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日方针是党中央确定的

我国早期的对日方针政策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我是在工作中逐步了解并加深认识的。

我感到，20世纪50年代初，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并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对日工作的实践，中国逐步地形成了一条对日政策的总方针。概括起来说，就是：“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或使日本逐步摆脱美国控制，间接地影响日本人民，给日本政府以压力，迫使日本改变对中国的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们主动地开展与日本的民间往来，积累了对日工作的经验，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关于中国对日方针的形成，当时在中联部工作的日本问题专家张香山在《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一书中写道：“1954年底，吉田茂下台，鸠山一郎执政。新上台的鸠山首相表示，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有一个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主任是由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兼任的。他看到中日关系有所发展，并且有不少日本人希望到中国访问，想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情况和对日政策，便提出一个建议：拟通过新华社把周总理1954年会见日本国会议员团和日本学术文化代表团的谈话，以及1955年1月会见村田省藏的谈话摘要发表出来，让日本方面了解中国的对日政策。在和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商讨时，张闻天认为，那两次谈话不是全面地论述我国对日政策的，当时很需要制定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对日政策的文件，并建议由王稼祥同志主持起草。周总理同意后，王稼祥召集对日工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同讨论，大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草拟了一份文件，经周总理批示，上交政治局。1955年3月1日，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叫作《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文件……肯定了前面已提到的对日政策的总方针，表示今后要继续执行这个总方针……这个文件可以说是我们党第一个全面的对日政策的重要文献。它不是仅仅涉及对日外交，而是全面地涉及对日关系各方面的问题。例如文件确定了我国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在谈到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时，张香山说：“其中提到赔偿问题、结束战争状态问题现在不宜确定下来，要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再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我体会，这个文件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促官”“争取与日本政府挂钩”的思想，它强调了通过日本人民要求解决中日间的问题的呼声形成压力，来积极寻求两国政府间的接触和谈判，以逐步实现邦交正常化。换言之，明确地提出了直接与日本政府谈判的设想。过去通过民间团体谈判达成的协定，因为不是政府间协定而没有什么约束力，导致效果不令人满意。今后应当注意日本人民希望解决的一些问题，如结束战争状态、战争赔偿等问题在建交前不宜主动解决；对中日两国人民有利的问题应继续由民间团体谈判；但使我被动而对日本政府有利的问题，应在适当的时候主张两国政府谈判。政府间接触不单是为了解决问题，也可以加大对日本政府的压力。

张香山认为：“1955年制定的这个文件，是在我国建国后对日政策中最全面的、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正式文件。”他说：“日本有些中国问题专家批评中国对外政策大都是根据长官意志决定，忽略组织过程。从上述文件制定的整个过程看，足以证明这种批评是不恰当的。”

我感到，后来的中日交往，基本上就是在这一总方针的指导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