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的视角

为此，本书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气”。“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它在本书的含义是：现实性社会冲突与非现实性社会冲突融合在一起的一种状态，是人对最初所遭受到的权利和利益侵害，而后这种侵害又上升为人格侵害时进行反击的驱动力，是人抗拒蔑视和羞辱、赢得承认和尊严的一种人格价值展现方式。关于“气”的概念演变及在本书的具体内涵，第二章将做详细的梳理和解释。我在这里仅简略解释为什么要以中国文化中“气”这个概念作为本书的研究视角。我的考虑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以“气”为研究视角，是为了克服在抗争政治研究中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义之间的对立。如前所述，理性论与情感论、权利论与道义论各有所偏，每一种视角都可以解释复杂的抗争政治的某一面向，但又难以将其他视角排斥在外。究其实，人本身就是理性与情感兼备、时而为利益所驱时而为道义所激的复杂动物，更何况，群体行动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综合的视角。而理性论、利益论独据中国当代农村抗争政治研究舞台的情况，更亟待纠偏。“气”介乎两者之间，又偏情感和道义一维，是推进该领域研究的一个恰切的概念。

其次，以“气”为研究视角，是为了克服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两种时弊。当前，在中国社会研究中存在两种趋向：一种可称之为“移植派”，这些学者喜欢不加反思地把从研究西方社会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和方法直接用来研究中国社会；另一种可称之为“经验派”，这些学者强调不带任何理论地去做田野调查，而后根据自己随性的灵感和对中西方理论的凌乱解读来匆匆炮制自己的新概念，或者只是就乡村社会的现状说点情况。这两派的做法看似完全相对，但对中国学界来说是同样无益甚至危险的（应星，2005, 2008b）。在我看来，作为一个中国社会的研究者，首先要把西方经典大家放在西方思想的整体脉络上进行有选择性的同时也是深入的研读，而后要对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西方“中层理论”进行认真的、系统的梳理，再结合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体味和在田野调查中的经验直觉及“厚描”（吉尔兹，1994），才有可能发现或发明对中国社会研究真正适当的概念。“气”不是一个西方概念，但也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概念，而是一个早就蕴含在中国文化中，经我在田野中遭遇与发现，并通过与西方相关理论相比对而赋予其社会理论新内涵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