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农村金融到乡村金融，是一次飞跃；把乡村金融放到乡村振兴背景下来讨论，是一次拓宽。40多年的经济改革已经让中国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小康国家，但是，缩小城乡差距仍然是中国发展历程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当前，中国正在推进的几项国家战略中，乡村振兴战略无疑是最重要的战略之一。尽管过去数十年中各种扶农助农建设新农村的措施屡见不鲜，但这次乡村振兴的立足点和视野与以往相比确实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第一，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农业产值只占到10%以下，即使在农业大省这一比例也多为个位数；第二，农民家庭收入中农业收入占比越来越低，非农收入变得日益重要；第三，农村人口普遍外流，村庄在相当程度上呈现空心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事实上以城镇作为生活基地。可见，中国的乡村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本质上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去振兴每一个村庄，而是继续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发展，顺应务农人员减少的历史趋势，推动农村向城乡融合的愿景演进，以实现县域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宏伟目标。

中国农村相对落后的原因众多，金融服务匮乏肯定是其中一项不可忽略的因素。在土地、资本、劳动力三项基本生产要素中，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在需要资本的乡村领域，实际上长期存在着资本外流，即资本从中西部流向东部发达地区，资本从农村流向城市，资本从农村金融机构流向主要为城市经济服务的资本市场。从这一意义上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有赖于乡村金融的重构，以扭转乡村资本长期外流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金融体系建立在几乎全覆盖的农村信用社基础之上，虽曲折坎坷，历经沧桑，其效率褒贬不一，但这套体系至今仍然在发挥最基层、最基本的金融服务功能。特别在普惠金融快速发展阶段，以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为导向的金融服务得以比较全面深入地发展，在微观层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有不少优秀的样板，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宏观层面，为响应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号召，众多大型银行纷纷下沉，虽在较大程度上带来人们对银行业竞争格局的困惑，但客观上有利于资金向乡村倾斜，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金外流的倾向。当然，大型银行下沉给我们呈现出银行业竞争格局的新态势，乡村中小银行艰难求生，以至于担忧未来的长期发展趋势。大型银行下沉究竟利大还是弊大，有待实践中的总结和学术上的研究。

就跟普惠金融一样，对乡村金融的认识绝不要停留在提供生产性甚至消费性资金上那么简单，普惠金融的精髓在于为全社会提供公平的资源机会，比如同等教育和医疗的机会、职业发展的机会和创业投资的机会等。普惠金融重在“造血”而不是“输血”，也就是帮助中小微弱的能力建设，乡村金融也是如此。从本质上说，无论普惠金融还是乡村金融，其宗旨都是在于社会结构的良性调整，也就是将贫富悬殊的金字塔形社会转化成以中等阶层占比为主的橄榄形社会。

乡村金融源于农村金融，但不是农村金融的简单升级拓宽，而是需要认识上的升华和实践中的创新。以往我们经常在农村金融究竟归属于商业性金融还是政策性金融这类问题上举棋不定，左右为难。纵观全球各国经验，我们必须认清乡村的特殊性，即乡村社会经济具有的双重性——社区综合平衡发展与市场可持续增长两者不可偏废，必须双重目标都达成。我们通过观察发现，在乡村金融中，当前的短板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乡村金融机构的定位比较模糊，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乡村有必要专门立法建立一种长期专注于乡村事业的金融机构，它既不是纯粹受《巴塞尔协议》制约的商业银行，也不是完全依赖政府财政资助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而是以社会和商业双重目标为基础的特殊社区金融机构；二是普惠保险有待广泛发展，以完善乡村居民的基本生产生活保障，增强抵御风险的韧性；三是需要建立更多的创业投资基金，让每位乡民（特别是返乡农民工）都有机会成为创业者而不仅仅是打工者。

乡村是一个特殊的有限竞争市场，市场失灵现象如何克服，这是全世界都关心和一直在研究的难题。从最前沿的国际动向来看，人们探讨较多的是社会公益资本和善心资本（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参与合作商业资本共同携手前行，形成混合融资形式的运作。这虽是一道难题，但也是一项不可回避的任务，我国在这方面的探索可能是全球范围内做得最多的，但仍然有创新和突破的空间。

本书不是一本学术专著，不过它也反映了我们近几年的思考和观察。将其作为一本通俗读物呈现出来，旨在能够触达更多读者，以期引发城乡内外的有识之士都来思考和讨论这一话题，共同推进中国的乡村金融建设。

贝多广

2025年3月于北京西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