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学

如果说十七世纪的汉学仍止于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期间对中国非功利性的初识，启蒙运动，则将汉学安放在十八世纪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上。正在从黑暗的中世纪出走的欧洲，为摆脱由神权和形而上学控制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压迫，将中国立为一个『已经被启蒙』的文明板块和伦理样本，成为欧洲进入现代文明的一个正面参照系。汉学，在这场中西文化比较的巅峰期，扮演了与以前比较相对重要的角色。但直到启蒙运动结束，我们仍然可以将汉学视为欧洲传教士和学者基于欧洲本位对中国文明及其相关性有限的和自发的研究。

一七八三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法国大革命也结束。两场战争，以极端冲突的方式，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启蒙运动画上句号。基于美国革命的成功性，美国史学家亨利·S.康麦格曾说，启蒙运动给欧洲人一个梦想，而美国人，实现了这个梦想。（一）但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和十九世纪初的历史维度上检视，启蒙运动对现代性的影响，远不止实现政治经济梦想这么简单，它所释放的能量，和这种能量对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与重塑，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现代文化和生活的深刻影响，在运动结束时，才刚刚开始。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称启蒙运动后欧洲开始经历自十七世纪初欧洲文化断裂后的第二次断裂：『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被一种与在十七世纪初摧毁文艺复兴思想的东西相对称的间断性所中断；于是，包含相似性在内的巨大循环形式被拆散和打开……知识处于一个新空间内。』（二）『从消极方面说，纯认识形式的领域被孤立了，在与所有经验知识的关系中，既获得了自律，又获得了主权，使得对具体加以形式化并不顾一切地去重构纯科学这样的设想得以诞生和无限再生。』（三）而哈耶克则将这个福柯式的『文化断裂』，从唯科学主义的角度，定性为科学主义走出纯自然科学的王国，从立场、形式、方法上对人文社会研究和知识建构的全方位覆盖：『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度。「科学」一词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同时它们也开始要求自身具有使其有别于其他一切学问的特殊的严密性和确定性。它们的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便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这些学科为证明自身有平等的地位，日益急切地想表明自己的方法跟它们那个成就辉煌的表亲相同，而不是更多地把自己的方法用在自己的特殊问题上。』（四）

一七九四年，在拿破仑的亲自关注下，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成立。作为同期欧洲最早摆脱神学体制的大学之一，理工学院以极端的形式，取缔了所有与神学和传统人文知识相关的教学科目，代之以数学、生物学、物理、化学及工程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培养出法国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科学精英。在这个意义上，理工学院更像一个标志性符号，标志着欧洲已经告别传统知识体，开始建构赋予科学霸权地位的现代知识体。一八二六年，英国也建立了首个非宗教类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欧洲的其他地区也开始纷纷建立非宗教类高等教育机构。这时，现代知识体所面临的问题是，自然科学所指涉的，仍然是对物及物与物的关系的研究，整个知识界需要共同面对的，是如何将科学方法移植到知识体系的另一半，即关于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十九世纪初，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先驱圣西门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对面择地而居，开始着手将科学引入人文社会知识体系的拓荒式实验。很快，他的追随者和超越者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清晰绘制出用科学方法建构现代知识体的另一半——人文社会知识体系的蓝本。其中第一个考虑，是知识建构方法的实证性：任何新知识的获得，和对已有知识的修正与整合，必须建立在收集可观察、可经验、可度量和实际存在的证据的基础上，并且合乎明确的推理原则。物质证据在这个意义上被强调和放大了。另一个考虑，则是借用了自然科学的生物体征，将人文社会知识体系生命化，从而赋予其有机的、结构和网络状的、行使功能的、具有起源和进化性的……种种特质。人文社会知识自此获得了科学的身份，成为人文社会科学。被科学方法装备起来的人文社会学者的任务，就是通过探险和亲历，通过观察、经验、感知、度量，获取新的物质证据，或将已有史料解构成物质文本，来探寻人类及人类社会的起源、进化和变迁，以及未来存在的种种可能性。人文社科知识体系借此所经历的嬗变，一方面从区域性覆盖演化为全球性覆盖，或者说，源于欧洲的人文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地域，并不只限于欧洲，而是指向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和区域；另一方面，研究的时间维度，则从人类的起源开始，在线性的时间维度上展开并直指未来。

中国作为区域性的一部分和一种文明标本，当然不可避免地在人文社科新知识体的框架下，以科学的方法被重塑。而汉学，自此可以被清晰地表述为，西方学者在新知识体的架构下，按照科学的方法，完成中国场域人文社科知识体建构的学问。这种建构，首先是对与中国场域人文社科知识产品生产相关的原始材料的获取。如果将这些原材料分类为由探险、田野调查和考古挖掘直接获取的材料，与存在于中国传统知识体中的文本材料，那么前者，显然更符合科学的精神，而后者，则至少在知识建构的目标设计上，首先需要被科学的方法解构为原材料，史料，也在这种切割中完成了由史料到物质文本的转换。即使这样，与前者相比，它仍然处于次要地位，因为人文社会科学首先要挑战和颠覆的，正是中国传统知识体本身。

从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段里，人文社会科学逐渐完成了不同场域的建构。在埃及场域，兴起了至今让西方学术群落痴迷的埃及学；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则形成了亚述学；而在印度和南亚地区，也有印度学异军突起。汉学，与这些区域相比，则既表现得孤立，也显得迟缓和没有生气，在与人文社会科学有机体的亲缘关系上，甚至被视为『孤儿』。分析这一学术格局形成的原因，当然是多维的，比如宗教因素，可能是促成埃及学和亚述学更早具形的原因之一，因为被基督教文明整体整合过的欧洲，对埃及和亚述这两个被圣经故事深度沁润过的区域，总是有着无法割舍的探源心理，和如果不探究相关文化就无法搁置的乡愁。但是，通过帝国控制和学术扩张的关联关系，及其同期可追溯的学术源流，可能会在更合理的学术构架内，理解汉学的孤立。

首先，十九世纪英国的帝国势力和法国的帝国势力所控制的地区，一定也在地理范围内，成为人文社科知识体建构得以顺利展开的区域。帝国势力的地理版图和思想的地理版图之间的因果关联性，正像菲历克斯·德里弗教授在《地理斗士》一书中论及的，帝国被构想时，或多或少包含着一种功能，使旅行者、探险者和学者在帝国设计的空间和疆域内探索、认知、辩论。帝国的物质资源和在地理上所能涉及的位置，使科学探索者能够在全球规模内探索他们的学术兴趣。库克、邦克，或菲茨·罗伊、达尔文，很明显都仰仗于帝国的这种支持。（五）英国同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拿破仑对埃及的征服，和随后英帝国势力向埃及及周边的扩张，均使得人文社科知识在这些区域的建构可以顺利展开。帝国的知识，或帝国的科学和帝国的学者，从一开始，就被帝国可控制的环境和格调塑造了。地理的表征，疆域的暗喻，无处不暗含着知识和科学的和弦。印度学、埃及学、亚述学等的兴起，在这个意义上，都仰仗于帝国势力对所属区域的控制。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区域，从未被其他帝国以全面殖民方式，或长期军事占领方式控制过，其他帝国的汉学家们，也因此从未在中国场域内，为所欲为地展开过汉学的探索和研究。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内部政权交替等因素，虽然曾为帝国的探险家和学者进入中国区域提供了短期机会，但更多的是在类似新疆、西藏等文化边缘地区展开，这也在相对意义上造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发轫从敦煌学起步的非常规现象，而被视为中国文化承载主体的中原广大区域，即使到今天，对于有志于中国学术研究的汉学家们，仍然是不能长驱直入的学术『禁地』。

其次，源于语言学的印欧语系，将欧洲和西方学者的学术兴趣，相对集中在与该语系相关的区域，中国在地理位置上，被明显排斥在这些区域之外；指向中国区域的汉学，也被孤立于印欧语系之外。一七八六年，受过专业梵文和其他古典语言训练的英国驻印度法官威廉·琼斯，在阅读印度的梵文法律文书时发现，流行于印度公元四世纪和六世纪间的梵文文学和宗教写本，与拉丁文和古希腊文之间有着某种重要的联系。这三种语言基本都是死语言，尤其是梵文和拉丁文，只在后来的书写和记述时被使用；这三种语言在字母、发音和语法上相似，似乎有很强的姻亲关系，可能是同根的，起源于同一种语言。随后，语言学家们发现，古雅利安语与这三种语言也是同根的。一八一三年，英国学者托马斯·扬将这四种被认为是同一语系的语言命名为印欧语系。威廉·琼斯的重大发现为欧洲学术界带来三个基本的学术问题：如果这四种语言是同根的，在欧洲和亚洲居住的大部分人是否源于同一个祖先族群？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个族群最早曾生活在欧亚大陆的什么地方？他们是怎么扩散到欧亚大陆之外的其他地方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威廉·琼斯当时的大胆设想是否受到当时帝国正在更大的疆域内建立自己殖民地的行为激励，但是这个源于语言学的设想，契合了当时与帝国疆域扩张相匹配的帝国现代知识体系对原有知识体系的颠覆和解构，以及探索人类起源的学术趣味。汉语因隶属于汉藏语系，使得汉学在印欧语系所掀起的学术探索热潮中，被非常孤单地搁置在由语言学所聚合的学术共同体之外，直到二十世纪初。

一八一四年，自我教授中文的法国学者让－皮埃尔·雷米扎在法兰西学院为自己设立了关于中国研究的首个教授席位，该席位也是欧洲的首个汉学教授席位。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开端，这个席位的设立，一方面淡化了汉学研究的传教士色彩，另一方面，则沿袭了侧重于汉语语言学习和东西文化比较的汉学研究偏好。

一八三三年，儒莲继承了这个教授席位，后来以儒莲命名的奖项，也成为奖励汉学领域杰出学者和学术研究的最高奖项，被誉为汉学的『诺贝尔奖』。一八九三年，沙畹继承了这个教授席位，自此，他不仅结束了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汉学学者对他们自己所绘制的『中国文化的原生形态是儒家社会』这一文化图景的单纯迷恋，和对中国经典文本翻译与诠释的过分专注，也终结了来自其他领域学者对这种偏重文献学的研究范式所给予的『文献式的吹毛求疵』的冷嘲热讽。沙畹直接将汉学研究拓展到历史领域，并借由历史挑战中国传统知识体。

一八九五年，沙畹为其所译的《史记》第一卷撰写了长达两百多页的序言。在序言中他首次将中国历史中尧舜禹等历史人物划入传说的范畴，认为是后人伪造的。中华文明的起源，也被从尧舜禹所代表的历史长度，缩短到可能是从周朝起源的三千年。汉学开始尝试用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辨识中国历史的真实性起步，建构中国场域的人文社科知识体。沙畹的学生伯希和，通过丝路尤其是敦煌探险，也成为在汉学领域践行科学方法的第一人。自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以沙畹－伯希和为中心人物的巴黎汉学研究，一直引领着国际汉学研究的步伐和走向；沙畹的弟子或伯希和的同门师友们，如将汉学从儒学拓展到道学、佛学、艺术和科学史领域的马伯乐，将涂尔干的社会结构学理论应用到中国古代社会、家庭和礼仪研究的葛兰言，及高本汉、阿列克、戴密微、叶理绥等，使汉学研究终于摆脱了欧洲学术『孤儿』的传统地位，也将『基于巴黎式的汉学精神』置入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汉学的『巴黎学派』。虽然直到『二战』前巴黎学派势弱时，他们或同期前后崛起的京都学派，并没能完成『用真正科学的方法叙述中国历史与社会』的任务，但在他们与中国国学的学术互动中，却成功地将这一学术接力棒传给了中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