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对我的政治启蒙

在求学交大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事就是参加读书会，从而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并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家乡逃难到上海后，我内心感到十分苦闷，一方面是痛恨日寇的暴行，不甘心当顺民和亡国奴，可另一方面又苦于报国无门，找不到出路。正在我迷惘彷徨的时候，我接触到了读书会这样学生中的进步团体。

原来抗战开始后，包括交大在内的沪上及邻近省份的多所高校都迁入租界办学，造成了“孤岛”内一时间青年学生高度集中的现象，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学生界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群众基础。1937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成立了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后改称上海市学生协会，简称“学协”，包括交大在内的很多学校都成立了“学协”小组，这些“学协”小组往往以组织读书会的形式来团结进步同学、发展积极分子。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读书会存在。1941年的下半年，我的妹夫任成诠在他家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规模不大，有6人参加。我一度也住在他家，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并且还介绍好朋友吴仲仪一起参加。吴仲仪是物理系的，和我同一届。我们当时主要读两本书——一本是邓克生的《新经济学讲话》，另一本书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两本书分别是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通俗著作。对我而言，这是平生第一次系统地学习理论。大家在会前都仔细阅读，认真准备发言提纲，会上还集体讨论。任成诠是我们读书会的小组长，他对时事了解得比较透彻，经常跟我们分析抗战和苏德战争的形势。此外，他的阁楼上还藏有很多进步书籍。不过，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迫于险恶的环境，这个读书小组就解散了。

很快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又在交大校园内组建了另外一个读书会。成员除我和吴仲仪外，还有仇启琴（1942届机械系）、葛一飞（1943届财务管理系）、宋名适（1942届机械系）和汪华芳（也是1943届化学系的，和我同班）。其中，我、吴仲仪、葛一飞和汪华芳几个女同学原本就是校内歌咏组的，相互之间很熟悉。汪华芳当时住在她姨母家里，那里居住条件比较好，外加她姨父是位画家，经常外出写生不在家，姨父母又无子女，所以我们就把那里作为每周一次读书会的聚会处。那段时期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事前有讨论提纲，大家都充分准备，会上则踊跃发言，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疑问。此外，我们还通过进步报刊了解到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与日军英勇奋战的事迹。有时候我们还悄悄地前往爱多亚路（今延安路）、陕西路口的弄堂，那里有人们临时搭建的“草棚棚”，可以观看苏联电影和纪录片，由此更多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坚定了战胜法西斯的信念。

1943年交大理学院第十届毕业生名录（右四列为闵淑芬）

总而言之，通过读书会的小组活动，我的理论素养有了很大的提高，认识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确信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懂得了抗日战争形式上是民族斗争，但实质是阶级斗争以及妇女解放必须与无产阶级解放相结合的道理。

1942年下半年，交大党支部恢复重建，支部书记就是仇启琴。经过组织上对我的考察，1943年初，我和宋名适被支部发展入党，这样我在大学毕业前夕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葛一飞、吴仲仪在我之前就已入党。

求学交大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参加“南洋化工社”。当时大家经济条件都不宽裕，于是理学院化学系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想利用所学的知识办生产，搞创收。经过商议，最后大家决定成立“南洋化工社”，搞个生产酱油的小工厂。说是工厂，其实就是小作坊，由许铎当经理，租借了一处废弃厂房，利用简单的原料，制造酱油，也造墨水、雪花膏之类，卖出去之后，赚得的钱用作课余活动的经费。其实组建这个社团也符合当时开展地下工作要“勤交友”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挣钱不是最终目的，在活动中团结一批进步学生才是“南洋化工社”的真正宗旨所在。我们这个社团鼎盛时期有二三十名成员，其中不少人还喜结连理，像徐光宪和高小霞、梁光甫和汪华芳、许铎和汪敏熙都是所谓的“酱油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