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一 研究的背景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年均近10%的增长，2009年中国名义GDP为5.059万亿美元，超过日本242.78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等要素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只有7%，“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把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限调到6.5%。同时，由于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尖锐矛盾和前期经济刺激政策积累的供需矛盾，现有情况下，中国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6708亿元，同比增长6.9%，没有达到“十二五”规划中确定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7%的目标。^[2]这深刻反映了“三期叠加”给现实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

同时，经济供需结构矛盾突出。2014年，中国生产的主要工业品中，原煤产量38.7亿吨、粗钢8.2亿吨、水泥24.8亿吨、汽车2372.5万辆、手机16.3亿台、微型计算机设备3.5亿台，均居世界首位，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资料，目前中国已经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张卫华等，2015）。但大大提升的供给能力却与中国需求结构不匹配，造成产能的极大过剩。2012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张卫华等，2015）。这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沉淀和不可流动。深刻的供需矛盾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原来在生产中重视了“量”，却忽略了“质”，低档廉价、技术水平较低的产品无法满足人民生产、生活中高质量的产品需求。这造成了无效供给增多，产能大量过剩。

面对现有经济发展的困难，如何破局呢？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2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2016年经济工作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2016年1月26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了“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这些指导方针都指出实现有效供给是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抓手，而实现有效供给的关键就在于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同时，产品质量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例如，许多代表古代文明的历史建筑，像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之所以能够穿越历史风云屹立至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极高的质量。进入21世纪，提升产品质量更是成为各国共识。美国、日本以及德国等欧盟国家和许多其他地区更是把质量提升拉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对待。2017年9月15日，中国召开第二届中国质量大会，旨在推动国际质量合作，重视质量建设，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那么，当下中国产品质量的提升能够化解供需矛盾，促进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机制吗？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会对当下贸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国出口质量的变化会不会成为减缓经济波动的手段呢？产品出口质量变化会对一国产生什么样的福利效应？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二 选题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自亚当·斯密以来，比较优势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基石和实践运作遵循的重要思想。纵观贸易理论的发展脉络，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到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演化过程中，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发生了四大转变：①由注重外生比较优势向外生与内生比较优势并重转变；②由单因素比较优势向多因素（技术、禀赋、交易效率）综合比较优势转变；③由国内、国际贸易理论分离向国内、国际贸易理论统一转变；④由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转变。从微观层面多角度研究比较优势的演化与国际贸易的发展成为现在国际贸易学界研究的重点。

Hausmann和Klinger（2007）与Hausmann和Hidalgo（2010）通过产品空间和能力理论，解释了在微观层面上比较优势内生演化的途径与方向。这是对比较优势演化研究的又一推进。但由于该领域研究时间较短，现阶段尚存在下列不足：①能力与产品空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厘清。一个国家拥有能力数量的多少决定了这个国家可以生产产品数量品种的多少，但这个国家如何基于自身能力实现在产品空间中产品之间的跳跃升级，这种跳跃和能力之间的互动机制是什么，如何避免跳跃失败陷入发展停滞或“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②现有研究的逻辑是通过产品品种数量的多少反向研究一个国家拥有能力数量的多少。这导致无法通过拥有能力数量确定生产产品品种的范围，也就是说无法通过能力确定产品跳跃的方向。③出口质量显化了产品中包含的能力，但它在衡量方法上还存在很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如何改进出口质量的衡量方法，避免出口质量的异常值，找出合理的出口质量衡量方法，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同时，Melitz（2003）提出的基于生产率差异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开创了在企业层面研究国际贸易模式形成、国际贸易产生原因、企业国际化原因的新局面，为国际贸易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Bernard等（2003）、Helpman等（2004）、Yeaple（2005）等进一步拓展了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针对很多高生产率企业不参与国际贸易的现象，Baldwin和Harrigan（2011）进一步提出了基于企业生产效率和出口质量两个维度异质性的贸易模型，正式把产品出口质量纳入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Hallak和Sivadasan（2013）与Fasil和Borota（2013）进一步拓展了包含产品出口质量差异性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有鉴于此，构建开放条件下出口质量影响贸易决策的机制和能力与产品空间的互动机制的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存在比较优势的产品结构、研究出口质量演变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效应成为当前该领域的努力方向。为此，本书准备在修正和完善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拓展包含产品出口质量的异质性贸易模型与出口质量影响经济波动模型，研究出口质量演变带来的各类经济效应，并在此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相应计量模型，运用中国经验数据对出口质量演变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因而，本书的意义就在于：

（1）理论意义。现在关于出口质量的相关文献很多，但基于中国经验数据，在国家（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研究出口质量演变经济效应的研究并不多。产品质量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知识和能力的数量，它承载了很多无形的信息，如规章制度、市场环境、技能，也包含了许多有形的信息，如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生产技术和基础设施等。产品出口质量的演变对于贸易模式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从企业异质性和比较优势演化的角度来理解出口质量提升对外贸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抑制的作用，是对当前产业升级途径和贸易模式形成进行的有益探索。

（2）现实意义。随着人均收入的提升和GDP增速的放缓，我国现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产业发展的“断档”，即原有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不再具有优势，而新兴的产业仍然在培育，还不具备比较优势。如何选择合理的比较优势产业，尽快实现产业升级或跳跃，需要了解自身产品空间结构，以及现有比较优势的转化情况。合理测算产品出口质量，判断现实中比较优势的转化状况和转化途径，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同时，在我国当前面临“三期叠加”的困难局面与供需结构矛盾突出的背景下，如何理顺产品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经济波动、贸易增长的逻辑关系，对于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发力点的结构调整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