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附庸期（公元前206—1398）

两汉之际，佛教从印度通过西域传入中国。佛教初入中国与儒学格格不入，为迎合译入语文化以求生存（“传教”），佛教中国化走过了一段曲折之路：东汉时期依附道术；三国时期转依玄学；魏晋时期开始了佛理学与玄理学、名理学的融合；至唐代，最终实现佛教中国化。伴随千余年的佛经翻译活动，一些外国哲学、天文学、数学及医药等零星科学知识寄生于各种翻译的佛经中，如古印度历法《九执历》、医药书籍《龙树菩萨药方》、天文学著作《婆罗门天文经》、因明学著作《因明入正理论》等由梵文、康居文、波斯文翻译过来，曾长期流传于世，但这其中译者译传科学知识的动机是缺乏主动性的，因而产生的积极影响是肯定的，也是微弱的和附庸的。

（1）科技翻译人员：这一时期的翻译人员由中国统治阶级和外国僧人共同组成。但两者翻译活动的目的大相径庭，中国统治阶级支持翻译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利用佛教麻痹民众；而外国僧人的翻译目的则是在中国传播其宗教思想。

（2）科技翻译规模：在佛经译著中附带少量描述外国科学知识的书籍，一方面，当时的科学技术体系尚不完善，国外专门记述科学技术知识的书籍不多；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总体上领先于国外。伴随佛经教义的传入，具有鲜明体系的阿拉伯历法、印度眼疾治疗术等随之传入中国，但这一时期的科学翻译充其量只能看成是宗教翻译的附庸。

（3）科技翻译机构：在翻译活动中发展起来的译场，成为翻译的主要机构，各类人员在翻译活动中采用分工协作（如口译、笔述及润色等）的译述方法，设置译场在明清科学翻译活动中得以沿袭并发扬。

（4）科技翻译理论：佛经翻译人员关于翻译方法进行了一定的阐述，初步构筑了中国早期的翻译理论，特别在专有名词翻译规范化与译名词典编纂方面，当时的翻译人员刻传各类词典，如《一切经音义》等，在我国后期科技翻译活动中对科学译名统一与编纂双语专科词典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绵亘千年的佛经翻译尘埃，尚无专门主动传译科学知识的科学翻译人员，专业的科学翻译机构踪无所寻，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翻译活动尚未成形，零星的科学知识仅是分散地寄生于佛经翻译中，对我国总体领先的科学技术产生了些许影响，但影响力极为有限，这一时期是我国科学翻译活动的附庸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