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迈向失控的政治

目前的状况有可能会导致失控的政治。这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精准的预测。我们假设一下，一旦政治失控会产生哪些后果呢？

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无处不在，它们肆无忌惮地侵蚀利他主义和社会团结存在的基础。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个体成为失权者——身处其中，但实际上却是局外人，他们大多缺乏基本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权利。这些趋势导致了社会规范与行为准则的错位和不稳定的无产者愤怒的加剧，他们常常感到失望，感觉被社会忽视和受他人歧视。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极大的不平等，同时还有政府对异见者的惩罚、对失败者和无力胜任特定工作人群的规训，以及通过全景监视的技术对不守成规者的监控，这些做法日益普遍。

个体隐私性不断受到侵蚀的后果之一，就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成为外示于他人的一部分，这迫使越来越多的个人对其行为可能产生的长期的负面效应感到忧虑。政府和企业的家长制作风更为盛行，干扰性更强。与此同时，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哄骗”公众的机构，用于削弱那些身处不稳定的无产者之中或边缘的个体的能动性。现在能够有效解决上述潜在的、长期影响的方法尚未形成，这些影响包括：人们逐渐内化他们面对的危险和无保障的境况，过着无休止和漫无目的的生活，以及转变为缺乏集体注意力的个体。

面对贫困、失业和无保障的陷阱，政策制定者制定了更加直截了当的、苛刻的工作福利制度和更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对那些被认为是不配享受社会福利的和违法违规的穷人施加更多的制裁。

政治上，这一趋势如果发展下去，新纳粹主义将要回归的提法就并不那么耸人听闻了。不稳定的无产者每天饱受政治商品化的狂轰滥炸，永不停歇的戏剧化争论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而缺位的恰恰是有效的、进步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面向整个社会的政治愿景。因为缺乏这样的愿景，不稳定的无产者只能旁观政党及其候选人的自我推销和说教。他们不再对政治抱有幻想，对他们来说，政治仅仅成为一个被祛魅的民主游戏。他们沉溺于在偶尔为之的选举活动之中，为具有个人魅力的名人政治家投票，但因对政治事务的知之甚少而很容易被民粹的言论蛊惑和收买。

在这个全球的大泡沫中，精英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希望国家权力日益萎缩，政府从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领域中全身而退并持续减少他们的税负。精英的民粹议程强调的低税费和低预算赤字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意味着企业和个体负担的减轻；另一方面，这意味着社会性支出的削减，不稳定的无产者的处境会变得更加艰难。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大幅度缩水，公共空间不断减少，后者往往是由精英和白领领薪阶级聚敛财富并合谋关闭公共图书馆、公园，甚至是公共厕所等宝贵公共空间的行为所致。公地不断被私有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不稳定的无产者对政府的敌意被进一步地激发。

不稳定的无产者变得很不幸。城市中的流浪者需要这些公共空间、福利和服务。因此，随着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无保障程度逐渐加深，新自由主义者开始寻找替罪羊来为他们社会和经济政策引发的负面影响买单。替罪羊很容易找到。首先，民粹主义者将“政府”妖魔化，鼓吹是政府导致了人们逐渐失去保障的局面，因此政府的力量必须被削弱。由于不稳定的无产者与政府的关系原本就很疏离，无论这样的鼓吹是多么的幼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很容易被说服。不稳定的无产者把政府视为全球化的推动者，所以理所当然地谴责政府，认为政府的职能应该被削弱。这种三段论有其自身的逻辑自洽，“茶叶党现象”便是这种逻辑的集中体现（The Tea Party，茶叶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场草根运动，茶叶党运动是右派民粹主义运动。它发端于1773年的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是革命的代名词。2009年4月15日是美国纳税日，新生的茶叶党发动了全国性的游行示威活动。2010年1月底，全美茶叶党分支达到了1134个。——译者注）。

其次，无保障和不平等滋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立和仇恨。民粹主义者利用人们的恐惧和无知，将失权者描述成公民的敌人。他们将不稳定的无产者和准不稳定的无产者的困境归咎于社会中存在的“陌生人”，这些“陌生人”包括来自异域文化的移民、罪犯，以及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群等。民粹主义者常以助人者自诩，但却以专制的姿态对待不稳定的无产者，虚伪地将他们“粉饰”为“中产阶级”或是“努力工作的家庭一员”。这样的做法也是有逻辑可循的，只是这个逻辑是扭曲的，它基于如下的前提假设，即当前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由此带来的不平等是不容置疑的。

极右政治运动是上述两个三段论的结果。这些运动敦促政府削减社会（公共）政策支出，对“陌生人”采取更加专制的措施，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是意大利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多年来一直操纵着整个国家，利用国内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恐惧，宣称自己如果当选总理，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理罪恶”，而他所要“清理罪恶”的对象正是不稳定的无产者中的移民。

类似的事情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正在被主流政治所慢慢接受。在法国，国民阵线（The National Front）进行了重新自我定位，新纳粹主义的议程变得不那么面目可憎；在英国，保卫英国联盟（The English Defence League）取代了嘴脸更加丑恶的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最近的民调显示，只要不涉及暴力，很大一部分英国成年人更倾向于支持极右政治议程；瑞典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乐土，但颇具戏剧性的是，近来极右势力在瑞典民主党（Swedish Democrats）内生根发芽，其主要号召力来自该党极富个人魅力的领导人物。

到目前为止，最丑陋的事情发生在东欧。面向下层平民的政治商品化过程在2010年乌克兰极不寻常的总统大选中被发挥到了极致。乌克兰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有5000万人口。在这次大选的两个候选人中，一个是两次被判决有罪的罪犯，他一直饱受民调的煎熬，直到由美国共和党策略分析师主导的咨询公司来助选，他的民众支持度才有所上升，该公司受雇于拥有亿万资金的商业寡头。另一方的应对措施是雇用另一群美国咨询师，他们曾经为奥巴马和其他美国民主党人士提供过咨询服务。这两家美国公司影响甚至决定了整个乌克兰总统的选举。最终，“罪犯”获胜了。

不稳定的无产者面对的恐惧越来越多，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精英通过政治献金使他们的政治商品化能力越来越强，波及范围也越来越广。在未来，“失控的政治”这一场景可能会发生，因此，它并不能被轻易弃置而不予考虑。这个趋势将持续发挥影响，直到另一套可行的叙事方式出现。当下的悲剧是，所有的政治运动都不可行，都不能提供真正的进步性议程，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就像自然中不存在真空一样，社会中也不存在这样的真空。所以，本文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能遏制失控，让“天堂的政治”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