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向日本输出革命

第二次，是1955年1月23日周恩来总理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进行的长达近五小时的会谈。

村田省藏是日本政界的资深官吏，二十三岁就在大阪商船会社任职，长期被派往汉口、上海、重庆等地工作；1938年当选为贵族院议员，1940年任近卫文麿内阁的递信大臣兼铁道大臣，1943年任驻菲律宾大使。日本投降后，以战犯嫌疑犯被捕，1947年获释。他是日本财界颇有影响的人物，旧金山会议前后曾代表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交涉，并以民间企业家身份与台湾方面进行贸易往来。新中国成立后，他关心中日关系，认为不管一个国家的信仰和制度如何，也不管交涉对象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日本为加深与六亿民众的友好，设法与广大的中国大陆接近是应该的”。因此，他毅然辞去与台湾有关系的“日华经济协会”会长，于1954年就任首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

1955年1月村田省藏以日本国贸促会长身份来北京后，对廖承志说，他虽然未能参加1952年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但他仍然希望在中日之间起到桥梁作用。村田谈到他曾与当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讨论过这个问题，吉田茂说：“你讲的与中共的贸易问题，（日本）政府是不好出面的，不过你要干的话，我个人尽力帮忙。”

廖承志见村田省藏时问他：“请问你这次来中国，还有什么要求？”

村田回答：“我最大的愿望是想会见周恩来总理，亲自询问解放后短短的五年间建设现代中国的动力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指导精神？又是如何实施这些指导精神的？”当然，他来华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以缔结新的中日贸易协定。

于是，由廖承志引荐，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村田省藏和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

就在村田省藏访问北京时，我和王效贤、林丽韫等正在担任中日渔业谈判的翻译，集中在新侨饭店活动。1月23日那一天，王效贤告诉我，她去为周总理会见村田省藏做了一场翻译。由于外事纪律的规定，她不便透露会谈内容。但我从她的言谈、表情来推断，村田省藏向周总理提出了异常尖锐的问题。

后来，听说村田果然如此。他向周总理提出的问题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以日本为假想敌的，虽然中国对日本人民表示友好，但日本人觉得苏联是不可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共产党是否要对日本输出革命？”“有些日本人担心日共是受莫斯科和北京指挥的。”“中国强大起来后，是否绝对不会进攻日本？”“日本为重建经济，需要美国的资金援助，但这并不等于日本就是美国的附庸，因为国外资金不是用于军国主义复活，而是用于经济复兴？”“日台缔结‘和约’时，日本尚被美国占领着，不能依据自由意志进行外交，而且日本对新中国抱有‘危惧感’。”

如此坦率地向周总理提出问题，在当时确实是闻所未闻。村田省藏虽然对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有一定的了解，也希望在中日之间起桥梁作用，但他毕竟不了解新中国，而且他的经历使他对新中国存有疑惧。他的疑惧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希望通过直接对话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周总理以他的外交风度和过人的智慧，详尽地解答了村田省藏提出的问题：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日本也完全适用”，革命是不能输出的。

二、中苏条约不是威胁日本和日本人民的，“如果日本政府愿意对外发展和平友好关系，则该条约对中日关系正常化不仅不会有任何障碍，反而会大有益处”。

三、《旧金山和约》，主要责任在于美国，但吉田政府也有一部分责任。日本与台湾省缔结了“和约”，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四、中日之间应平等互惠，“以前日本对待中国是不平等的，但这已成为过去，中国不会对日本进行报复”。

五、中日两国有两千多年的文化、友好的历史。从漫长的历史来看，只要坚持友好，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

周总理针对村田提出的问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有说服力地向村田省藏阐明了中国的方针、政策，明确阐述了新中国谋求中日友好的对日政策，使他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对于周恩来的“率直而明快的回答”，村田“心情很好”，诚恳地表示回国后要把周总理的话转达给对新中国抱有偏见和疑虑的日本政府和国民。村田还提出：一、希望中国派遣约三十人组成的代表团赴日签订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二、两国互办展览会。三、将来如条件成熟，互设常驻贸易机构和代表。四、“从经济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的往来、民间团体的对话开始”，推进中日关系。

周总理表示赞同，认为双方互办展览会“既可以各得所需，又可以通过交易增进友好关系”；互设常驻贸易代表是个“很好的想法”，建议双方基于“平等互惠的立场”研究并实施，而且高瞻远瞩地指出，“这是关系正常化的开端”，从而为民间外交指明了发展方向。村田回国后向鸠山首相汇报访华成果，传达了中国的对日政策，得到鸠山首相支持，日本政府随即多少放松了一些对中日经贸关系的管制。

中日两国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为发展中日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