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师长，学风严谨

交大在租界办学这段时期，校长仍由黎照寰担任，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都是交大的校长，黎校长在工作之余常常会到班级来找学生谈话。到1941年秋天，为了便于与日伪周旋，交大更名为私立南洋大学，并推举过去的老校长唐文治当名誉校长。我记得唐老校长当时的眼睛已近乎失明，尽管如此，每周日上午他还是会由人搀扶，前来学校作国学演讲，内容大都关乎人格操守和民族气节的养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势力控制了租界，交大也在1942年8月被汪伪政府接管。

我读交大的时候，理学院的院长是裘维裕，他是物理名师。学校被汪伪接管后，裘院长辞职离开了学校，由范会国接任院长一职。而化学系主任先后由陆奕淦和沈溯明担任。教过我的老师还有柯成懋、沈慈辉、许植方、顾冀东等。不过交大被汪伪政府接管后，很多老师纷纷离校，有的前往内地大后方，有的凭一技之长去了工厂。

化学系在战前实验用的设备仪器比较完善，战争爆发后许多设备虽然得以迁出，但分存各处，外加实验用品采购受限，这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验课的开出。但通过各方努力，到我入学时，原缺的课程像有机化学试验、高等定性试验、化学论文研究试验都重新开出。此外，还增设了专家演讲、化学文献等课程。再者，我们当时除了英语外，还要学习德语作为二外（理学院的数学和物理系也是如此），因为德语在二战前一直是科学界的主导语言。

闵淑芬在接受母校采访

老交大的教学传统是“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虽说处于战争时期，但交大严格的学风并未受到影响。仅以考试为例，当时除了每学期末的大考外，平时还有小考，通常安排在星期天下午，不占用课堂时间。以物理为甚，这周考理论，下周考计算，题目难度很大，需要认真复习，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应付过去的；普通化学测试也不容易，一本Deming氏的教材，边边角角都会考到，没有重点不重点之分，必须全面掌握，并且试卷的题量很大，考的就是解题速度和熟练程度，根本没时间多思考，只能一路答下来，作弊更是不可能，因为偷看一题所花的时间往往是错过了做两三道题的时间，可谓得不偿失。

抗战时期交大在租界办学这几年，我们化学系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像比我小一届的徐光宪和高小霞夫妇就是代表，他俩后来都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成为各自领域内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