至少也熬到了资深职业人的份儿，所以看张英在《中国作家访谈实录》中与受访者的一问一答，或穿插于其间所展开的对话，再判断他开始访谈前做了哪些功课，做得如何，基本心中还是大致有数的，一言以蔽之：不容易。

其次，这何尝只是一项苦活、累活，同时还是一项专业活。所谓“专业活”，意味着访谈者必须要懂访谈对象所从事的那个专业，否则这“对话”就如同鸡和鸭讲，根本不在一个调上，“话”也无从对起。《中国作家访谈实录》中的20位访谈对象，个个都是文学名家，而且这“名”还绝对不是虚名、浪名，在他们中间，年长者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年轻的也是六十年代生人了，从事文学创作的成就期则大抵都是我们习称的那个“新时期”。别看这个“新时期”不过寥寥二三十年（学界对此认识不尽相同），但这绝对是天翻地覆、令人眼花缭乱的二三十年，各种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接踵而至，世界百年的文学风貌在我们的这个时段被浓缩成一种特别的文学景观，而被张英访谈的20位文学大家不仅各有各的个性，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自身就如同一个多变的魔方，在不同的日子呈现出不同的画风。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访谈者去了解、去理解，缺少了这二“解”，所谓访谈设置的话题就一定是皮相的、肤浅的，访谈的走向也难免处于一种静止的或停滞的状态，这样一来，所谓“深度”二字就仅仅剩下一副皮囊。

从上述苦活累活和专业活这两个角度看，张英为了这《中国作家访谈实录》的确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包括大量地阅读受访对象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或某个时段的重点作品以及社会上对这些作品的反应与评价，包括梳理自己对受访对象创作的理解和他们创作中所涉及的相关专业问题以及由此辐射开去的文化思潮及社会思潮等，而且还能抓住不同访谈对象在文坛的特色与个性、坚持与变化以及社会对他们的关注重点或议论焦点设置话题，并努力在交流过程中推动对这些话题的思考走向深入。

比如与王蒙的对话。面对这位年近九旬、阅历丰富、产量惊人、文体文风多样的长者与智者，张英的访谈却偏要从王蒙自1971年开始写作、40年后又花了四个月的时间修订完成、出版后即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开始切入。这部70万字的长篇小说在王蒙眼中“虽然今天来看是一部过时的作品”，但“小说更多的是记录了那个时期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风貌，维吾尔族人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什么都写到了，人物鲜活，细节生动，而且从头到尾都是掏心窝子的认真，真情实感，这是我今天再也无法抵达的写作状态了”。而且“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没有那个时候的王蒙，也不会有以后的王蒙。我不可能颠覆我自己，不可能对年轻的自己打一耳光，那个我也是王蒙的一部分”。看了王蒙的这番夫子自道，我想读者对王蒙创作这部作品的背景和40年后还愿意花精力再行修订出版的初衷，以及对这部作品本身的理解，想必都会更别有一番感受。顺着这样的思路，张英与王蒙接着又讨论了他究竟应该当部长还是做作家、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理解当下是文学创作最好的时代、作家应该如何表达对现实的态度等一系列问题，而且这种讨论也不只是限于简单的你问我答，而是有来回有交流，访谈的“深度”就在这访谈过程中问题的设置和彼此的交流里显现出来。

类似这样的例证在《中国作家访谈实录》中并不稀见，比如与余华的对话。这篇访谈的切入口选择了余华那部颇受争议的长篇小说《兄弟》，这本身就比选余华影响力更大的那部《活着》更见出一种“深度”。关于《活着》，毕竟谈得太多且基本有了共识，但《兄弟》则不然。果然，对这部作品余华自己这样说：“开始写《兄弟》中‘文革’部分的时候，我突然找到了进入当代生活的方式。以李光头、宋钢这两个年轻人的成长（为线索），他们从‘文革’时代走进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们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按着这条线，改革开放以来这20年的生活顺理成章就进入了我的小说。我可以写现实了，而且是不躲闪，迎上去，这对我按理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兄弟》这部小说为什么对我意义重大，因为我能够对现实发言，正面去写这个变化中的时代，把人物的命运作为主线，把时代和他们联系起来，他们的命运都是这个时代造成的。”说实话，我对《兄弟》的看法并不像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那么不屑，尤其对上部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但像余华本人这样的认识我还真没想到。当然是否认同是另一回事，但至少我们由此多了一个观察与评价《兄弟》的维度，这就是“深度访谈”带来的效果。顺着大家当时对《兄弟》的评价，余华也说到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诸如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对所谓现代派、先锋的评价，对读者的尊重与自己写作最终遵循什么的关系等。特别是关于《活着》，余华当然不会掩饰自己对这部作品的喜爱，但并不认同《活着》就是自己写作的某种标杆，认为不同的作品总是会有自己的新追求。这些本都是对作家作品研究很有价值的重要材料，也是“深度访谈”的独特价值，但遗憾的是这些有价值的作家自述又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您瞧，今年余华的新作《文城》面世时，依然有不少人以《活着》为准绳来衡量《文城》，对一般读者而言，这当然无所谓，但对专业读者而言，则着实是不应该的。

在《中国作家访谈实录》中，进入张英深度访谈视野的还有一些曾经很热门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影响力也颇大，但当下在文坛则“出镜率”甚低，有的甚至已有多年不见文学新作面世，比如刘恒、杨争光、卢新华、潘军、洪峰、王刚等。但这几位又确各有他们自身的独特性：有的后来转向以影视文学创作为主，甚至自己就在直接从事着那个产业；有的之后写与不写都是新时期文学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客观存在；有的则是自己的性格使然，不善交际不爱热闹……在他们心中，文学其实从来就没有消失或者远去。选择他们作为访谈的对象，本身也是展示深度的一个角度，当然这同样需要访谈者做好访谈前的预习。于是，我们就在这些访谈中看到了他们视野和心中的影视业现状，看到了他们在进入另一产业后对文学的一些新感悟与新认识，看到了一个特立独行者与置身于某一群体中的作家心理上的细微差异……这些其实也都是在深度访谈后可以生发的颇有意思的话题。

在对《中国作家访谈实录》的阅读过程中，我个人的确是始终怀着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我真诚地以为张英所做的这些是很有意义也很有价值的事情，他为此一定付出了许多的时间与心血，很不容易，令人钦佩；另一方面，以张英自身对文学的感悟以及他投入这方面的时间与精力，他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去做另一些于他个人更“光鲜”更“实惠”一点的事，而未必只是以现在这样一种“访谈者”的形象出现。当然，客观地说，能够开出这样一门“课”且又有了相当的影响更不容易，既然如此，那我就还是希望张英能够持续地完善与优化自己已具有某种独占性的这门文学课吧。

是为序。

2021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