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公关的“主导范式”及其文化转向

当中外公关界在交流时，我们是否只是在某一个知识共同体（西方的知识共同体，甚至还仅限于公共关系的知识体系）内进行着对话？……由于人们一般都相信，人类存在着普遍的人性和理性，因此人们就全都属于人类这个总的知识共同体。根据这种形而上学的理由，人们永远喜好并且鼓励对事物做出普遍性的解释，而且认为只有普遍的知识才是有意义的。可实际上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文化和知识共同体是个显然的事实……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背景的中国公关界，应该以自己的思想力和原创力，独立地归纳、总结和提炼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卓越公共关系标准。

章前文字引自中国的一位公关学者，在被誉为“公关管理学派的领军人物”詹姆斯·格鲁尼格及其同事所著的《卓越公共关系与传播管理》（该书被奉为公共关系的“理论圣经”）一书的中译本上发表的文章。自现代公关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引入中国以来，郭惠民教授的这篇题为《卓越公共关系在中国》的文章对于中国公关学者和实践者重新思考“美国中心”的公关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具有深刻的意义。

首先，公共关系不是一门封闭的学科，它隶属人文社会科学，如要发展必须突破专业局限，有贯穿人文社会各科的魄力。

其次，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现代公关业，并非公关的全部。公关在中国拥有丰富的历史积淀，中国公关学界理应勇敢地发声。

再次，某一范式或流派占据学科的主导话语地位，并非意味着它所说的全是“标准”。理论是被建构的，建构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情境之中，公关研究者应该自觉地开展批判性的探索。

在上述思路的指导下，笔者尝试重新审视：公关理论的主导范式，主导范式下的功能主义逻辑，公关“文化转向”遇到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