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国学与汉学相遇
不考虑学术资源占有的差异性和学术资源使用能力的差异性，汉学与国学的基本区别仅在于，国学的研究主体是中国学者，或国学是中国学者所从事的中国学术研究，而汉学的研究主体是外国学者，或汉学是外国学者所从事的中国学术研究。研究客体的共同性，使国学与汉学均将学术目标锁定为，在中国场域内建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如果将沙畹对中国史学的挑战和梁启超对中国新史学的基本构想作为汉学和国学的隔空喊话，一九○九年汉学与国学的相遇，并不是在隔空喊话基础上的顺理成章，而是受力于中亚当代考古运动偶然发生的，并充满戏剧性。
一九○九年九月四日，来自中国官僚阶层的宝熙、刘廷琛、柯劭忞、恽毓鼎、江瀚及来自学界的王仁俊、徐坊、董康、蒋黼、吴寅臣等在北京六国饭店宴请了一个黑发碧眼、清瘦朗俊的法国青年；同月，错过这一盛宴的罗振玉在董康引荐下，又偕同董康、王国维等学界同仁到法国青年租住的北京住处拜会。一九○九年九月，可能发生了很多过眼云烟事，但对于中国学术界，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瞬间—国学与汉学终于相遇：被宴请和拜会的青年，正是后来在国际汉学界当值三十余年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而中国学界集体关注的，当然不是伯希和的黑发碧眼表征或流畅深厚的汉语功夫，而是伯希和行箧中的敦煌斩获，及其斩获必须延展到的中亚当代考古运动。
一八九○年，梵语－雅利安语言学界权威人物英国学者霍恩雷博士，正在以孟加拉国亚洲学会总干事的身份，沉迷于破解印欧语系之谜中。而孟加拉国亚洲学会的前身，正是印欧语系发现者威廉·琼斯于百余年前建立的加尔各答亚洲学会。同期，英国间谍鲍尔在中国新疆执行任务时，从沙漠寻宝人手中购得五十余页写在桦树皮上的文书残片。霍恩雷很快破译了这批文书残片，指出它们是公元五世纪手写的梵文佛经和医药巫术文稿。但真正让他兴奋不已的，并不是文书内容，而是这批文书残片是当时欧洲学者所收集到的最早的梵文写本。霍恩雷毫不迟疑地将可破解印欧语系之谜的期许转向文书的出土地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及周边地区。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孟加拉国学会工作的东方学和语言学专家们已经听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下埋藏着数百座城市的各种传说，而作为他们获取关于东方知识的权威作品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均有与传闻相关的沙埋古城记载。鲍尔古本的发现和破译，正面回应了东方语言学家们对沙埋古城的种种期许，印欧语系的谜底可能就埋藏在欧亚大陆多种语言的交会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深藏在沙漠下面的古城中。霍恩雷博士一方面非常有成就感地向他的欧洲同行们迅速报告了这一重大发现，在欧洲语言学界掀起波澜，同时在报告中以一个东方语言学家的使命感和权威性，向同时被他的报告触及的欧洲语言学界、探险界、考古学界和政界宣告：正式启动中亚当代考古运动。
一九○○年，斯坦因在英国皇室和印英政府的支持和装备下从印度出发，开始了他的首次丝路考古探险之旅，也因此成为中亚当代考古运动践行的第一人。虽然在此之前，斯文·赫定及俄国探险家们已经在相关区域展开过地理探险，也进行过古物收集和研究，但并没有在考古学意义上进行过任何挖掘。斯坦因按照斯文·赫定所提供的地理线路和遗址方位，对塔克拉玛干和田区域内的约特干遗址、丹丹乌里克遗址、热瓦克遗址和今民丰县内的尼雅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测绘和挖掘，并在第二次探险中对丝路沿线的长城烽燧遗址、米兰遗址等展开挖掘。毫无悬念，斯坦因如期获得了婆罗谜文、于阗文、佉卢文、粟特文等大量文书和相关文物，为欧洲的知识生产者们在印欧语系的框架内生产相关知识产品提供了过量的原始文本和物质原材料。源于十九世纪大游戏时代的帝国竞争传统也在这时进入中亚当代考古运动竞技场，俄国、美国、法国、日本等探险家先后加入，在丝路沿线中国区域，尤其是新疆和河西走廊区域展开考古较力和文物搜攫。但是，考古探险活动启动不久，探险家们却需要面临非印欧语系所能覆盖的另一个发现：从斯坦因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和尼雅遗址发掘开始，大量汉文文书残片被陆续挖掘出来。最初，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现这些残片时，只是出于职业敏感将残片收集起来，并很快发现标有年代的汉文文书残片可以成为其他残片的断代佐证。比如从汉文残片上标注的『大历十六年』字样，可以基本判定，与印欧语系相关的残片和和田周边的遗址基本上是与中国唐代同期的；当挖掘被扩展到尼雅遗址时，收集的汉文文书残片已经达到数千片，并且相当部分源于汉晋时期。这时，它们已经不再单纯是研究印欧语系的辅助文本，而是在规模上自成一体，需要被独自阐释和分析，以呈现它们背后的历史。
一九○七年，在第二次探险中，斯坦因发现敦煌藏书洞，从中购得七千余件敦煌遗书，其中包含相当数量的汉文文书。尽管曾经历过严格的拉丁语、梵语训练，但斯坦因并不通汉语，因此在汉语及其文本的研究方面，只能依赖好友如亨利·玉儿及沙畹博士的帮助。尤其是沙畹，不仅为斯坦因提供了探险的相关知识，也在每次斯坦因探险结束后接受委托，为他整理和考释探险所获的汉文文书和文物。但是，在敦煌藏经洞昏暗的烛光下，在没有任何现代通信工具可以请教远在欧洲的老友的情况下，斯坦因只能被动依赖他的中国问题顾问蒋孝琬，在藏经洞中挑选汉文文书。虽然曾被斯坦因赞为中国通，但蒋孝琬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因此只能泛泛地选择一些汉文写本，而大量珍品和孤本，仍然留在洞中，静待伯希和一九○八年的闻声造访。
一八七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伯希和出生在法国巴黎。他最初的人生理想，是成为一个外交官。在这个志向的驱动下，伯希和在初中时进入索邦学校学习英语，之后又在东方语言学校接受中文培训。当时即被视为语言天才的伯希和，仅用两年时间，便修完了三年的汉语课程，因此引起汉学泰斗沙畹的关注。沙畹将伯希和收到门下，不但继续指导他修习汉学，而且将他引荐给该校著名的梵语教授列维学习梵语。这段学习经历，使伯希和放弃了成为外交家的初想，选择了学术生涯。
一九○○年初，伯希和被派往法属印度支那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同年二月被派往北京为学院采购图书，也因此首次结缘中国。停留北京期间，伯希和因义和团运动被困在法国公使馆，因两次成功突围——一次夺取了义和团的旗帜，一次为被困人员获得新鲜水果——而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这次经历和意外获得的荣誉，使年仅二十三岁的伯希和被聘为学校的汉学教授。之后，伯希和频繁到中国采购图书。书籍，不但自此成为他渐渐深入中国传统知识体的一个可能性途径，也慢慢成为他与中国这片土地结缘的媒介。但是，直到探险生涯开始以前，伯希和并没有机会结识中国学者，汉学研究也基本停留在传统汉学研究偏好的藏蒙史学范围和中国周边地区。如一九○三年在巴黎翻译出版了元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一九○四年离开越南回国后又发表了论文《交广印度两道考》。
一九○五年，伯希和从河内回到法国，在为参加东方学大会讲演做准备时，突然接到法国政府委任，组建中国新疆地区考古探险队。这时，英国、德国、瑞典、美国、俄国的考古探险势力已经纷纷进入中国新疆，法国与这些国家相较已经落后。法国探险队仅有三人，除了伯希和外，另两位成员分别为军医刘易斯·瓦扬和摄影师查理·努埃特。这个小团队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考古专业程度上，与由斯坦因率领的测绘师、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和全面装备起来的大型驼队组成的探险队比较，都显得单薄和不专业。唯一的优势，就是伯希和本人精通在这个区域可能会遭遇到的蒙古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藏语、梵语和汉语。一九○六年，像从欧洲出发到中国新疆探险的其他探险家一样，伯希和也从撒马尔罕出发，途经俄国，进入中国，在喀什驻扎，和当地中国官员建立起关系，之后在中国势力的帮助下沿丝路逐渐向东北推进。到达乌鲁木齐休整时，伯希和拜访了被清政府发配到乌鲁木齐的兰国公。推杯换盏中，兰国公向伯希和展示了从敦煌流散出来的沙州千佛洞写本一卷。凭着语言学家的职业敏感，伯希和迅速将探险目标锁定为敦煌，并取道乌鲁木齐直接向敦煌进发。但是到达时，敦煌已经在考古学的意义上首先被斯坦因『挖掘』了。对伯希和来说，幸运的是，斯坦因团队薄弱的汉文文献识别能力，使最有价值的汉文遗书仍然静待洞中。一九○八年四月，伯希和在昏暗的烛光下，以后来被传颂的『日览三千』的『极速』，在藏经洞中工作三个星期，从数万件遗书中，检出数千件，并对其中的大多数做了记录和分类。又以与斯坦因同样的方式，从看守敦煌藏经洞的王道士手中购得遗书和二百多幅唐代绘画等文物，打包运回巴黎。这些遗书后来进入中国国学家们的视野后，几乎件件都是梦寐以求的珍本，其中包括《隶古定尚书》《论语郑氏注》《春秋后国语》《毛诗传笺》《汉书》《韦庄秦妇吟》《陈伯玉集》《冥报记》《唐抄本切韵》《沙州图经》《西州图经》《贞元十道录》《阴阳书》等。
『得到秘宝的伯希和虽然不像斯坦因那样秘不示人，但也未即刻告诉中国学者。他对于自己的意外收获显然不敢掉以轻心，取道兰州、西安、郑州，于一九○八年十月五日抵达北京，在此将大部分获得品送往巴黎，然后南下上海、无锡，拍摄两江总督端方和裴景福所藏金石书画百余种，十二月中旬返回河内。次年五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书，经上海、南京、天津，九月下旬抵达北京。』（一〇）目前仍然没有史料呈现，伯希和是在端方处拍摄金石藏品时向端方泄露了敦煌斩获的秘密，还是由当时被发配到新疆并一直了解伯希和敦煌探险行踪的裴景福泄密，或伯希和出于对随身携带的敦煌斩获精品修缮的需要、或出于相关学术问题向中国学者讨教的需要、或故意抛出信号在中国制造敦煌遗书买方市场的需要而自我泄密。一九○九年十月，关于伯希和、关于敦煌藏经洞、关于敦煌遗书外流讯息已在北京学界沸腾；而学界政界与伯希和的会见，也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敦煌、敦煌藏经洞、伯希和敦煌探险、宝物外流等同时成为被热议的关键语汇。
从伯希和个人的角度，这时他在北京所受到的重视和簇拥，与同月回到巴黎后所受到的质疑和冷遇形成鲜明反差。一九○八年伯希和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发表探险报告《敦煌藏经洞访问记》后，巴黎的汉学界，包括导师沙畹，既不相信经斯坦因搜掠后藏经洞还能有任何剩余，也不相信，伯希和仅凭借在藏经洞内对每份文书的记忆，就能在河内完成考古报告及敦煌文献的分类和整理。伯希和所获敦煌文书的真实性在巴黎学界受到整体质疑。一九一一年，法兰西学院专门为伯希和设立了一个语言、历史及考古学教授席位，以表彰他的考古探险和对法国学术独一无二的贡献，似乎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学术界对伯希和的不公待遇，但直到一九一二年，当斯坦因的探险作品《契丹沙漠废墟—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考察实纪》出版，并提及他并未将洞中所有文物全部拿走时，伯希和在法国汉学界才获得了真正的清白。而这时，敦煌藏经洞更像一个近千年前被某种必然性预设好的文化摇篮，通过遗书的三次分流，从敦煌研究起步，将中国学术在国际范围内全部激活。
第一个流向，当然是经斯坦因流入大英博物馆部分。斯坦因将考古探险所获梵文等部分，交由老友剑桥大学东方学教授爱德华·詹姆斯·拉普生整理考释，而汉文文书部分，包括敦煌文书，委托沙畹进行整理考释。因此，尽管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在物质上仍然藏于伦敦，但在文献分享的意义和使用价值上，则通过沙畹流向巴黎，成为巴黎学派的学术资源。第二个流向，则是经伯希和藏入巴黎吉美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等部分，直接成为巴黎学派的学术资源。一九○九年汉学与国学相遇，又促成了敦煌文书的最后分流，即第三次分流。这个流向，是经罗振玉等学者倡议，将敦煌最后余下的数千卷遗书由清政府学部购入并藏于北京，成为中国学者敦煌学研究的起步资料之一。中亚当代考古运动所获汉文文书及残片，尤其是敦煌遗书的发现，是欧洲进入现代知识体建构以来获得的最具规模的中国场域知识建构材料。由知识生产材料的空前充沛所推动的汉学研究盛况，首先表现为中国学术研究在欧洲人文社科知识体中总体位置的大幅攀升；其次也表现为巴黎学派因为学术资源垄断而在国际汉学界更加不可动摇的权威和引领地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由材料发现所推动的国学家与汉学家的相遇，使中国研究既不再是汉学家们远离学术源地中国在欧洲的独语，也不再是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缺席并从未经历过科学操练的国学家们对远在西方的人文社科知识体的遥望。相遇，使双方将学术兴趣共同投向同一材料—敦煌发现，由此带动的材料交流、学术对话和研究互动，一方面使国学家们首次有机会进入中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学术网络，并在互动中通过知识生产能力的训练，成长为建构中国场域人文社科知识体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建构主体从汉学家向国学家的转换，也牵动同期的中国研究开始从中国边缘区域向中国中心区域移动。如果不是以知识消费能力，而是以知识生产能力的形成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国学与汉学的相遇，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