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稳定的无产者数量的不断增长

虽然人类历史上一直有人过着没有保障的生活，但是现代不稳定的无产者的形成却是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个人为的结构性特点。这种全球化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模型，鼓励最大化竞争、商品化一切可能成为商品的东西，主张控制可能对竞争和商品化过程形成障碍的任何集体组织形式。

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已经很好地证明了经济震荡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这种不稳定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不可否认，全球化的背后是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也就是说，哪里生产成本最低、利润最高，资本就会流向哪里。这使得劳动力成本成为国际贸易和资本投资的核心要素，各国政府开始想尽各种办法增加其自身经济对资本和富人的吸引力。

在全球化时代，旨在弥合生产过程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其他形式不平等的努力皆被放弃。在与资本合谋这件事情上，除了极少数的个例，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和新自由主义政府其实并无二致。合谋的结果往往是企业缴纳更低的直接税和公司所得税、政府予以资本更多的补贴，以及企业提供给员工的福利越来越少。同时，出于所谓的公共预算的平衡，上述政府对资本的补贴都是以社会性支出的不断压缩为代价的。

为大家所熟知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虽然还有其他特点，但其中与本文讨论的主旨最相关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机制”（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这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性的必然结果。这个机制一旦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建立，全世界不稳定的无产者数量的增长就无法避免。在实践中，有三种弹性最为突出，即数量上的弹性、功能上的弹性和工资系统的弹性，三者共同加深了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

简单地说，数量上的弹性，即有意削减劳工的就业保障，它的主要实现方式有三种：立法、管制措施改革、公司和公共部门不断将劳动力非正式化和对劳动力进行外包。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用临时工代替正式工（或称之为“长期雇佣工”）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力中介机构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它们在世界范围内为全球雇主积极“猎身”——找寻合适的劳动力来从事短期的工作。

越来越多的个体变成劳动力服务的供给者，他们靠一个个项目和短期合同维持生计，不断更新简历以提高自己被雇用的可能性。兼职工、散工、独立和非独立合同工、实习生和休假工开始流行。此外，弹性雇佣制度的兴起产生了大量未登记在册、没有签署正式合同的“影子劳工”（shadow labour）。至此，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已经呼之欲出，即基于稳定全职工作的劳工主义模型正在消亡，且不会再复兴。

第二种形式的弹性是功能性的，从我们分析的角度出发，可以总结为工作不稳定性的加剧。更多的劳动者失去了对工作的控制，他们必须接受强加于他们的、不断调整的任务和企业内部不可预期的工作变动。出于成本和便利程度的考量，跨国公司需要持续扩充和雇用合同工，并不断改变工作内容和结构——这些公司经常为不同的工厂设计不同的工作内容，为劳动者安排不同的工作岗位，进而形成复杂的产业链。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内部劳动分工也变得更加灵活。这种做法的后果之一便是更多类型劳动者的职业生涯因海外建厂（offshoring）和离境外包（outsourcing）而被中断。

功能上的弹性导致职业共同体的消解。新自由主义者攻击以职业或技能为基础的行业协会，后者是基于认同感、同侪之谊和长期社会记忆而形成的共同体。行业协会的式微让大量的不稳定的无产者失去了又一重保护。更重要的是，在规范个人职业方面，从自我管理到国家管制方式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建立和维系职业共同体的可能性。国家对个人职业的管制通过政府发放执业执照得以实现，这已经在美国成为普遍的实践。

人们在行使职业权利方面也不断遇到阻力，它与停职、开除和重新入职等制度一起，为个体试图脱离不稳定的无产者阶级制造障碍。这些障碍包括：负面许可（negative licensing），该做法通常缺乏透明度、可靠性和民主治理的成分；职位和收入方面的向上流动性几乎变得不可能，这是因为很多职业已经变得支离破碎；职业封杀，即用规制性的措施阻止人们做他们想做的工作^[8]；职业压迫，从事某一特定活动的人群被置于另一个群体的控制之下，后者更关注自己的收入、机会或地位。

这些新的发展趋势，伴随着组织和技术的变迁，给劳动者带来了莫大的职业风险。从事某个特定职业或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的劳动者需要面对不久之后工作消失或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可能性。如笔者曾在别处讨论的那样^[9]，今天年轻的劳动力进入某个行业时，他们进入的行业与昨天的这个行业并不相同；同时他们也应该做好准备，因为这个行业明天可能又变得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提高了劳动力的学习成本，同时降低了相同付出的回报预期，因此，很多人甚至不愿意尝试去学习。

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群体不断壮大的原因有四。其一，职业共同体被不断撕裂；其二，进入仍然保存完好的职业共同体的成本持续增高；其三，结构化的职业共同体的消亡使同一职业内部的不平等加剧；其四，劳工在面对职业路径选择时的压力倍增。

第三种形式的弹性是工资系统的弹性，其涉及的内容远不止工资本身，而与社会收入结构的转型紧密相关。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货币工资占工人收入的比例不断增高，与先前企业和社会非工资性质福利部分占比的不断攀升背道而驰。与此相伴随的是，工人的收入从规律的、可预测的工资转变为弹性的收入形式，这就意味着个人事先并不知道自己收入的多寡，个人的收入也因越来越难以获得保障而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

在福利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个人和家庭所依赖的、旧有的社区福利机制的式微是他们收入不稳定不断加剧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社区福利机制被认为不再必要，但是它一旦消失就很难甚至是不可能重新建立。

世界各国都面临着重新对社会收入进行结构化调整的压力，这种压力一定程度上来自“中印”的崛起（Chindia，即中国与印度，这里将中国与印度看作整体，是一个超越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学术概念。——译者注）。在全球化早期，中国政府通过单位制对工人的工资进行大量补贴。全球劳动力供应量成倍地增长削弱了世界各地工人的议价能力，导致了生产过程中收入分配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急速转变。收入不平等几乎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美、英、法等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达到了自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同时，弹性的劳动关系导致了低工资工作数量的激增，进而催生了一大批不稳定的无产者。政府的应对措施更多的是为企业提供税收抵免政策、发放低息信贷等，以确保它们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劳动者的薪酬。但这些做法削弱了经济体自身回应经济震荡的能力，同时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不稳定的无产者摆脱贫困、失业和无保障的困境。

综上所述，结合本文的议题，弹性的工资系统给我们的启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其一，不稳定的无产者群体的壮大，部分是因为大量的工人既缺乏企业和社会福利的保障，又没有可以依赖的、非正式的社区福利，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二，不稳定的无产者被持续商品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长期陷入收入无保障的困境，且无力改变。其三，在工业化国家中，不稳定的无产者实际的工资水平在近期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会提高。在这些国家里，他们将改变收入不平等的现状或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寄希望于与资方的工资协商或政府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虽然这样的想法非常受欢迎，但却是愚昧的。保障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收入须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实现。

除了上述三种弹性之外，还有三个因素导致了不稳定的无产者的迅速增长。首先，新自由主义的逻辑重塑了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系统。在民主社会中，政府通过税收和补贴等公共政策达到消除收入不平等的目的。而如今，收入不平等却被认为是全球化进程必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任何旨在缩小个体之间收入差距的尝试都被认为是一种“平均主义式”的倒退。一般来说，政府对资本的补贴通常以收入所得税抵免的方式进行。虽然在2008年后，政府对传统制造业中工作岗位的补贴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体力劳动者因较低的薪酬而选择离开该产业情况的发生，但就业补贴催生了许多“迷你工作”（mini-job），这成为形成不稳定的无产者的主要社会空间。

其次，教育的产业化进程为不稳定的无产者的劳动力的供给和再生产提供了土壤。教育从一股使个体变得自由和不断开化的文化力量，转变为一个以开发和培育人力资源为目标的训练系统和一整套为个人就业做好准备的商业化机制。为服务于市场，学校向学生售卖证书，后者在本质上成为短暂有效的商品。但这种商品恰恰是规训学生身心的工具，同时也是制造被债务所规训的新生劳动力的工具。随着学校学生数量的增多，证书持续贬值，劳动力的焦虑感也因此成倍地增长。

最后，全球化危机加速了不稳定的无产者数量的增长。残酷的统计数据佐证了这一点：2008年至2010年，英国每10个新岗位中就有9个是兼职工作。2008年后，英国政府宣布废除非工资福利。大量的企业利用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缩减工作岗位的行为合法化，导致先前的白领领薪阶级和核心工人阶级陷入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泥淖。政府想要继续通过补贴的信贷政策，保持位于收入光谱底端人群一定生活水平的做法变得不再现实。贷款和低收入人群较高的个人债务，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个体面临沦为不稳定的无产者的困境，他们中很多人像流浪女人（bag lady）的形象所展现的那样，沦落为无保障的流氓不稳定的无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