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学

单纯从词义和使用频率考虑，国学是一个始于二十世纪初的舶来词。十九世纪末，日本学界在欧美尤其是欧洲正在建构起来的人文社科知识体系的压迫下，有感于日本本土的传统知识体正在被解构，日本文化的主体性在解构中正逐渐丢失，开始发起保护日本『国粹』和『国学』的运动，国学一词自此被启用并首先在日本流行。一九○二年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考虑到中国与日本的相似处境，曾拟创办《国学报》，未果。两年后邓实、黄节等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并发行《国粹学报》等，以研究国学、保护国粹为初衷的国学话语自此正式登陆中国。一九○六年至一九○九年间，章太炎曾在东京主办『国学讲习会』，讲授诸子和音韵训诂等。一九一一年，罗振玉、王国维在上海创办《国学丛刊》，在为丛刊所作的序言中，王国维开篇直言：『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六）这时，国学在学术倾向上，已经不单纯指向国粹和中国传统之学，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发展为中国学者试图将中国学术置身于国际学术语境下、跨越学术的国别藩篱所做的基本探索。这一探索，既包含着对科学方法的甄别、借鉴和使用，也包含着基于新的方法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的总体审视，和在中国场域建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的努力。其间，国学家们所不懈的，则是中国传统知识体如何在现代性的覆盖下存续和获得新生。

中国传统知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结构、范式和内容上会表现出差异性，但作为最后物质载体与西方人文社科体系相遇的，是清以来在结构上被强化为经史子集四部、内含三千四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的官修知识整体。经部，主要收录了儒家十五经及相关著作；史部收录了包括官方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史、杂史等十五类史书；子部收录了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释家类、道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等十四类作品；集部收录了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五大类著作。传统知识体的最后护送者，『清代三百年小学的结束成就之人』（七）罗振玉在晚年深居旅顺时，曾在《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八）中，按经史子集结构，对传统知识体做过告别式的温情回顾，将其中庸地评价为师承有自、研究有法、取材宏富的三得，和详训诂而略义理、舍训诂而讲微言大义、疑古信今的三失。与现代知识体的科学建构方法相较，罗振玉将传统知识体的建构方法概略为征经、释词、释例、审音、类考和攈佚六法。

中国传统知识体与西方现代知识体的首次正面冲突，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中中国所经历的整体创痛，已经不再关乎国策、关乎民族自尊或关乎历史长度和疆域辽阔度，这个失败所给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中国在经济国力和军事实力上与敌对方比较，是弱势的。对于这个结论，清政府和它的敌对方们在战后达成了空前的共识。而作为共识的本能反应，清政府第一次放下大国自足姿态，在冲突后表现出有限的文化自觉和行动力，开始在科学技术和军事制造力上，向它的敌对方们学习，开展洋务运动。其间中国基本执行和尝试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方略。这个方略的基本思想，是对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学习接受，和对人文社会科学基本价值体系与相关制度的整体拒绝。在文化方略的实验过程中，从留美幼童方案的启动，到马尾船政学堂的教学实验，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西学知识转译，政府作为行为主体，基本掌控着中体西用的程度和进度。甲午战争是对洋务运动三十年师敌长技、中体西用文化方略实施效用的实际检视，在这一方略中装备起来的北洋水师在战争中的全面溃败，也标志着中体西用文化方略的总体沦陷。这个沦陷带给中国的集体反思是，只学西方的科学技术，不伤及『中体』，是不可以的。甲午战争，因此成为中国告别中体西用文化方略，启动中体西体并用文化方略的历史起点。严复曾将这一方略概括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

新的文化方略，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以积极和汲取的态度全方位打量西方人文社科知识体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自我审视的开始。其间民间机构和文化势力在这一方略的执行过程中成为基本的行为主体和推动力量。梁启超和汪康年的《时务报》、严复的《国闻报》和《国闻汇编》、罗振玉的农学社和东文学社等民间机构，除了继续将西学体系的一半——自然科学知识引入中国，也开始将另一半——人文社科知识系统性引入。其间西学代表性作品《天演论》《物种起源》《综合哲学》和《人口论》等已纷纷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而同期的留学浪潮，更使中国的学术整体可以直接学习和掌握相关知识；刚刚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这时与一个世纪前的巴黎理工学院相较，在功能上异曲同工，在教学科目设置上则走得更远：大学堂基本照搬了在学习欧美教学范式上先行一步的日本模式，设置了政治、文学、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和医学课程，传统知识体在其中所处的尴尬位置是，经、史、诸子学、理学、掌故学和词章学被缩身到文学中，与外国语言文字学共栖，成为七大科目中文学科目的一部分。

罗振玉在《集蓼编》中通过自身经历反思当时西方现代知识体过分挤压中国传统知识体时说：『我国兵事新挫，海内人心沸腾，予亦欲稍知外事，乃从友人借江南制造局译本书读之。先妣斥之曰：「汝曹读圣贤书岂尚有不足，何必是？」……予窃意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时窃读焉。而由今观之，今日之伦纪荡尽，邪说横行，民生况瘁，未始不由崇拜欧美学说变本加厉所致，乃知吾母真具过人之识也。』（九）

当两种知识体系互相审视时，西方人文社科知识界除了对中国的国民性提出整体质疑，并由此演化出若干场文化运动和文化革命外，以科学的标尺衡量，中国传统知识体中首先被挑战的部分，则聚焦在史学领域。这个挑战的第一个层面，关乎人类如何回望自己的过去。传统的回望方式是历史文本，包括官方和民间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等；通过当代文化，推理和想象过去。科学方法对此方式的挑战，是将物证和对物质证据的诠释作为回望历史的唯一方式。使用这一方式回望过去，一方面使历史在时间维度上失去了霸语地位，因为基于物质对人类过去的回望，首先在时间段上将过去划分为史前和历史时期，历史在这个新的长时段中，只在历史时期，表现出一定的话语权；而对史前，在更大程度上，则表现出鞭长莫及的无奈和失语。另一方面，即使对历史时期的回望，历史文本也只有将自己首先物质化为物质证据后，才有资格在『科学方法』的审视下，具有参考性的话语权，即成为用物质阐释过去的辅助性手段。第二个挑战，关乎历史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有机体』，不但强调其发展性和进步性等运动特征，也首次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赋予其有机结构性，可以覆盖人类生存的任何区域和具有时间维度。换句话说，发生在某个时间段的、某个区域的事件或史实，已经不再是历史，它们只有在作为史料，诠释人类社会这个宏大的有机体的起源、发展和变迁，及其关于起源、发展和变迁的普遍性和规律性时，才重新获得了历史价值。这时，一切伟大的文学和史记，都成了一本合上的书，被放在『史料』的档案架上待读。关于王朝，关于战争，关于宗教和典仪，也不再是历史，它们只有被放在科学视野下，以科学的方式诠释有机体的存在、运动和普遍规律时，才获得了新生。中国史这时所面临的危机，一方面是真实性不能自证的危机，因为按照科学的逻辑，中国史要证明自己的真实性，一定需要借助于他物，比如非中国史的史料，或考古证据；另一个危机，则如沙畹所挑战的，是中国文明的源头，或中国历史到底有多久的危机。

二十世纪初，作为对沙畹隔空喊话式挑战的主动应战，梁启超首先发表了《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中国史叙论》等中国史学自救文章，不但对传统知识体下的中国『旧史』进行了自省式梳理和批判，也同时提出中国新史学的架构和未来。对于旧史，梁启超首先指出其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弊，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生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而新史学，必须依据科学方法、以叙述进化现象为目标。梁启超将全方位从西学移植过来的新史学概括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在之后的民国时期甚至今天，梁笔下的『旧史学』和『新史学』之间一直存在博弈，但在西学的覆盖下，中国史学从此基本按照梁所设计的范式被设定和建构，主动向西方现代人文社科知识体靠拢，并在数十年中成为中国国学建构的聚焦部分。

回顾这段历程，直到国学和汉学正式相遇前，或者说一九○九年前，新史学，或国学的核心部分，虽然在目标、方法和轮廓上已经被廓清，但却一直面临着建构能力缺失的困境。当时西学进入中国学术界，主要通过两种模式。一是教学模式，自留美幼童教案启动以来，不论在中国本土设立的各类以西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学校，包括马尾船政学堂、北京同文馆、东文学社、京师大学堂等，还是由庚子赔款等推动的境外留学浪潮，都属于这一模式；另一则是转译模式，即通过将大量现代人文社科知识翻译成中文，完成这些知识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严复的《国闻汇编》等，均属于知识转译机构。两种模式的共同之处在于，通过将西学知识产品推介给中国学术界，而培育了中国国学家们的现代西学知识消费能力，具体体现为在传统知识体的钳制下对现代知识体的窥见、接受，和在现代思想的冲击下对传统知识体的反思、批判。而窥见、接受、反思和批判，只能成为建构行为发生的语境式推动力量，如何在中国场域内生产现代知识，包括建构新史学，这是一个知识生产能力问题。这种生产能力，直到一九○九年汉学和国学相遇时，即中西学术互动模式产生时，才被逐渐培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