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愿意把这种痛苦加在别人身上”

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总理向外宾阐述中国的对日政策，还应提到他的两次重要谈话。

第一次，是1954年10月11日周总理会见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活动的，以山口喜久一郎、铃木茂三郎、杉山元治郎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团和以学习院大学院长安倍能成率领的日本学术文化访华代表团的时候。根据我的记忆，周总理的这次谈话曾详细地刊登在日本《中央公论》月刊上，我最早是在那上面看到的。当时的感觉，这次会见是中国政府领导人战后初次同日本各方友人的广泛接触，所谈的问题涉及面很广。整篇谈话自始至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感觉。有几点，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周总理说：“从中日关系的历史来看，我们两千多年来是和平共处的……但是……六十年来，中日关系是不好的，但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历史不要再重演。我想这能够做到，因为在中日两国人民中存在着友谊。同几千年的历史比较，六十年算不了什么。不幸的是，我们在座的人就处在这六十年的时期中。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应该受这种影响。我们不能受外来的挑拨，彼此间不应该不和睦。我们要从我们自己中间找到真正‘共存共荣’的种子。我认为这个种子是有的。”

接着，周总理讲述了一桩生动的事例：“1945年8月15日以后，日本军队放下了武器。在那一天以前，我们打了十五年的仗，可是，一旦放下武器，日本人就跟中国人又好起来，中国人也把日本人当朋友，并没有记仇。最大的、最生动的一件事，就发生在东北。当时有许多日军放下武器之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和一部分日本侨民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昨天还在打仗，今天就成了朋友。中国人相信他们，没有记仇。大多数的日本朋友，工作很好，帮助了我们，我们很感谢他们。他们完全是自愿来的，不是我们把他们俘虏了强制他们来的。去年大多数都被送回国了，有两万六千多人。你们不信，可以回去问问他们。曾经打过仗的人，放下武器以后就一起工作，而且互相信任。很多中国人受了伤，请日本医生动手术，病了请日本女护士看护，很信任他们。在工厂中，中国人信任日本工程师，一同把机器转动起来。在科学院，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相信日本的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可靠的友谊……我们要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所谓‘同文同种’也好，‘共存共荣’也好，不是为侵略别人，也不排斥别的国家，我们为的是和平共处。这就是我们友好的种子。”

接着，周总理在分析了中国走工业化道路的必要性以及发展本国经济、发展中日贸易的重要性后，着重谈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他说：“历史上两国的文化往来很频繁，近八十年来，中国学西方文化，许多是通过你们那里最早学来的。中国还活着的老一辈人，现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很多都在日本留过学。在座的郭沫若先生，就是留日生的重要人物，他曾经在你们的帝国大学学过医。日本文化给了这些好处，我们应该感谢。我出国留学，也是最先到日本，住过一年半，可是日本话没学好。但是，我在日本生活，对日本的印象很深。日本有非常优美的文化。历史上，我们的文化彼此交流，互相影响。所以，按正常的来往，中日的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关键就是要和平共处。”

周总理的谈话，特别是他的现身说法，使日本客人感到亲切，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谈话中，周总理还明确指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不在中国方面。

他说：“是日本政府不承认我们，对我们采取不友好的态度。而困难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日本政府，因为日本政府的头上还有个太上皇，就是美国。美国压在日本人的头上，这是很不幸的，阻碍了中日关系的恢复。”

日本人有一种看法，担心中国一旦强大，武装起来，会给日本造成威胁。就这一问题，周总理说：“我坦白说，中国的强大武装是为了自卫，也只能是为了自卫。我们不会侵略别人，我们宪法规定了我们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人民也不允许我们违背这个方针去侵略别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受罪受够了，我们不愿意把这种痛苦加在别人身上。我们懂得这个痛苦，我们同情别人的苦难。因此，希望亚洲各国能够和平共处，恢复正常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有好处的。美国如果愿意和平共处，我们也欢迎，我们并不排斥美国，我们愿意同它和平合作，是它不愿意同我们合作。”

当时陪同日本客人参加会见的萧向前事后说：“这是一次向前看的重要会见，对以后的中日关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