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向往之——加入共产党

1943年秋，我进入交大机械系，开始我的大学生活。交大的功课很紧，当时我很用功，在一、二年级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到交大后碰见了一些初中时期的同学，特别是在同班同学中的俞宗瑞、朱发稼等，我和他们虽然以前不认识，但是谈得很投机。1944年朱发稼和傅文毅设法到重庆去了，我和俞宗瑞的关系也更密切了，互相传播抗日的消息，特别是有关新四军活动的情况。

我对共产党、新四军早有了解。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太雷同志是我表姑父，他家和我家来往比较多，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他的故事，对他十分敬仰。太雷同志的夫人是我祖母的侄女，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之后，我母亲陪太雷夫人接触过党组织。我的表兄张一阳，太雷同志的儿子，很早就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所以我家对共产党的印象比较好。加上我目睹国民党消极抗战，贪污腐败，排除异己，而共产党艰苦抗日，关心百姓。我又看了许多进步书籍，早已向往共产党。

在交大读书的时候，我对新四军的活动特别关心。当时上海的苏联领事馆办了一个《时代》杂志，杂志社门口的橱窗里陈列着苏军反攻进展图。我们不仅自己常常去看，也动员一些要好的朋友去看，当时对我们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到1945年春，苏军反攻进展迅速，太平洋日军连遭败绩，新四军在浙江四明山区和江南一些地区活动的消息也不断传来，我们许多人都兴高采烈。我和俞宗瑞之间的交谈也越来越深，我们谈的主要是对日军侵略的痛心疾首，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深恶痛绝，对共产党努力抗战、推行民主的钦佩和向往，并相约有机会就一同去参加新四军。

大概是1945年5月份，有一天俞宗瑞悄悄地告诉我，他一个亲戚刚刚从新四军里来，和他谈了好几次，答应把我们介绍到新四军去。他问我去不去，因为去参加新四军的事我们酝酿已久，所以我很快回答说去。他说，不过要先写一个申请书，申请内容要包括自传和要参加的原因。我很快就写好了，交给了他。过了几个星期，他告诉我实际上是申请参加共产党，并已被批准，约我在一个晚上去他家里和上级派来的人见面。

7月份的一个晚上，我如约到了俞宗瑞家，他把我领进他的小屋。这时在他的小桌边上已坐了一位比我们大几岁的女同志，俞宗瑞给我介绍说这是张大姐。她告诉我们，组织上已批准了我们的申请，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在她主持下，我们举行了入党宣誓，举起了左拳，跟着她宣读入党誓言。她还给我们讲了地下工作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宣誓仪式很朴素但很庄严，我的心情激动不已。后来我才知道，主持宣誓仪式的张大姐就是当时上海市学委书记张本同志。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全上海人民兴高采烈，但是却很快开始失望。许多当时有名的汉奸如周佛海之类，居然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许多伪军也成了国民党的“地下挺进军”。沦陷区的广大人民虽然对国民党已开始失望，但正统观念仍很浓。当时，美军用飞机将蒋军空运到上海和全国，帮助蒋介石下山摘桃，许多上海市民包括交大的学生赶到虹桥机场去欢迎。

为了接受日军投降，当时新四军曾准备进入上海，我们地下党也积极组织群众，准备欢迎新四军。在我们班上，共产党员就我和俞宗瑞两人，我们要动员学生去欢迎新四军是很困难的，愿意去的人就是几个积极分子。后来党中央决定新四军暂不进上海。现在回头来看，这一决定是十分正确的，否则党在上海包括交大的幼小力量将完全暴露和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