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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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谁是不稳定的无产者?

上述的现象启发我们思考谁是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由于各种原因成为不稳定的无产者中的一员。所有社会人口学意义上的群体都有可能身陷其中。一旦成为不稳定的无产者,很少有人能够顺利地摆脱随之而来的困境。

首先,不稳定的无产者主要是年轻人,他们体现了这个群体的愤怒和具有的能量。年轻人往往充满巨大的挫折感。他们从小被鼓励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和各种各样的培训,但结果却是要靠运气才能找到一份(令自己还感到比较满意的)工作。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或他们认为自己所接受的教育,对完成好这些工作并没有实际性的帮助,也不能给他们带来额外的回报。在学校教育之后,他们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不停地去适应弹性雇佣制度。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自己的阶级地位比他们父母的还低,这更加剧了他们已有的挫折感。

其次,所有年龄段的女性都可能成为不稳定的无产者。正如几年前笔者所预测的那样[10],大量工作岗位和劳动力的结构已经女性化,这里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越来越多的工作具有传统上女性从事的工作的特征——偶然性、短期性和兼职性,二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工作。此外,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速了劳动力市场系统性的女性化进程,或称之为“男性大萧条”(The Great Mancession)。

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有史以来年轻男性的失业率第一次高于女性。美国在2008年后,大多数失业者均为男性,因此“男性不断沦为不稳定的无产者”的论断并不偏颇。女性不仅失业率比男性低,而且她们找到工作的概率往往要高于男性。但是女性在2008年后美国大幅度削减公共服务部门工作岗位的过程中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大量女性因此沦为不稳定的无产者。

再次,不稳定的无产者还包括老年人。在这个群体中,一些人是从其职位上被“踢”下来的,而不情愿地成为不稳定的无产者;一些人则主动寻找临时工作,以避免贫困化或被社会隔离。在许多国家,企业往往视老年人为接受补助的群体,因为他们有养老金,所以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它们不须要为老年人提供企业福利,因此雇用他们的成本远比雇用年轻人来得要低。这就造成了上百万的老人(50~70岁)在无保障的劳动中疲于奔命。

此外,残障人士也被迫成为不稳定的无产者。他们过去享受残障福利,免于成为正式用工市场的劳动力。但是现在,他们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这是因为政府收紧了相关的政策,让享受残障福利的条件变得十分严苛——政府也因此被指责没有顾及数以百万计受痛苦折磨的残障人士的感受。美国的一家法院充当了制造不稳定的无产者的“帮凶”的角色,它规定如果一名残障人士可以每天做3个小时的家务,那么他就可以被认定为有能力自由找工作的劳动力。[11]

还值得一提的是,各个国家数量庞大的社会福利申领者也纷纷被纳入不稳定的无产者的行列,这主要是因为全球范围内社会保障系统的转型。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加、社会救助愈发以经济调查结果为导向(且适用限制条件日益增多),以及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不透明化等变化都引发大量的人群陷入贫穷、失业和不稳定的无产者的陷阱。很多人因此做出错误的决定,试图与这一体制对抗,而后却愈发偏离正常的轨道,陷入绝望,并开始从事非法经济活动。最坏的结局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流氓不稳定的无产者。

下一个,也是最奇怪的不稳定的无产者的群体是罪犯。近年来,这类人群数量的增长十分迅猛,入狱的人数亦是如此。在美国,2%的人曾经有过犯罪的经历。在英国和法国,入狱人数也不断刷新历史纪录。在意大利,每天新增入狱人数达到700人。他们大多被改造成廉价的劳动力。但是狱中的经历具有创伤效应,它能使罪犯出狱后陷入不稳定的无产者的陷阱,同时使他们在社会问题面前变得异常脆弱。他们由此变成了居民(即失权者),通常在余生都无法享受完整的公民权利。

最后一个群体是移民,这是不稳定的无产者组成部分中数量最多的群体,他们是分布在全球的失权者。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有10亿多次跨境活动,大约有2.14亿人口合法或非法地生活在其母国之外,同时还有成千上百万的国内的移民。在中国约有2亿内部移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里,没有户口。户口是一种居住许可,拥有这一许可使他们可以与当地劳工享有同等的社会和经济权利。

我们的世界正在变成一个流动者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定居者的世界。移民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轻装步兵,他们在不经意间使不稳定的无产者成为一个新的危险阶级。总体来说,移民会降低他们所在国家或地区低收入劳动者的整体工资水平和企业福利(虽然在这点上,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差异)。这些移民自己也因为执业许可的关系而无法从事特定的贸易活动或专业工作,缺乏基本社会流动的机会使他们聚合为不稳定的无产者。因此,移民也是受害者,但是他们太过容易地被臆想成罪魁祸首,即国内不稳定的无产者的威胁者。

全球移民的一个新的面向正在形成。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在变成全球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地,它们输出成百上千的劳动者到国外,从事短期“项目”的工作。这些劳动者不仅自身是不稳定的无产者,而且他们还将当地工人推入相同的境况。一名为外国项目工作的中国外遣劳务人员宿舍门上的诗句,极佳地印证了这一点:“我们都是浮萍,漂泊世界各地;我们彼此相遇,但却从未相知。”

统而观之,全球不稳定的无产者复杂多样的社会人口学图景让我们可以假设两种准政治情境。其一,受挫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使不稳定的无产者成为一个潜在的进步阶级,他们竭尽全力尝试控制生产系统中的关键性资本,同时聚焦社会结构的变迁。其二,移民、少数族群、社会福利申领者和有过犯罪记录的人群,在不稳定的无产者中被认为是他人的威胁,也是对害怕陷入不稳定的无产者境地人群的威胁。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能理解,普遍意义上社会保障的缺失并不是移民的过错,虽然他们是促成这个现状的“元凶”之一。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不稳定的无产者将带领我们走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