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大学教师，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大学教师的思想信念、价值取向和工作士气，足以从根本上决定高等教育的质量、影响高等教育的成败。从欧洲近代大学产生起，每一次大型的高等教育变革，都会同时伴随着大学教师的变化与发展；每一个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急剧变革的时代，同时也是研究大学教师成长机制与发展规律的难得时机，往往会催生出大学教师领域富有时代特征的研究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逐渐消退、大学陷入“寒冷的冬天”时，为了寻求高等教育新的发展契机，有关大学教师的研究再次兴盛，并提炼出了一个专用术语——“academic profession”。以此为题，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OECD等组织曾资助了一些大型的大学教师跨国调查和比较研究，阿尔特巴赫、伯顿·克拉克、欧内斯特·波伊尔等著名专家都曾领衔主持过此类项目。其中，20世纪90年代由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资助、由阿尔特巴赫等人主持的14国/地区调查，影响非常大；作为这次国际合作调查的延续和深化，2004年，以美国、德国、荷兰、英国、法国为主要发起国，一些著名的比较教育研究者决心再次对大学教师展开国际性调查和比较研究，这个倡议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括21个国家/地区的研究项目。

进入21世纪之前，我国对大学教师的学理研究和实证调查都比较欠缺，有关大学教师的思考，大多是在“师资建设”、“教师管理”等逻辑框架中进行。这些思考往往把大学教师看作管理对象和操作客体，并没有把他们当作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体，也没有深入考察他们的独特本质、成长规律及发展逻辑。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有关知识分子的研究，虽然能够相对超越这种逻辑框架的限制，但它们只是对“知识人”的一般性考察，并没有特别、专门地探讨大学教师群体的特殊规律。在中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教师队伍的规模跨越式增长的背景下，为了保证并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为了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认真思考大学教师问题。

所有有关大学教师工作状况、职业压力、伦理特性等方面的研究，都绕不开一个基础性问题：大学教师群体的专业化程度与水平如何？应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推进大学教师的专业化？在基础教育领域，已经形成了专门的教师教育体系，但在高等教育系统，教师们主要借助研究生教育培养他们的学术素养，而他们的职业素养，包括职业伦理素养，就只能在进入学术生活之后通过“学术共同体”的无形熏陶来实现了——这种熏陶模式及其利弊得失，恰是大学教师专业化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专业化运动不仅是各国大学教师群体成长的方式和潮流，而且也是新教师的永恒使命。为了能为中国大学教师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从比较的角度研究大学教师的专业化运动，不但非常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2001年春天，陈伟同志考入浙江大学，跟随我攻读比较教育学（比较高等教育方向）博士学位。在由我主讲的《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比较高等教育》课程中，他认真研读经典原著，对高等教育的诸种现实问题追根溯源、刨根问底，精神可嘉。毕业论文开题时，他决定研究大学教师问题。2002年春，他确定了博士论文选题：《西方学术专业的比较研究——多学科视域中德、英、美大学教师专业化运动》;2003年底，提交了一本长达40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3月以优异成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当时我在导师意见栏中对论文做出如是评价：“视角新颖，思路清晰，资料翔实，史论结合，分析入里，是一篇高水平的博士论文。”2005年曾被推荐参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可惜因多方因素的影响而错失良机。

毕业离校之后，陈伟继续修改、完善毕业论文，其时长达四年。论文修改之后，内容更为丰富、观点更为凝练，成了一部理论功底扎实、可读性强的专著。这部从选题到出版耗时六年的著作，我认为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点。

第一，它较早地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根本性问题。在选题初期，国内尚未出现以“academic profession”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也较少出版类似专著。所以答辩委员会主席顾明远教授的答辩评语认为：“学术专业问题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自19世纪开始就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持续关注。但在国内学术界这个论题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论文的选题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一定的开拓性。”这个评价贴切而中肯。

第二，它围绕大学教师问题，成功地运用多学科研究视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部著作选择了大学教师变革较早且最富代表性的英、德、美三个国家，从历史学、组织学、社会学等三个视角，对三国大学教师的专业化运动进行比较研究。陈伟同志本科期间学习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期间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期间攻读比较高等教育。跨学科的学习经历使他能够较为娴熟地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思考和探索高等教育问题。

第三，它针对大学教师这一独特的研究对象，借助“academic profession”、“professionalization”等核心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理性反思。在历史学视野中，以阐述中世纪时期大学教师的神圣性为基础，进而研究了主要发生在19世纪、初步完成于20世纪、延续至21世纪的大学教师专业化运动；在组织学视野中，探讨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学院、德国的讲座、美国的系科，以及这些学术基层组织对各国大学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影响；在社会学视野中，抓住社会学研究的关键范畴“地位、身份”，富有创见地将英、德、美大学教师分别概括为“神圣身份模式”、“政治阶层模式”、“自由专业模式”。最能体现作者功力的是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进一步分析了学者社群专业化运动的内在逻辑，系统界定了“学术专业”的理论内涵，最后还从“学术专业”本身的特征出发，言之成理地指出，尽管大学教师专业化运动的成就非凡，但“学术专业”只能算作“准专业”。这些理论分析，大大深化了前面的多学科研究。

由于篇幅所限，这部著作没有述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大学教师的发展与变化，没有探讨西方大学教师的专业化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遭遇及变迁。期望能够再接再厉，继续拓展研究范围、弥补上述空白，不断深化大学教师研究。

王承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