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二

2008年6月21日下午6时多，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部分群众和中小学生，因不满公安机关对一名女中学生死因的鉴定结论，不断聚集到瓮安县公安局和县政府请愿。6月28日下午，围观群众骤然聚集达2万多人，极少数不法分子趁机鼓噪，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县公安局、县政府100多间办公室被烧，县委办公楼被烧毁，55台机动车被烧毁或被砸坏，数十台办公电脑被抢走，大量公文和办公用具被毁，150多人受伤。这就是震惊全国，甚至被认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瓮安“6 ·28事件”（刘子富，2009）。

令我们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一名女中学生的死因鉴定问题最后会迅速演化成一起如此恶性和暴烈的群体性事件？为什么成千上万与这名女中学生之死毫无关联的群众会纷纷涌入围观行列？如果他们的围观仅仅是出于好奇的话，那他们为什么又会在6月28日那天骤然卷入骚乱？在这些平日普通、安分、守法的群众突然卷入骚乱的过程中，除了极少数不法分子的煽动因素外，究竟还存在什么样的深层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