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几星霜:战后中日关系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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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临时借调做口译

就是这样,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这个在《人民中国》杂志社从事笔译的人有时也被接待单位临时借调去做口译。那时,我一心想把分内的笔译工作做好,而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兼做口译。

说到口译,起初,我仅做一般性的生活翻译,后来慢慢学着做一点场面上的口译。由于我的本职工作—《人民中国》杂志的翻译工作比较繁忙,所以到了后期,接待单位只是在有重要会见或会谈时,才把我借调出来。

我第一次被借调出来做口译,是1954年。那一年的7月,日本来了个代表团,是由各政党的国会议员组成的,日语叫作“超党派代表团”,总共十六人。他们出席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后,取道苏联前来中国。

那年夏天,北京酷热如煮,窗外不时传来急促的蝉鸣声。

《人民中国》编辑部内一片繁忙。我正在翻译一篇文章,突然接到通知说日本有个代表团要来北京访问,叫我立即去“北极阁饭店”报到,因为客人要入住这个饭店,接待班子也安排在那里。

北极阁饭店我从未听说过。打听了很多人,谁也不知道。最后,终于在叫“东单三条”的一条小街里找到了。六十多年前的北京,除了中外闻名的“北京饭店”外,就没有一家像样的供外宾居住的宾馆。这“北极阁饭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充其量是一个“无星”(不是“五星”)级的极为普通的招待所,设备非常简陋。

接待班子的负责人是孙平化和萧向前。此前,我与他们不相识。在接待班子里,我是新手,一切的一切对于我都很新鲜。我摸不着北,不安和好奇交织在一起。我暗暗想,没有别的,好好学习吧,向老同志、向周围的同志好好学习,如此而已,别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