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自我们交往之初，每当我醒来，看到未拾掇的晚餐餐桌，挪动过的桌椅和前一日傍晚我们发生关系时随意丢在地上、纠缠在一起的衣物时，我时常不觉入迷。那是每次都不重样的风景。我们不得不将衣物分开、拾起，这让我感到痛心。在我看来，这是在销毁性快感绝无仅有的客观印迹。

一天早上，M.离开后，我才起身。下楼时，我注意到阳光里走廊地砖上散落的一件件外套和内衣，还有鞋，我感受到了痛苦，也感受到了美。我第一次想到应该把这一切都拍下来，这源于欲望和偶然但注定要消失的场景。我去拿我的相机。当我和M.说起我所做的事情，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也曾有过同样的想法。

此后，我们心照不宣地继续拍照，好像做爱还不够，我们仍需要将情爱场面遗留下来的物质化表征保存起来。有些照片是发生关系后立刻拍摄的，另一些是第二天上午拍下来的。后者最为感人。这些从我们身体上脱下来的衣物整个晚上都待在它们掉落的地方，保持着它们坠落时的姿势。它们是已然远去的快乐留下的遗骸。在白日的光线里再见到它们，无异于感知时间本身。

很快，我们感受到了某种好奇，甚至冲动，想要一起发现每次都不尽相同且无法预料的作品，并为它们拍照。这些作品中的元素——毛衣、长筒袜、鞋子——的组合遵循着不为人知的规则，以及我们全然没有察觉的动作和行为。

我们自发地恪守着一条规定：不去触碰衣物的布局。对我来说，挪动一只浅口皮鞋或一件T恤的位置无异于改变我私密日记中的文字顺序，是个无法容忍的错误，也是损害我们性爱行为之真实性的方式。如果我们中有人不小心拾起了一件内衣，那么他不会为了拍照而将它放回去。

面对同一个场景，M.往往会拍好几张照片，每次构图都不同，为的是捕捉到地面上散落着的全部衣物。我更希望是他掌镜。和他不同，我不经常拍照，目前为止我只在偶然的情况下漫不经心地使用相机。起初，他用的是我那台笨重的黑色三星相机，后来是他已去世的父亲用过的美能达相机。最后，一台小型的奥林巴斯相机取代了那台不乏瑕疵的三星。三台照相机都是银盐相机【1】。

这些影像拍摄完成之后，我们需要等上一周甚至好几周的时间——拍完这卷胶片的时间和拿去图片社冲洗的时间——才能看到照片。照片的观看遵循着某种仪式：

禁止取照片的一方打开照片袋

两人并排坐在沙发上，配上一杯酒，以唱片旋律作为背景音乐

一张一张地取出照片，一起观看

每次都是惊喜。我们一下子无法辨认出照片是在家中哪个房间拍摄的，也认不出照片上的衣物。这不再是我们目睹的场景，不再是我们想要保存下来的、转瞬即逝的景象，而是一幅常常有着华丽色彩和谜一般形状的奇特画作。好像夜间或上午的性爱行为——我们已经很难忆起具体日期——被具象化的同时也得到了美化。现在，该行为已然在别处，存在于某个神秘的空间内。

数月间，我们仅满足于拍摄、观看和积攒相片。一天晚上，我们用餐时，循着相片来写作的念头突然出现了。我已经记不起谁第一个想到这个主意，但我们很快就确定彼此有着同样的欲望——赋之以形。仿佛我们此前认为足以留住爱情瞬间之痕迹的相片已然不够，还需要其他东西——写作。

在约莫四十张照片中，我们选了十四张，并相互约定各自就此进行自由写作，创作结束前不给对方看任何东西，甚至只字不提。从头到尾，我们都很严格地遵守这条规则。

除了一个例外。当我们开始拍摄这些照片时，我正在进行乳癌治疗。写作时，我很快感受到了提及“另一场景”的必要性：该场景正在我体内上演，尽管我的身体从未出现在任何照片上。这是一场生与死之间的模糊较量，令人惊愕——“这一切确实发生在我身上？”我将此事告诉了M.。他也无法隐瞒，几个月间，这是我们关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是唯一一次我们提及各自“作品”（composition）的内容，我们自发地暂用“作品”一词来指称我们的创作计划，对我们而言，这些作品正符合这一双关语[1]的含义。

我无法准确说出我们这么做的价值和益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属于将生活无度影像化的行为，该行为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无论是通过照片还是写作，我们总是企图赋予那些无法再现且转瞬即逝的高潮时刻以更多的真实感。在真实的痕迹中攫住不真实的性欲。然而，只有当这些被写下来的照片在读者的记忆或想象中转化为其他场景时，我们才能抵达最高程度的真实。

塞尔吉，2004年10月22日

照片上，M.站在那里，我们只能看到他一部分身体：灰色粗麻花毛线衣下摆——落至红棕色的浓密耻毛处——与大腿中部之间。他的内裤退到大腿处，那是条DIM牌的黑色阿罗裤，上面印着白色大写字母书写的品牌名称。侧拍的性器呈勃起状。闪光灯照亮了阴茎上的血管，使其前端那滴精液如珍珠一般闪耀。整张照片的右侧是书柜，勃起的阴茎在藏书上投下了阴影。我们可以看到很大字体书写的作者名和书名：列维—斯特劳斯，马丁·瓦尔泽，《卡桑德拉》《极端年代》。毛衣下缘有个洞。

2月11日，我飞快地吃完午饭，拍下了这张照片。我记得房间里的阳光很强烈，我记得他的阴茎在光线里的样子。我当时需要乘坐区域快铁去巴黎，我们没有时间做爱。那张照片成了某种替代物。

我可以描写它，但我无法将其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

我意识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帧照片正好与库尔贝的画作《世界的起源》相对应。很长时间以来，我只在杂志上见过这幅作品的照片。它与我二十三岁时目睹过的一个场景也有诸多类似之处。那是在罗马特米尼火车站，我当时正倚在火车车窗前吃着热狗，火车快要开了。在我正对面，另一侧站台上停着的那辆火车里，有个男人在粗暴地手淫，勃起的阴茎从裤子里露了出来，他的上半身被放下一半的百叶窗遮住了，那是头等座车厢。

2003年1月22日至23日夜里，我第一次看见M.的性器，那是在我家入口处的走廊上，通向各个房间的楼梯下面。第一次看见对方的性器，揭开此前仍是未知之物的面纱，是难以置信的体验。我们是否将要和它一起生活，开启我们的故事。

我们一起去了在卢森堡公园旁边、位于塞尔万多尼街上的一家餐馆，他是那里的常客。当时，他刚刚和同居了几个月的女友分手。餐间，我对他说，“我想带您去趟威尼斯”，但又马上补充道：“但这会儿我无法这么做，因为我患上了乳癌，下周就要在居里研究所动手术。”他没有表露出任何异样——无论是难以察觉的退缩，还是凝滞的表情，即便是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或者最克制的人，当他们听到我身患乳癌时都会不由自主地不安起来。只有当我告诉他我的新发型——他曾对此赞不绝口——是个假发套，而我自己的头发在化疗期间已经掉光了时，他才表现出些许惊慌。发现备受自己赏识之物是个假发，这或许令他感到失望，羞愧难当。

[现在，我感到对M.说出“我患有乳癌”这句话时的方式很唐突，而在六十年代，我曾以同样的方式向一位信仰天主教的男孩说：“我怀孕了，我要去堕胎”，为的是让他在没有任何时间作出防备、调整姿态的前提下陷入令人难以忍受的现实图景中。]

晚餐后，我们去了一家位于孔德街的夜店，那里几乎没什么人，入口处有尊大佛像。在某个时刻，正如我告诉他自己罹患癌症那样，他突然对我说：“我真诚地邀请您来我下榻的酒店房间和我一起过夜。”我拒绝了，因为第二天早上我和麻醉师有约。相反，我提议他来我家。离开时，我们在佛像前的钵里放了一枚硬币。我们一起坐上了区域快铁。我对那段旅途没有任何记忆，除了一位衣着时髦的年轻黑人女性，她戴着耳机在我们身旁打电话，那是只有在和亲人、丈夫、母亲或孩子打电话时才有的争吵语气。

在床上，我没有脱掉假发，我不希望他看到我的光头。化疗的副作用使我私密处的毛发也掉光了。我腋窝旁的皮肤下面有个类似于啤酒瓶盖的凸起，那是治疗前期被置入我体内的导管【2】。

之后，他向我坦白，他看到我和小女孩一样的性器时很是惊讶。他从未听说过化疗会产生这样的影响，但谁又会说起呢，在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之前，我对此也曾一无所知。那天晚上，他未曾察觉到我既没有睫毛也没有眉毛，这样的缺失使我的眼神变得异样，像蜡娃娃一般。

在某个时刻，他盯着我的胸部，问我患病的是否是左胸。我很惊讶，由于肿瘤的存在，右胸明显比左胸肿得更厉害。或许，他无法想象最美的那侧正是藏癌之处。

六天后，为了做手术，我住进了居里研究所。我住院的那段时光很美好。医生切除了肿瘤和一些淋巴结。他们会对取出的这些组织进行分析，再决定后期是否有必要切除整个胸部。一连好几个小时，M.都紧紧地抱着我。我们可以在护士和护工们的微笑中看到赞许。周六，下雪了。在病榻上，我可以看到雪白的屋顶，听到圣米歇尔大街上传来的喧嚣声，那是为了反对伊拉克战争而进行的示威游行。走廊里时常回荡着电梯停驻楼层时发出的清脆声响。在日记里，我写道，我感到无比幸福。

鉴于我完全光滑的身体，他称我为“我的美人鱼夫人”。我胸部上凸起的导管成了“赘生骨”。

注释

【1】正如在唱片领域，“黑胶唱片”有别于CD，近年来出现的术语——银盐相机也是为了将其与数码相机区别开来，这预示着前者命定的终结，而后者则将取而代之。在我看来，这个术语似乎并不恰切，无法被用来指代相机，它在我眼里不过是台机器而已。——原注。

【2】中心（静脉）导管或者“导管”就是在锁骨下方埋入颈静脉的细塑料管，该管与植入皮下的储药袋相连。每次化疗，为了引入可以摧毁癌细胞的物质，医生都会将其刺穿。我之所以精确地描述这个装置，是因为大部分人对此一无所知。此前，我也曾处于同样的无知中。——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