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高等工程教育质量研究的理论基础
这里主要从高等工程教育的哲学基础、社会学基础、经济学基础、系统论基础、政治论基础、发展论基础等方面加以阐述。
（一）高等工程教育的哲学基础
高等工程教育的质量问题，说到底是高等工程教育的哲学问题。如何认识高等工程教育质量，是与我们如何认识高等工程教育分不开的。高等工程教育的本质是什么，高等工程教育的功能怎么样，高等工程教育究竟为谁服务等一系列问题都是高等工程教育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布鲁贝克认为，20世纪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是以政治论为基础的。强调认识论的人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他们以将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作为原则，不仅要求绝对忠实于客观事实，而且要尽力做到理论简洁、解释有力、概念文雅、逻辑严密。他们追求真理并验证真理，他们总是试图在学术与现实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他们认为，在现实领域里总是存在着偶然性因素，需要临时应付，因此容易出现错误；而在较多受控制的学术领域，偶然性的影响可以减少，以至完全消除。由此看出，认识论者关注的重点是客观世界及其真理。这种哲学基础曾经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起过显著的作用，早期的高等工程教育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古希腊时代和中世纪大学就是如此。支持这一主张的有弗莱克斯纳、怀特海等人。
政治论哲学认为，人们探究深奥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学院和大学，那么，想理解我们复杂社会的复杂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过去根据经验就可以解决的政府、企业、农业、劳动、原料、国际关系、教育、卫生等问题，现在则需要运用极深奥的知识才能解决。当高等学府卷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必然会遇到如何确定目标和如何行使权力来实现这些目标的争论。对高等教育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用不着大惊小怪，很多伟大的教育哲学家都把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来看待，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杜威等。
在布鲁贝克看来，就美国来讲，这两种哲学交替地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起作用。建国初期的高等教育哲学是政治论的，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之后，转向了认识论哲学；而当威斯康星思想出现时，政治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并驾齐驱甚至压倒了认识论哲学。笔者以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合理的。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总是离不开社会环境，这些环境实际上就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和土壤。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种不同的哲学基础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布鲁贝克认为，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缺乏和谐，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一些评论家认为，我们不必非得做出二者必取其一的选择，另一些人则认为确实存在非此即彼的情况。在那些不承认存在着非此即彼的情况的人看来，美国高等教育哲学应该是多元主义的。尽管这种观点看起来可能自相矛盾，但实际上，我们确实在某些时候是从某一个方面取得高等教育的合法地位，而在另一些时候是从另一个方面做到这一点的。”由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布鲁贝克倾向于在一定程度上根据现实需要将两者实现最大程度的协调。事实上，现在很少存在绝对的认识论哲学或者政治论哲学所指导的高等教育。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有时既存在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又存在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反映了当前追求多元价值观念的趋势。我们认为，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开始越来越多元化，也就相应地需要指导高等教育的哲学观念的多元化。因此，当代高等教育存在的哲学基础既可以是认识论的、也可以是政治论的。
21世纪，许多国家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高等教育需要主体多元化，以往立足于学者需要的认识论哲学基础与立足于政府需要的政治论哲学基础已经不够。为了能够反映产业界等领域的需要，高等教育还应该具有一种能够立足于满足他们需要的其他哲学，如“产业论”或者“企业论”的哲学基础。我们认为，当代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用“社会论”来表述似乎更加准确。“社会论”哲学既包括认识论，又包括“政治论”以及“产业论”、“企业论”，它的突出特点就是多元性和极大的包容性。“社会论”哲学强调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基础是它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和贡献，是针对社会中所有的组织和利益人的。当然，这种提法是否合理还需进一步讨论。
（二）高等工程教育的社会学基础
日本教育社会学家麻生诚认为，关于高等教育机会问题的研究以及学历与社会分层或职业关系的研究是高等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张德祥在《社会学观点：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机会》一文中用社会学的观点研究了高等教育的诸多问题。他认为，高等教育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以及高等教育机会平等问题，这些研究主题一直持续了近一百年。
就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而言，研究表明，各种职业对学历的要求都在发生变化，特别是较高地位的职业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因而，具有较高学历的人在竞争较高地位职业中处于优势。另外，具有高等教育学历不仅有利于人们最初的职业选择，而且对其以后的职业变换，与较低学历者相比，也更为有利。
就另一方面来说，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对教育目标、教育政策、教育内容、教育过程、教育成就都有影响。研究表明，社会分层可以直接作用于学历水平。因为升学不完全由成绩决定。同样的学习成绩，出身上层的人的升学机会要比出身下层的人多；在升大学之前，有若干决策过程，影响是否上大学的因素，并非完全是学生成绩，可能还有经济等其他因素。英国社会学家哈尔西的调查表明，上中阶层的子女上大学的机会为下中阶层子女的3倍，下下阶层的子女进大学的机会为下中阶层子女的一半以下，而且，下层子女难以进入牛津、剑桥等地位较高的大学，而多进入技术性学校。美国、日本等国学者的研究也都表明了相同的情况。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1983年，各种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分别是：农民家庭出身的占20.2%，工人家庭出身的占25.0%，干部家庭出身的占15.5%，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占39.3%；而据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农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72.02%、15.96%、1.55%、5.07%。可见，干部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30多倍。
高等教育机会平等问题也是高等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问题。高等教育机会平等涉及的平等概念，看上去不难理解，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价值观念，牵涉到人类观、社会观等价值观念，研究者对此又有许多不同的理解。总之，人们普遍赞成，高等教育在发展进程中必须要不断致力于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平等，让更多的人既有入学机会平等，又有教育过程机会平等以及获得成功的机会平等。
除以上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研究主题也值得注意。马丁·屈罗
的研究更多的是关于院校的地位以及系统内较大单位的相对社会地位和学术等级等问题，他认为，这也是高等教育社会学应该研究的问题之一。他着重研究了社会系统中的院校分层问题。他指出，院校分层实际上反映出两种相当不同的分层原则。一种是以各个院校相互竞争为基础，即各个院校通过市场上竞争获得有助于提高学术名望的条件，如学术声誉、著名教授等，从而提高院校的地位。在这种体系里，决定一所院校的名望和生存机会的因素，是在上述竞争市场上的成功与否。而一所院校在这些竞争市场上的成功与否，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由过去的成功与否所决定。另一种原则是，院校等级是由政府分配给各院校和高等教育各部门的职能、权利、特权和资源决定的。其分配方式是政府政策和其他措施的反映，而政府正是通过这些政策和措施来控制由其提供经费的院校的学术地位和生死存亡的。院校分层实际上是社会系统作用的结果，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对每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数量、质量以及以大学为主的研究工作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它也同时反映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和形式对其优秀程度的影响问题以及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政策问题。
总的来说，高等教育社会学所研究的问题既与学生直接相关，又与院校以及政府有关。有关学生入学机会以及与此相关的职业问题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涉及高等教育到底该如何发展、怎样发展以及发展得怎么样等一些重大问题。对学生而言，他们既要获得平等的入学权利，又要获得平等的成功机会。而能否给予他们这些平等机会又是高等教育质量研究所不能忽视的问题。
（三）高等工程教育的经济学基础
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贡献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高等教育投资人为什么要投资于高等教育以及他们在高等教育活动中的影响到底如何。由于普遍遇到的高等教育经费紧张的情况，高等教育系统内的院校在筹资过程中已经越来越重视投资人利益的满足。换句话说，在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中，来自投资人的意见相当重要。如果他们对高等教育质量不满意，就意味着将会减少投资或者改变投资方式以及资金管理方式，而这些对高等教育系统而言，其影响都将是巨大的。
加雷斯·威廉斯认为，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宏观经济观点，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代表；另一种是微观经济观点，主要探讨大学接受经费的方式对其组织行为的影响问题。大学接受经费的途径有三种：一是由外部政治机构或官僚机构控制经费；二是由提供教育服务的院校教师控制经费；三是由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如学生等控制经费。
人力资本理论是我们熟悉的一种理论，由舒尔茨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这种理论认为，在考虑到性别和种族这类变量之后，个人一生的平均收入同他们具有的教育水平呈正相关。收入的差别如此之大，即使考虑到私人的教育支出，在高等教育方面进行投资的个人仍然得到正受益。这一理论对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投资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大发展就是这一理论的影响结果。70年代之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一些想通过发展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发现其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于是便开始怀疑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不管如何，这个理论在今天仍然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在理论研究上，出现了“筛选论”或“文凭主义”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大学毕业生和非大学毕业生之间产生的收入差别并不归因于高等教育对资本的创造，而是因为高等教育在选择具有一定素质的个人方面所起的作用，而这些素质很可能对就业也有作用。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讨论的都是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问题。近年来，人们开始转向高等教育私人收益率的问题研究，以便解释私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有助于解释不同时期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变化。
在微观研究领域，加雷斯·威廉斯认为，“不仅仅是谁付账谁点唱，而且付账的方式也是怎么唱的决定因素”。任何一所大学获得经费的方式，都是人们对高等教育的社会职能所持有的政治态度的结果。一种经费体制建立起来之后，它就会形成各方面的既得利益，除非有一种更受有关方面绝大多数人欢迎的体制，否则它很难被取代。上面提到的大学接受经费的三种途径同时就决定了院校的三种行为方式：（1）政治和官僚的调节方式：院校为政府服务；（2）院校自我调节方式：院校为学者们服务；（3）市场调节方式：院校靠出卖服务（主要是教学，也包括研究和提供咨询）来获得收入。以上三种截然不同的经费模式以及所决定的院校工作重点，实际上同时决定了院校的性质和办学目标；也同时说明了三个甚至更多的利益人通过经费对高等教育的控制权。
总而言之，高等教育经济学领域的众多研究，都共同表明了高等教育利益人对高等教育系统机构的深层影响。这种影响在表面看来是高等教育从哪里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获得经费的问题，但实质上反映了高等教育究竟为谁服务以及高等教育质量究竟该对谁负责的问题。
（四）高等工程教育的政治论基础
用政治学的观点研究高等教育，其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微观上，指院校内部的政治以及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政治；宏观上，指国家级的政治，包括政府与院校之间的关系。
莫里斯·柯根认为高等教育界的政治，有其自身的特点，或许再也找不到哪个领域像高等教育一样，其研究的核心是如此公开，而活动模式却是如此隐蔽的了。高等教育政治主要研究各种利益集团及其机构在高等教育活动中是如何相互作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何经过协商转变为政策。而且，这些利益冲突与其他领域的冲突并没有区别。此外，高等教育规划以及院校规划也是高等教育政治研究的问题之一。权力是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权力与影响交错而形成高等教育系统决策的结构和固定的关系，这些结构和关系又反过来产生交互作用。而这些作用又被认为反映着广泛的社会意识的变化，反映着支持者和政府压力的变化，反映着更有连续性的学术标准。
莫里斯·柯根指出，在环境对院校施加压力引起院校在政治作用中的变化时，吸收高等教育内部学者参与评价各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概念化的变动是必要的。这一观点说明了学者在高等教育决策中的声音还是较弱的，需要加强。要评价的关系包括院校与支持者、资金保管人等之间的关系，这些群体都对高等教育持有某种期望。高等教育必须要弄清楚他们的期望以及这些期望是怎样影响高等教育活动的。政治学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但它能形成“怎么做”的结构——变革与政策后果的程式。莫里斯·柯根以英国为例选择了三个层次对高等教育的政治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三个层次分别是：院校内部的问题；院校与校外政治组织的关系问题；中央政治。这些研究涉及我们经常讨论的院校自治问题、大学学术自由问题以及教授权力问题等。这些问题在本质上仍然是利益者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以为，政治学的这些研究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作用在于帮助我们明了高等教育系统环境中究竟存在哪些利益群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以及他们在高等教育活动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五）高等工程教育的系统论基础
系统论强调，研究质量问题要有一个系统的观念，因为“系统这个术语越来越被用来指那些特别适用于解释复杂问题的科学方法”。研究高等教育质量问题，除了关注高等教育系统之外，还要重视高等教育系统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对质量问题的诊断不是仅仅依赖于零星的革新，而是需要建立整体的改革图景。
这一理论从两个方面讨论了高等教育质量问题。（1）从整体上考察高等教育质量。从整体上考察高等教育质量就必须从整体与部分的二重性入手去揭示高等教育质量变化的规律。首先，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依赖于高等教育系统内各要素质量的提高。其次是结构的优化。如果各个要素和部分都是高质量的，却缺乏结构上的契合，仍难以达到整体的优化。从整体上考察高等教育质量还要注意到系统演化过程中整体与部分间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相互作用方式，即整体的保守作用和革新作用。整体的保守作用在高等教育质量上的体现在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运行虽然说是在一定的整体稳定性基础上进行的，当整体性发生变化时，各组成部分可能会发生偏离整体性的运动，形成千姿百态的涨落，这种涨落可能会有助于也可能会不利于高等教育系统整体性的维护与提高。整体的革新作用表现在：当高等教育内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各部分形成的新涨落与整体演化“合拍”，整体能够为各部分的不断创新提供可靠的环境，使整体与部分处于良好的合作状态，发挥出高等教育的革新作用。（2）自组织与高等教育质量。自组织演化发展是复杂系统的目的性机制，即系统为稳定生存和发展而寻求的系统的优化目标，其中，质量是高等教育系统自组织演化追求的目标。按照这个原理，高等教育系统的开放性是提高质量的前提；随机涨落是改善高等教育质量的诱因；非线性作用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保障机制。
总之，高等教育系统论十分强调高等教育系统作为一种组织在质量上的责任和作用；强调高等教育质量是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界如政府作用的结果；高等教育质量维护的关键在于高等教育系统本身。
（六）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论基础
高等教育发展论认为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发展质量”比“发展速度”更为重要。基于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背景，正如朱兰（J. M. Juran）博士提出的，21世纪的质量必须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化相联系。21世纪质量竞争就是“品牌竞争”，没有高质量就没有名牌。高等教育在进入21世纪面临的各种复杂的挑战，使得高等教育在传统使命的基础上，增加了“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这一新的使命。因此，高等教育要把培养学生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作为重要的工作目标之一，并以此来增加“质量针对性”。
高等教育发展论同时认为，适应性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本质属性，多样性是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二重属性，发展性是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三重属性。就本质属性而言，主要指：（1）高等教育质量要在社会检验中体现出来；（2）高等教育质量不存在“国际标准”;（3）“不适应症”在高等教育质量中普遍存在。高等教育的“滞后性”是“不适应症”的表现之一，“过度教育”是不适应症的表现之二。
高等教育发展论为我们思考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提供了一个面向未来的视野，也有助于我们探讨和处理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数量和质量问题。
除此之外，有关高等教育学的研究、管理学的研究、文化与高等工程教育关系的研究、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关系的研究等也是高等工程教育质量保障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