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协”的统战工作

这一时期我投入精力较多的另一项活动，就是参与“技协”的统战工作，这是上级党组织交付我的重要任务。抗战后期，原先在校的大学生地下党员纷纷毕业离校踏入社会，针对这一党员群体所具有的流动性特点，中共江苏省委决定离校党员应继续由学委领导，并将学生运动扩大为社会青年运动。恰巧此时交大校友、上海电话公司工程师王天一也在酝酿建立“工余联谊社”，该社团旨在团结青年科技人员，相互交流科技知识和求职信息。上级学委负责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借以将分散在社会上的毕业生党员聚集起来，以一种新的形式同敌伪势力斗争，同时还能扩大党在青年科技人员中的影响力。

宋名适、仇启琴受中共上海地下学委的指派，与王天一共同负责社团的筹建工作。1943年10月，“工余联谊社”正式成立，最初有会员40余人，交大校友占了很大一部分，当然还有沪上其他高校的毕业生。

为了加强党对于联谊社的影响，上级组织又派我、钦湘舟、吴仲仪、葛一飞和沈惠龙等几位交大毕业的党员加入联谊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党支部，由钦湘舟任书记。联谊社党支部由地下党学委直接领导，并且和交大党支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工余联谊社采取寓政治于学术、寓教育于生活的方法，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增强社员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和抗战必胜的信心。譬如我们曾邀请桥梁专家茅以升、药物化学家黄兰荪、铁道工程专家马地泰、纺织专家黄希阁等科技界知名人士前来作学术讲座，此外还组织工厂参观、游园会、茶话会、聚餐会等。在交流学术和联络感情的同时，我们也会利用一切机会向大家介绍抗战前线及苏德、太平洋战场的最新战况，作政治形势的分析，揭露德日的穷途末路，指出胜利的前景。一句话，学术和联谊活动的成功举办，获得了社员的好评，增强了联谊社的内部凝聚力，并不断吸引社会上青年科技人员加入。到抗战胜利时，联谊社社员已发展到250多人。我们还定期出版《工程界》月刊和《工余社报》，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当然“工余联谊社”的成功筹建和茁壮成长少不了前辈科学家的支持，中国科学社的秉志、曹惠群、杨孝述等人都关心过联谊社的组建和发展。总之，“工余联谊社”的建立及活动的开展是党团结青年科技人员的一次成功尝试，为此后改组成立“技协”积累了经验。

抗战胜利不久，为适应联谊社社员人数不断增长的情况，并进一步做好团结科技界人士的统战工作，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将“工余联谊社”扩大改组为“中国技术协会”，简称“技协”。1946年3月，“技协”正式成立，最初有会员400余人。宋名适为理事长，我和王天一为常务理事。同时还成立了中国技术协会党的领导小组，由钦湘舟、宋名适和我负责。党对“技协”的影响是很大的，在15人组成的理事会中，地下党员就有9人。此后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又决定成立科技部门工作委员会，由雷树萱同志负责，我们“技协”党小组的活动即受其领导。

“技协”与其前身“工余联谊社”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除了将青年科技人员作为工作对象外，还针对国内科技界和实业界的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我和宋名适有一些上层人脉，便以此为契机，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走访了赵祖康、茅以升、翁文灏、赵曾珏、胡厥文、颜耀秋、吴羹梅、顾毓瑔、胡西园、王之卓、任鸿隽、吴蕴初、陈騊声、陈聘丞等专家或名流，说服他们加入“技协”。有了这些上层人士的支持，协会的合法地位更为巩固，很多大规模的活动也得以顺利展开。

在统战方针的明确指导下，我们制定章程把“技协”会员分成三类：一类是由科学界、工程界和工商界有名望的上层人士构成的名誉性会员；一类是广大中青年技术人员为主的基本会员；还有就是在校理工科学生和工厂初级技术人员构成的初级会员。这三类会员的划分大大拓展了“技协”的团结面。

闵淑芬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左起：盛懿、闵淑芬、王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