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新诠释

执政理念，是指执政党用以指导执政实践的理论和观念的总和。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执掌政权所采用的体制、手段和方法的总和。执政理念侧重于回答为谁执政的问题，执政方式侧重于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这必然带来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新变化。

1.赋予党的性质和宗旨以新的时代内涵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自诞生以来就是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建党初期我们党并没有对党的性质作出明确的表述，早期党章都没有关于党的性质的文字规定。直到1945年，七大党章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才第一次对党的性质作了全面的科学的表述。七大党章开篇就载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多次使用“先锋队”一词，强调“我们党——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此前，我们党已经提出了“两个先锋队”的论断。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62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3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提到，“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历届党章对党的性质的表述有所不同。八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九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十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十一大党章基本上又回到了九大党章的提法。这些规定只突出了一个先锋队，即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没有强调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中文字用语的些微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历史的烙印，反映出党的建设经历的曲折。

新时期的第一部党章——十二大党章，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对执政党的性质作了完整准确的阐述，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2001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与“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列在一起，作为党的性质的新概括。他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注：《江泽民文选》，第3卷，292页。）。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两个先锋队”的提法正式载入党章，把党的性质完整地概括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概括既着眼于党的阶级基础，揭示了党与工人阶级的本质关系，又着眼于党的群众基础，揭示了党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本质关系，体现了党的阶级性、群众性、民族性、代表性的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性质理论的新发展。

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的科学规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说，党的性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精髓，如果党的性质理论发生改变，就会动摇整个党建理论体系的基础。从实践上说，保持党的性质是全部党建活动的核心问题，决定和影响着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如果党的性质出现问题，就会使党的建设偏离正确的方向。苏东剧变之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造成巨大冲击，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希望中国共产党改变性质。国内也有一些人借口我国阶级关系、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否定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国家的领导阶级，从而否定党的阶级基础。这些都对中国共产党如何坚持党的性质提出严峻挑战。与其他政党回避或模糊党的性质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毫不讳言地公开申明，党依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与过去不同的是，在强调党的阶级性的同时更加强调党的先进性，在强调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同时更加强调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更加强调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十七大党章和十八大党章沿用了十六大党章的提法。

有人曾以中国共产党吸收新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入党为由，说中国共产党正在改变党的性质，实现“社会民主党化”，甚至说中国共产党正在变成“全民党”。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决定一个政党性质的主要因素，不是其成员的社会出身和成分，而是党的理论、纲领路线和行动。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没有改变，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入党也不可能改变党的性质。至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这恰恰是革命党与执政党的最大不同。革命战争年代，党要打碎一个旧世界，就必须扩大阶级冲突，造成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而在和平建设时期，党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就必须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缩小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深层次上说，“两个先锋队”与“全民党”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一，中国共产党所讲的党的代表性是以坚持党的阶级性为前提的，而“全民党”抹杀党的阶级性。其二，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而“全民党”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其三，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而“全民党”放弃党的最高纲领。其四，中国共产党是在严格坚持党员标准的前提下吸收其他阶层的先进分子入党的，而“全民党”主张任何人不分世界观、不分宗教信仰，只要愿意都可以成为党员。其五，中国共产党坚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辩证统一，而“全民党”则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综上所述，从“一个先锋队”到“两个先锋队”，从“一个代表”到“三个代表”，既体现了历史继承性，又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既体现了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又体现了党的建设的现实要求。

由党的性质所决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行为准则，后来毛泽东把它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赋予党的宗旨以新的时代特征，使得人民的范畴、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的主题和方式，都增添了更丰富的内涵，充满了创新精神。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我们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做到：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也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为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了最好的诠释。

2.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总原则

由于各个国家国情不同，特别是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不同，各国执政党的执政方式都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其主要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事业实施全面的领导，包括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孕育并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一元化领导方式，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在执政之后越来越暴露出某些弊端，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如何实现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课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率先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1980年8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这篇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经典之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供了理论指导。党的十三大首次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近期目标和具体措施，为转变党的领导方式指出了明确方向。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依法执政的概念，并且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放在一起，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2006年6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并对其科学内涵作了深刻阐述。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这就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对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了基本要求。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上质的飞跃，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总原则。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党的领导。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基础。

这个总原则的确立在两个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一是从替人民当家作主转变为让人民当家作主。长期以来，在党内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就应该替人民坐江山，共产党是来自人民、代表人民的，党行使权力就是替人民当家作主，于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官僚主义的习气逐渐滋长起来。对此，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中就进行过批评，他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注：《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邓小平的“工具论”与马克思的“公仆论”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还指出，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注：《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这个论述实际上阐述了党的权力来源问题，也就是说，人民是权力的主人，共产党是权力的行使者，人民把权力授予共产党，共产党按照人民的委托来行使权力。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从替人民当家作主转变为让人民当家作主，“替”和“让”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深刻揭示了权力的来源和本质，这是党执政观念的重大转变。

二是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再加上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人治传统相当浓厚，人们对人的敬畏和崇尚超过对法的敬畏和崇尚，也就是说，信人而不信法。无论是重大问题决策还是重要人事安排，往往取决于主要领导人的意志，可谓“一言九鼎”，甚至可以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邓小平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教训，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肃反扩大化和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沉痛教训，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克服以人代法、以言代法的现象，并且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与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把依法治国上升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且载入党章和宪法。这就保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保证国家各项事务都依法进行，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使国家的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对共产党执政理论的重大创新，为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提供了理论依据。

按照上述执政方式的总原则，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就是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坚持科学执政，就是要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以科学的领导制度和管理体制作保证，以科学的方法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坚持民主执政，就是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执政，就是党的一切活动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准则，党要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主要体现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的实际地位得到提高，立法职能较好发挥，监督职能明显增强，选举制度逐步完善，自身建设不断加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明显改善，参政党职能得到加强，多党合作的机制逐步完善，多党合作的功能进一步发挥，多党合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日益巩固，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稳步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基层群众自治范围不断扩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步伐，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更加合理规范，政府职能逐步转变，行政成本有所降低，行政效率明显提高；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国家立法工作得到加强，立法质量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形成，司法体制改革积极推进，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正在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