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总理谈中日关系说起

“摆在日本人民面前的，是两个不同的前途”

1953年10月10日清晨，《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醒目位置刊登的一篇报道把我吸引住了，那是周恩来总理9月28日会见日本和平人士大山郁夫并发表谈话的报道，报道还配有一张会见时亲切握手的照片。

大山郁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日两国尚未建交的情况下，周总理会见的第一位日本客人。

这位可尊敬的日本朋友大山郁夫是日本的公众领袖。他1880年生于日本兵库县，1905年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社会学，又赴德国慕尼黑大学进修国家学和国法学。1914年学成回国，初任早稻田大学讲师，后任教授。1917年因学潮辞职，转任《大阪朝日新闻》社社论委员。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因谴责日本军阀进行侵略战争和出兵西伯利亚参加干涉苏联的战争遭到压迫而离职。

1920年他重返早稻田大学任教，其间他反对军国主义教育，提倡进步的学术思想，遭到反动势力的嫉视。他担任过劳动农民党委员长的职务。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法西斯化更加明显，大山郁夫遭受了更多的压迫。为了安全，1932年，他和夫人一起亡命美国，在西北大学任客座研究员，侨居16年后，于1947年10月回国。

大山郁夫即使侨居国外，也从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回国后即宣布将献身于民主与和平事业，坚强地投入了战斗。他看清日本的民族危机和新的战争危机，便向日本人民表示，它将为日本的独立而勇敢斗争。1950年6月他当选参议员。1952年，出任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委员长，还曾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他不顾年老体衰，不顾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阻挠，长途跋涉，到国外多次参加世界和平运动的集会，他反对侵略，反对战争，反对实力政策，反对核武器；他主张和平共处，主张以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由于对国际和平事业的卓越贡献，他荣获了1951年度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他表示，要将他的余生贡献给和平事业。他告诉大家，如果他为和平事业牺牲了，不是请大家收拾他的骨头，而是请大家踏着他的尸体前进。他说：他绝不替帝国主义战争流一滴血，但愿为和平事业献出他的整个生命。

周恩来总理会见大山郁夫的两个月前，即1953年7月，朝鲜战争已经停战，亚洲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中日间的民间活动顿时活跃起来。为了适应中日交流的扩大和全面阐述对日政策原则，周总理开始考虑要亲自出面同来访的日本重要客人会见。不消说，最先会见的人选尤为重要。究竟选什么人，颇费斟酌。周总理选择了这位日本久负盛名的社会活动家、学者、和平人士大山郁夫。

据熟悉情况的萧向前说：周总理会见大山郁夫时，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内容甚为广泛和扼要，反映了当时中日关系的基调。在会见中，大山郁夫提了一些问题，周总理一一作了回答。

大山郁夫说：“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长期侵略中国，日本人民未能及时加以制止，使中国人民蒙受巨大损失，我代表日本人民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一贯采取友好态度，我代表日本人民谨致感谢。”

周总理听了大山郁夫的话后，强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加以区分，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指出这一罪行不仅使中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周总理相信，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会记取这一历史教训，阻止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并且高度赞扬日本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而进行的斗争。

周总理说，中国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但是，日本同美国站在一起敌视中国，同台湾地区保持所谓外交关系，这样，它就将日益成为太平洋上的不安定因素，无法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美国和日本当局阻碍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

大山郁夫说，他认为，在中日两国建交之前，并不妨碍两国人民开展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

周总理对此表示肯定：“是的，我们欢迎日本人民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同时我国人民也愿意派代表团访问日本。”他进而明确指出，日本现政府公然执行美国政府的所谓禁运政策，竭力阻碍中日贸易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因此，首先要打破这个阻碍，这需要两国人民共同奋斗。

在谈到中日贸易关系时，周总理说，中日贸易“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周总理针对日本有人认为“中国工业化了，中日贸易没有前途”这种错误论调说，“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中国工业化，才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所谓‘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有无相通的贸易关系”。周总理还说：“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中国国家和人民的生产和需要就会愈加扩大，它就愈加需要发展国际的贸易关系。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经济交流，是完全有它的广阔前途的。”

历史的进展，完全证实了周总理的这一论述和预见。

在谈话中，周总理谈到战后日本形势时着重指出：“摆在日本人民面前的，是两个不同的前途：一个是处于美国附庸国地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这是日本反动势力所要求的；另一个是独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日本，这是日本人民的奋斗目标。”周总理表示，“中国希望实现后一个前途。中日两国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真正能够共存共荣。”

周总理会见大山郁夫的报道，在我供职的《人民中国》杂志上也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出来，受到日本广大读者的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