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月令

一、引言

岁有四序，所以推寒暑之变，占往而知来，俾未雨而绸缪。《礼》有《月令》，所以纪农事之宜，定耕获之常轨，得有条而不紊。善辨物性，利顺天时，可以不失操作。特月令有时地之性，须随处体察，不可墨守成法，现行之二十四节气，乃初汉时所定，只能适用于黄河流域，以之概论漠北、岭南，则不啻闭门造车，削足适履。故今日所讲之题为“新月令”。

二、中国之节气

四季之递嬗，中国知之极早。二至二分已见于《尚书·尧典》，即今日之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也。降及战国秦汉之间，遂有二十四节气之名目。所谓二十四节气者，即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是也。自立春至立夏为春，自立夏至立秋为夏，自立秋至立冬为秋，自立冬至立春为冬，每季分三气、三节，每月定一气、一节。四季之安排，法莫善于此者，此所以宋儒沈括赞扬之于先，而今日气象学家泰斗英人萧纳伯氏且提倡欧美之采用此法也。[2]

二十四节气全部之名称，始见于《淮南子·天文篇》。《汲冢周书·时训解》虽亦有二十四节气之名，唯后儒王应麟等均疑此书为东汉人伪托，非周公之旧。此外《大戴礼记·夏小正》已有启蛰、雨水等名目。《国语》楚范无宇曰“处暑之既至，韦昭注七月节也”。《管子》亦有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之语，特古历惊蛰在雨水之前，谷雨在清明之前。《左传》桓公五年启蛰而郊，注蛰夏正建寅之月。郑康成《月令注》亦曰《夏小正》正月启蛰，汉初亦以启蛰为正月气，后因避景帝讳而改名惊蛰，是故汉初惊蛰犹在雨水之前。惊蛰、雨水及谷雨、清明之倒置，邢昺谓始于刘歆之《三统历谱》，顾宁人则谓始于李梵、编诉之“四分历”。《淮南子》与《逸周书》均已先雨水而后惊蛰，至新旧《唐书》，则又先惊蛰而后雨水，至《宋史》，始雨水在前，惊蛰在后。

三、中国古代之月令

月令气候详于《夏小正》《吕览》《礼记》及《淮南子》。诸书虽互有出入，唯均以月为主，如孟春之蛰虫始振，仲春之桃始华是也。《逸周书·时训解》始以五日为一候，分年为七十二候，乃不以月而以节气为标准。如“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又五日，鱼上冰。雨水之日，獭祭鱼；又五日，鸿雁来；又五日，草木萌动。惊蛰之日，桃始华；又五日，仓庚鸣；又五日，鹰化为鸠。春分之日，玄鸟至；又五日，雷乃发声；又五日，始电”等。北魏始以七十二候颁为时令。考《魏书》所载：“立春三候，鸡始乳，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雨水三候，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惊蛰三候，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春分三候，鹰化为鸠，玄鸟至，雷乃发声”等，则较《夏小正》《月令》《逸周书》迟一候或数候。以桃始华而论，《周书》以为惊蛰初候，《魏书》则以为惊蛰次候，而《夏小正》则在孟春之月。又《魏书》以“电始见，蛰虫咸动，蛰虫启户”为清明之三候，而《月令》则在仲春之月。此分候之先后，以取制之不同，抑因地域气候之有变迁，实有俟于考证，《隋书志》同《魏书》《唐书志》所载分候，则系开元时一行所定之大衍术，多从《逸周书》。《宋史志》同，《元史志》微有更动，自元及清，通书所载，类皆因袭无异也。经史而外，古人之纪录物候者，代有其人，如崔实之《四民月令》，娄元礼之《田家纪历撮要》，梁章钜之《农候杂占》，程羽文之《花历》等，不可枚举。但古人所纪，大抵因袭经史，或指一地一时而言，其能别纬度南北、地形高下、时代先后者盖鲜。唐宋之问《寒食陆浑别业》诗：“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又白乐天《游大林寺》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此则言地形高下之别也。北宋沈存中《梦溪笔谈》谓“土气有早晚，天时有愆伏……岭峤微草，凌冬不凋，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明谢在杭则谓“闽距京师七千余里，闽以正月桃花开，而京师以三月桃花开，气候相去两月有余，然则自闽而更南，自燕而更北，气候差殊，复何纪极”，此则言纬度南北之分也。陆放翁《老学庵笔记》引杜子美雨诗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水，冥冥细雨来，芳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回’，盖成都所赋也。今成都乃未尝有梅雨，唯秋半积阴气之蒸溽，与吴中梅雨时相类耳，岂古今地气有不同耶？”[3]元金履祥根据《礼记·月令》疑古者阳气独盛，启蛰独早，此则指各时代气候月令之有变迁也。但古代搜集各地各时代物候之富，当推清代之刘献廷。全祖望《刘继庄传》曰：“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桃李腊月已开，而吴下梅开于惊蛰，桃李开于清明，相去若是之殊，今世所传七十二候，本诸《月令》，乃七国时中原之气候，今之中原已与七国之中原不合，则历差为之，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核者，详载之为一，则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云云。惜乎继庄之书，除《广阳杂记》而外，均不传于世，而其对于月令气候之研究，今亦无可考矣。

四、近世物候学之发达

草木之荣落，候鸟之往返，由气候之寒燠而得物类之感应，中国旧称谓之“物候”，论此物候之称名，至为确当。但物类受天时之感应，不特因地势之高下，纬度之南北而异，即山阳、山阴已感不同，即同种异类之花卉，其含苞放花之时期，亦自有别，故观测物候，欲求精密，不得不以科学方法也。

欧西物候学（Phenology）据耿省（冈瑟，Günther）《物候学》一书，则溯源甚早。希腊时代，雅典人已识物类岁时之变迁与农事及气候之关系，遂并列物候与气候之变迁，制定月历（Calendar）。罗马儒略帝（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更作《物候之周历》（Calendar of periodical events），分诸田夫，以利农事。唯物候之成为科学，则始于十八世纪中叶。瑞典凌纳（林奈，Linnaeus）首将植物、动物选定品类，专意观测，编制花历，因以引起自然科学家对于物类适应环境研究之兴趣，知物候学之重要。物候之学，以其发轫稍迟，故自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之初，物候学之进步，仍甚徐缓，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各国乃始注意及之。物候之纪录，英国马胜家（马沙姆家族，Marsham family）之所纪，溯自1736年以至于今，除阙1811至1835年间廿四年之纪录外，赓续不绝，纪录之久，为世界冠。1846年比利时之桂德兰（凯特尔，Quetelet）亦从事物候之研究，作有规律系统之纪录。此外研究物候者，在美国则有皮葛辂（比奇洛，Bigelow）（1817），以加拿大蒙特利尔与美国南方阿拉巴马二省之纪录，作物候之比较；俄之费果夫（A.Voeikoff），德之贺芬曼（霍夫曼，Hoffman）俱研究物候之有力者，而德国安因（伊恩，E.Ihne）又创编《物候杂志》（Phenologische mitteilungen），是实为物候之学定期刊物问世之最早者。欧战之后，经英、俄各国之提倡，物候之研究，顿有蒸蒸日上之势。英国皇家气象学会组织物候观测委员会，1920年，观测人员不过132人，至1928年，人员之数增至467。俄国在1924年，有观测人员259人，近则已达2000人。美、德、法各国，关于物候，亦力加扩充。此学方兴未艾，前途正无限量也。

五、物候观测之标准

物候之观测自亦应有准绳，俾得循序以求。凌纳定植物观测之标准凡四：（一）叶初舒；（二）华初开；（三）果初熟；（四）叶都红（指一半以上）。据其所定，迄今犹无大变。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英帝国气象学大会农业气象组所定之标准，取始华、初叶、花盛、果熟、叶落五点。而美国近时农部林务局之规定，花木之观测，又分十五项：（一）芽始萌；（二）芽初茁；（三）叶方舒；（四）叶见茂；（五）华始开；（六）华盛放；（七）叶变色；（八）叶始落；（九）叶落尽；（十）实初熟；（十一）实尽熟；（十二）实始落；（十三）实落尽；（十四）果之味；（十五）果之量。禽鸟之观测，分列三项：（一）鸣声（初鸣、离声）；（二）迁徙（始见、初归）；（三）定巢（成巢、育卵、见雏）。此可谓审辨之详，观测之精者。关于观测方法，美国植物学家裴兰（拜利，Baily）复著《物候观测指南》一文，刊行于世。英国气象学大会农业气象组将开花结果之定义，更加以注释。如云华始开，必也树上花蕾均将怒放，而一花独先开，始可纪录。如他花初见萼片，离放花之期尚远，而一花独先发，则不得作为依据。又如落叶，以树上叶落达十之九，即称落叶。叶初舒，以叶平为准。凡诸定义，必须遵守，否则标准稍移，月令参差，不可以互资比较。故各国俱由一学社，或由政府指定之机关，规定条例，然后施诸各地，照样填写。我国则以素无此项之规定，急应着手编制也。

各类禽鸟，据贺芬曼之见解，不若花木感应本地气候之灵敏，且鸟之初鸣、初见，颇易于引人注意，及其去也，则日期颇难确定。故归去之期，于燕以外，恒不记。华尔陀（瓦尔多，Waldo）又称动物于物候之感应比植物为差，以其有习惯性，每年及时而来，不定依气候之感应，且鸿雁玄鸟之来去，其感应于冬季居留地之气候耶？抑受夏季目的地气候之影响耶？抑受途次各处之天气之影响耶？亦殊难断定也。

“十月先开岭上梅”，可见花木之感应，实受纬度南北之影响。然而土质之肥瘠，地势之高下，阳光之向背，俱存潜移默换之势。故观测植物，务须审辨其土质，测定拔海面之高度，说明地形之种类，然后观测气象之变动，庶几得以定物候之时期，而互相比较也。

六、动植物选择之标准

观测物候所选之动植物，须择传布广远，而同种异类鲜少者为宜，使全国或全球皆可观察同一物类，而不致李代桃僵，鲁鱼亥豕。据贺芬曼物候观测之植物，其品种之选择，须具下列性质：（一）此种植物须分布甚广；（二）茁叶开花结果之时期，易于辨认者；（三）纪录所得之结果，须能有裨实用，而确能以示植物一年中发育之序者；（四）所选植物须各处所常用，而不受意外之影响者。可谓至理名言。现时各国通行办法，所观测之植物，必须认定一株，足为标准者，然后年年视察不复更易。中国幅员广阔，于物候观测及品种之抉择，宜依照贺芬曼之标准，而选择取舍也。

欧洲各国关于物候观测植物种数之选定，在十九世纪中叶，所取观测之种数甚多，嗣后取精删繁，群趋于简略。故近世英国自76种减至12种，德国自130种中而只取33种，法国由169种而仅用43种。民国十五年（1926年）英国皇家气象学会克桓克氏并拟定花木凡31种，禽鸟凡7种，昆虫凡5种，以为国际观测物候之标准。法国气象局局长戴康（德尔坎伯，Delcambre）亦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际气象台台长会议中，力主由国际规定物候学观测之品类，想不久当可见诸实行矣。

七、物候学定律

凡花木向阳而茂，背阳而衰，凡禽鸟暖而出，寒而伏，物候与气候之间，其相关切，可以不言而喻。唯其中以温度之关系最大，以温度积之高低，可以定一年中植物发育之程序。白郎弟（布朗戴尔，Brendel）云：植物之始花，或有先后，然自一月一日起，以至各年开花之日，逐日平均温度之积（在冰点下者不计）相较，则相差殊微。始花之日期，或能有二旬之先后，而各年之逐日平均温度之温度积，则无甚参差。贺芬曼则认白球之最高温度积，较诸平均气温之积，更为重要。或有用黑球之温度积，更有以光波之长短及雨量之多寡而研究物候之变动者，兹不赘。

我国文人如宋之问、白乐天、沈存中、刘继庄辈，已知地形之高下，纬度之南北，足以影响于物候；然其影响之多寡，则大有赖于后人之研究也。1830年德人许伯鸾（舒伯勒，Schubler）测得物候变动与纬度及地形之关系，在中欧每差一纬度，其始花也，前后之差，约近四日。在北半球，愈北则开花愈迟。地形高于海平面每328公尺，亦相差四天，愈高则愈晚。1846年比人桂德兰已知物候之变动，受经度之影响。富立志（弗里奇，Fritch）于1865年测得在欧洲每经度东行五度，始花之日凡迟二日，德人安因为之纠正，谓每经度向东一度，则迟凡十分之九日。1918年，美国人霍百竞复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借以考察北美之物候，创物候定律（bioclimatic law）。简言之，即每差纬度一度，或经度五度，或高度上升400公尺，各物候之现象，先后差四日，向北、向东、向上则晚。我国在北半球所处之地位，与美国相若，则物候之感应，或有相类之定例乎？是则有待乎日后之研究也。

但此等定例，亦非随时随地皆可应用也。以花木同时始华之处相连，可作等花线（Isophene或作Isoanthes）。以禽鸟同时始见之处相连，可作等见线（Isopipteses）。等见线与等花线之趋势，大致与等温线相类。俄之许美德（施密特，P.J.Schmidt）曾绘民国十三年布谷之等见线，以研究布谷在俄国往来之踪迹。查是年俄之中部布谷之来特早，而东西两方均迟，实有背于物候之定例。一经考查，始知于是年4月23日，骤发飓风，自波罗的海至黑海之间，仅俄之中部有南风，他方均系北风。故俄国中部布谷之早至，实受当时风暴之影响。又据挪威学者安诺（Arnell）物候定律应用之研究，求得每一纬度之差，在四月差4.3日，五月2.3日，六月1.5日，七月仅差0.5日，比较结果，知物候定律未能概括一切。但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研究科学由粗及精，自然之理也。

八、南京之记载

论南京之记录，据余个人目见所得，已有九载，唯当时所纪，皆以一时心之所好，拉杂书于日记簿中，事先既无一定计划，亦未料想日后集合列成为表。观测物类既无标准，记录又极为参差，绳以科学之眼光，缺憾殊多。但以国内物候一学，尚乏人注意，搜集材料，殊非易易，故列向日之记录以为表，或亦有参考之价值也。所取花木并不认定一株，仅于都中名胜处花木记之，如玄武湖之樱，梅庵之梅，中大农场之紫藤，灵谷寺之牡丹与太平门义农会之桃，至于地势有高下之差，更难论及。随见随录，至为零落，其中又以余离京二年，中有间断。

依表则历年来南京杨柳初绿，燕子初见，樱桃上市，布谷初鸣，先后相差之时期，均不过两周。余曾试以历年平均温度积比较之（零下温度不计在内），多寡相差，有达百度以上。植物方面，殆由于观测者无指定之树，花初放、果初熟之期，或有未确。而禽鸟方面，则或由于一人之见闻未周也。若能依物候学上所定各项观测之规则行之，当可有良好之结果也。

物候一学，可引起吾人观察生物之兴趣，知四季递嬗之步骤，明各方炎凉之异趣，甚至各时代气候之有否变迁，亦可赖以推知。而于农业上，应用尤广。如何时播种，能得最大之收获；何时插秧，则可以避害虫；他方之植物，是否适宜于本土等诸问题，均有赖于物候学为之解决也。

我国地大物博，而二十四节气与月令尚沿用数千年之旧，如霜降、大雪，不适用于岭南，二月桃花，岂可言于关外？是宜厘定动植物若干种，颁布国内各学校、农场测候所，俾得依时观测，则二三十年而后，各省区七十二候之名物，均可确定，而亦所以成古人未竟之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