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重点是日本问题

我们虽然身在沈阳，但心却时刻想念着北京。我们知道，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即将举行，各方面都在加紧筹备。不过，我们毕竟不是在北京，又忙于日常工作，所以对北京的气氛和会前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感受得不那么深切。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在沈阳做的就是这次重要会议的部分工作，所以对会议的有关情况还是比较关心的。9月初的一天，我去《民主新闻》社，看到附近的贴报板上刊登有郭沫若1952年9月5日致日本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它紧紧地吸引了我。这封信，全称是《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召开第二次给日本人民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去年9月，旧金山片面‘对日和约’签订的前夜，我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你们，我曾经受到你们友谊的反应，谨向你们致谢。很快就满一周年了。现在又临到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将要召开的前夜，我感觉着不能不再写一封信给你们，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和我自己对于你们的系念。”

郭老在信中阐述了召开这次亚太和会的目的。他说，我们对于日本人民“近年来争取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爱国行动，特别是反对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事实上是美国殖民地化）的努力，是怀着深厚的敬意的。不仅我们中国人民是这样，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人民都是这样。今年（注：1952年）7月初旬，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59个国家的240位理事和特邀代表所一致举手通过的《关于反对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而争取建立民主日本的决议》正竭诚地向你们高呼”。《决议》呼吁那些曾签署《旧金山和约》的国家的爱好和平的人民为另行签订一个真正的和约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号召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民尽最大的力量，为将于1952年秋季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把和平民主力量动员起来。《决议》还说，这个会议对于圆满地解决日本以及亚太区域其他各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有帮助的。

公开信明确说：“毫无疑问，有关日本问题的讨论必然成为会议的中心任务。因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能否维持和平，与日本是否重新军国主义化和日本人民能否获得自由民主的生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公开信强调：“我们这一次的会议是人民代表会议，目的是正大光明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拯救和平。”

郭老在信中还特别揭露了日本当局百般阻挠日本代表前来中国参加会议的行径。郭老写道：“爱国的日本朋友们，你们争取自由独立、争取和平民主的热情使我们十分感奋，但你们所将遭到的阻碍也明白如火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和平的敌人们不会轻易地容许你们来拯救和平。最近我们又听说，你们的外务省已公开声称决定不发护照给你们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日本人民代表，借口是他们‘不能保证那些赴中国大陆的日本人的安全’。这倒是早在我们预料中的事，而借口也实在是可笑可怜得很。为什么要那样愚蠢呢？那样做，岂不是正好表明了日本政府是死心塌地奉行着美国的侵略政策而敌视和平的吗？”

公开信最后写道：“爱国的日本朋友们，你们的和平代表如能胜利地到北京来，我们是热烈地欢迎的。我们相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各国代表也都会热烈地欢迎你们。我们希望你们用最大的努力，靠人民的力量多方争取到这样的胜利。但你们万一受到阻碍，得不到护照或签证，终究不能够到来，虽然是遗憾的事，但你们在和平斗争的第一回合上已经胜利了。因为你们使和平运动在日本的人民大众中生了根，而把和平的敌人的真相更进一步揭露了。和平代表要护照，和平运动是不要护照的。和平的敌人虽然能够阻止代表们到北京，但不能阻止和平的要求像大气一样在全世界上环流。因此，万一你们的代表不能来，我们的会议依然会开，你们的精神依然有办法在大会上表达。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十六亿人民对于你们的支持是不会改变的，毋宁会以加倍的努力来声援你们的斗争。使争取和平的斗争不断地扩大、深入、持久、加强吧，胜利是必然属于人民的！”

我读了这封信，强烈地感到这次会议的重点是日本问题。因此，日本代表能不能冲破阻挠，取得护照来北京出席会议，成为这个时期我们关心的焦点。我们知道，日本代表共有六十名，团长是前参议院副议长松本治一郎，还包括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的大山郁夫。这些代表是由日本全国各地人民所直接选出的四百八十八名候选人中产生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进入9月份后，日本代表连日到日本政府外务省所在地要求发给护照。日本政府一直采用拖延手段，后来在9月19日下午由外务次官涩泽信一出面，宣布不向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日本代表颁发护照。更有甚者，就在这数小时前，日本当局竟指使一小撮右翼暴力分子殴打了到外务省要求签发护照的日本和平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