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絮语

日本，这个东方近邻，如今要去访问已变得很容易。办个手续，就可以来来去去，非常方便。统计表明，近几年，中国人几乎每天约有一万多人次去日本旅游购物。由于中国人在商店、超市“出手不凡”，以致日语产生了一个新词——“爆买”，并一度成为流行语。

可是在六十到七十年前，这种情况谁敢想象呢？那时中国尚未改革开放，能去日本访问的中国人寥寥可数——要么，作为代表团成员访问；要么，参加艺术团去演出交流。至于常驻，那更是凤毛麟角。

而我，有幸从1964年到1978年作为第一批中国记者在东瀛常驻了十五年。即使刨去回国休假，也足足有十三四年吧。当时，一般来说，常驻人员在国外待三四年或四五年就轮换，而我却常驻了十五年。有些人问我，你为什么在日本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我开玩笑说：“由于工作成绩不佳，毕不了业，总‘留级’，一留就留了十五年。”

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因为长达十年之久的“史无前例”。我在东京的那十几年，正好赶上国内掀起“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那时的新华社总社也同全国很多单位一样，分为两大派，群众组织整天斗来斗去，打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总社向分社派记者就遇到了困难，因为被选派的同志常常是属于某一派群众组织的，这样，就会遭到另一派的反对，说：“那个人是历史反革命”“是叛徒，是特嫌”。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是新华社从外文出版局《人民中国》编辑部借调的干部，因此，牵涉不到两派的问题，比较“超脱”。所以，每次休假回北京，到假期快要结束时，外事局领导总要找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说：“你再回东京去坚持一段。”尽管到后期我真想早点回国工作，但组织决定，只能坚决服从。就这样，坚持了好几个“一段”，不知不觉就十几年了。

我们中国记者一行是1964年秋，从社会主义新中国来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尽管在此之前，我本人曾随代表团多次访问过日本，但这次到日本来，时间上有点特别——当时正值东京奥运会前夕。为办好奥运会，日本当局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到处大兴土木。当时，东京不仅兴建了许多现代化的体育场馆等设施，而且为了招徕旅客，还盖了不少大饭店，修筑了日本第一条立体交叉的“首都高速公路”。记得有一年——大概是在1970年4月——我在北京因工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见到周总理时，他听说我因休假刚从日本回国，就问我东京高速公路的情况。我向总理汇报说，东京的高速公路基本上是高架的，有些地段从高楼大厦的二层或三层旁边通过（这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新鲜，全国各地的高速公路密布如网，四通八达，据说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周总理饶有兴趣地、注意地听了我的介绍。

再回到1964年。就在中国记者到达东京的几天后，东京至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高铁）举行了开通仪式（今天，中国高铁的发展也是惊人的）。我当时的印象是整个日本充满了活力。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日本经济一直高速发展，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只等于美国的约二分之一，但从增长率来说，却在整个60年代一直在全球遥遥领先，从而引起了世界的注目，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奇迹”。《朝日新闻》说，日本的资本主义“以实际10%左右的增长率持续了二十年，这种情况打破了战前经济学的常识”。

由于今天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在一些方面不仅赶上，甚至超过了日本，但那时，中国百姓的生活跟日本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落差是比较大的。就以“三大件”为例。我们常驻日本时，中国百姓的“三大件”是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俗称“三转”，而日本已经从洗衣机、电风扇和电视机，发展到电冰箱、吸尘器、洗衣机，进而又发展到彩色电视机、冷气设备和小轿车。

我发现，战后日本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日本人的伙食有了较大的变化。战前日本人的主食是大米，副食不多。普通家庭吃的一般很简单：米饭、黄酱汤、咸菜，能吃上一次烤鱼，就是一顿美餐了。但是，战后由于生活方式受到美国的影响，日本人的生活出现了西化的倾向，副食和面食逐渐增多。我们在东京，走进副食品商店和超市，看到货架上摆满了各种食品，花色齐全，琳琅满目。

刚到东京时，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满街都是小汽车，而且还第一次听到了从未听过的新词——“自家车”（my car）。我曾想，中国什么时候能有“自家车”啊？（未承想，改革开放三四十年后，很多中国家庭都有了“自家车”，有的家庭，还不止一辆！）记得，那时在东京出门办事常常会遇到塞车的情况，这不由得使我们怀恋北京畅行无阻的交通。昔日的北京街道上到处是自行车。日本人说北京是“自行车王国”，上下班在主要街道上看到的是“自行车的洪流”。今天，在北京，我们看到的是“汽车的洪流”，塞车拥堵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东京，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我们到日本后还发现，那时日本人购买“大件”不一定都用现款，很多情况下，是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赊购的。我们抨击说，这是资本家利用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欲望和心理，想出的“鬼名堂”，无非是要套住消费者，使其变为“债务奴隶”，达到大量推销商品的目的。曾几何时，这种“分期付款的营销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司空见惯了。

我们记者到东京后不久，住进了文京区的川口公寓。在当时它是高档的，非一般老百姓所住。这所公寓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兴建许多高级公寓的热潮中建造起来的。这种公寓里，家具讲究，设备齐全，每一套房间都有洗澡间和安有自动点火装置（即脉冲）的煤气炉灶。这些在当时的日本大城市里也不多见，在中国更是闻所未闻，我们因此觉得很新奇（现在中国早已普及，一点也不稀罕）。院内还有一个游泳池，入夏可以游泳。人们走进公寓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迎面墙上悬挂的匾额，上面用斗大的字写着：“家之美创造心灵之美。”

我和另一位记者合住了一套房间。我们把一间向阳的大客厅改造成记者的集体办公室。我住的小房间里，有一面窗户向西。傍晚，伏案写作，偶一抬头，可以看见剪影似的富士山挂在被落日染红的远天上，非常美丽。

我在日本的十五年间，日本政局一直动荡。刚到时，正值池田内阁向佐藤内阁转变的前夕。我前后总共经历了池田、佐藤、田中、三木、福田等几届内阁。

有道是“好景不长”。日本经济一度出现的“奥运景气”很快过去，而在度过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成长期后，便逐步进入了“稳定增长”的时期。

“二战”结束以后，中日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日本长期唯美国马首是瞻，敌视中国。初期，中日之间只有民间的一些往来和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互派常驻记者。因为互派常驻记者，会牵涉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中日实现互派常驻记者，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道路。1964年4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主导和关怀下，在日方松村谦三等人的长期努力下，中日双方终于就互设“廖承志·高碕贸易办事处”达成协议，并交换了互派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这两件事成了中日关系从单纯民间往来到半官半民交流阶段转变的重要标志，也为后来中日关系全面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应该说，中日互派记者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中日互派记者是两国人民的强烈愿望。由于有了常驻记者，一改过去只能“隔靴搔痒”般地间接报道对方国家的情况，可以通过记者的零距离接触、观察并及时报道最新政治、社会动向，促进相互了解和沟通。

当时，我的工作单位是外文出版局《人民中国》杂志社，临时被调出来，参与了松村谦三访华时的接待工作。

根据上述互派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中国方面决定向日本派驻的第一批记者共7人，人选据说是在国务院外办的直接领导下，由新华社和有关单位协商确定，并经中央批准的。有人透露，廖承志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他在对日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只要廖公说了话，点了名，各单位都乐意办”。

尽管如此，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干部怎能忝列其中呢？思来想去，想到了一点——如果说我具备了某种条件，那就是会日语。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廖承志与日本》。书中《廖公亲自点将》一栏里，有这样一段话：“刘德有，大连人，来自《人民中国》杂志社，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为毛主席、周总理会见日本客人担任翻译，并随……代表团数度访问日本。他的日语口译水平有口皆碑。由于在《人民中国》编辑部的磨炼，中日文的笔译能力也相当好。”

溢美之词，令我汗颜。不过，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小时候我在当时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大连曾就读过日本人办的学校。中学二年级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我放弃了学业。日本投降后，我曾一度下狠心想过“从此再也不说日语了”。那时，我年纪轻，思想不成熟，水平也低，对国际事务还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分析，不能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分开，考虑问题极为单纯，更多的是感情用事，以为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就意味着日本已经“亡国”，对于日本人民战后要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国家，争取自己美好的未来，缺乏认识。所以，我简单地认为，日语已经没有用了，而且是永远地没有用了。直到1952年春，组织上要调我到日侨学校工作（这是一所大连市人民政府为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子弟办的学校。我在那里，用日语教中文），我才感到在革命队伍中日语也可以派上用场，日语可以作为工具，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

战后，我经历了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半官半民；正式建交，官民并举；长足发展；走向低谷。

有趣的是，前面几个发展阶段好像有规律可循似的，基本上是每十年就进入一个新阶段，例如，从1952年开始的民间往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阶段持续了十年；到了1962年，两国贸易办事处成立并实现互派常驻记者，两国关系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又过了十年，经过双方努力，在1972年9月终于实现了两国人民久盼的邦交正常化。但遗憾的是，由于人们都知道的原因，中日关系如今已进入寒冷的冬季，陷入了冰凉的低谷。

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也是“卢沟桥事变”80周年。这两个纪念日重叠，虽是巧合，却代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和平友好，一条是战争与对抗。80年前，日本全面侵华，给中国及其他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自己最终也走向彻底失败。45年前，当时的日本领导人正是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反省历史，与中国实现了旨在和平友好的邦交正常化。但，现在日本国内有少数人硬是不反省历史，企图开历史倒车。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如何通过不断努力，使中日关系走出当前的低谷，是摆在中日两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想来，20世纪50年代初我本人在大连日侨学校教学，后调到北京，在外文局参与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创刊，实际上就已经投入了战后我国的对日工作。从战后中日关系的进程来说，那时正值发展民间交流的阶段。从那以后，我一直走过来，走到今天。我做的是一般性工作，既无贡献，也无建树，但各个阶段，我都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思，有所感。

本书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付梓问世，不能不使人浮想联翩。我本人联系到战后自己的亲身经历，愿意按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将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下来，与各位读者共享。正是：

风风雨雨几星霜，

斩棘披荆复垦荒。

莫道冬来春不远，

雪融冰释赖时光。

2017年春夏之交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