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的考量

当“不稳定的无产者”在几年前走入大众视野之际[尤其是2011年斯坦丁的新著《不稳定的无产者：新危险阶级》（The 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的出版]，一些观察者可能会误认为这是社会学的新现象。但是，如果我们对20世纪80年代“劳动与全球化”论争有些许的了解，就会发现，“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概念有着漫长的系谱发展史。系谱学的分析并不仅仅提供一种历史的观点；相反，福柯对于系谱概念的运用强调了其复杂而又日常的起源，而非一系列渐进的、理论体系式的发展：系谱更依赖于历史情境的转变，而非宏大而简单的理性趋势。对于“不稳定的无产者”政治系谱的阐释有赖于对它与以往诸多概念之间关系的解读，包括边缘性（marginality）、非正规性（informality）、社会排他性（social exclusion）等。对这些概念的阐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概念的长处与不足。

边缘性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用来解释大量未就业的移民。他们大多聚集于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只有临时的住所，因此经常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群体，而过度发展的城镇化又恰使社会无力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不同于马克思早期分析的“劳动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labour），这部分人群被认为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毫无用处。当产业工人不断被纳入垄断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这部分劳动力却无所归依。在一些学者看来，这部分“边缘性群体”是革命真正的主体；但也有学者认为，这部分人群就像维多利亚时期“流浪的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一样，严重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性（Gerassi，1963）。

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经验研究很快证明了边缘性理论的局限性（Cardoso，1971；Nun，1969；Perelman，1976），尤其是大家并没有发现能与“边缘性群体”明确区分开来的劳动力精英群体（labour elite）或者劳动力“贵族”群体（labour aristocracy）的存在。城市移民并没有所谓的乡村文化和传统，使其能够将自己从城市的工业文明之中剥离出来。与此同时，正规和非正规就业之间存在普遍的联系，而并非严格意义上截然对立的关系（Kowarick，2002；Neffa，Oliver and Trucco，2010）。这些被边缘化的穷人并不是原子化的；相反，作为一种由社会破产而产生的现象，他们发展出了强有力的社会网络和非常实用的求生技能。比如，在城市非正规住宅中“蜗居”被视为是他们应对“住房危机”的一种有效的途径，而不是随时成为摧毁主流社会的定时炸弹。

作为一种理论范式，边缘性理论具有明显的二元性，因此它对拉丁美洲社会的认识存在误读。在极有影响力的《二元理性的批判》（Critique of Dualist Reason）一文中，巴西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德·奥利维拉（Francisco de Oliveira）论证了边缘性群体的活动为更广阔的经济体系带来利润的过程。例如：小本生意加速了工业产品的分销，自建的非正规住房节约了资本家为工人建造住房的成本等（de Oliveira，1972）。资本积累的辩证性不可避免地要求“落后”阶级在人力和原材料方面的投入。除此之外，边缘性群体作为一种革命先锋力量的政治可能，进入学术视野的时间并不算长。在20世纪70年代由工人和农民倡导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之前，在落后的乡镇之中并不存在“社会动荡”（social explosion）。

非正规性（informality）和非正规行业（informal sector）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的非洲兴起，它们被用来描述存在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劳动力，也被用来描述非资本密集型的、工人不享有所有权、劳动分工并不完善的生产方式。基思·哈特（Keith Hart）在普及“非正规化”这个概念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指出，正规和非正规收入机会的本质区别在于个体拥有一份赚取工资的工作还是进行自我雇佣（Hart，1973）。与此同时，这个概念也被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ILO，1972）使用。此后，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经济开始为人们所知晓，它涵盖一系列职业，例如在小本经营的制造厂中工作、家政服务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并不合法的劳动。非正规产业和非正规劳动将劳动法、劳动合同、劳动许可、税法等排除在外，因此一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与“边缘化”的相关论争类似，对“非正规化”的论争始于学者对正统的现代化理论所持有的盲目乐观的心态。自20世纪50年代伊始，现代化理论学者就表示，资本主义现代化将超越传统的经济和工作实践，成为当今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同样乐观地认为，资本主义具有革命性和变革性的力量。事实上，非正规工作不但延续至今，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蔓延到了“全球北方”（当时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已岌岌可危）。在阿列汗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和他的合作者们看来，“非正规经济”已经在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中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Portes，Castells and Benton，1989）。萨斯基雅·萨森（Saskia Sassen，1994）也指出，非正规经济是发达资本主义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也是最具企业家精神的一部分。

在后福特主义的背景下，非正规性似乎已经被泛化，不再作为一种旧社会的“不幸”而存在。在“全球北方”的话语体系中，“非正规性”被用来指称创造性行业的从业者，例如建筑师、艺术家、软件工程师等。在“全球南方”的研究中，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1986-1989）通过对秘鲁毛派社会群体（在中国之外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通常自称“毛主义者”，简称“毛派”，如在拉丁美洲，阿根廷的“革命共产党”、秘鲁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以及在亚洲尼泊尔的“尼泊尔共产党”和菲律宾的“菲律宾共产党”等。——译者注）进行研究，揭示出非正规经济发展的活力。他从反对国家主导的立场出发，批评了政府对企业活动的干预，进而提出企业活动和企业家精神是促进经济发展动力的观点。非正规经济“勇敢而无畏地”抵抗国家和法律的管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新自由主义的作用。非正规经济已不再是社会的痼疾，相反，渐渐成为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

“社会排他性”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并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分析“新贫困人口”（the new poverty）的主要范式。尤其是随着金融和资本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建立一个社会性“安全网络”（safety net）的重要性和迫切性（Munck，2005）。“社会排他性”的意涵是多维度的，其不仅包括对底层群体就业的排他，也包括政治权利、文化生活方面的日渐区隔化。例如在法国和美国，“社会排他性”关注的问题包括社会秩序和道德的整合。这套话语描述了城市底层阶级产生的过程，并深刻地揭示出他们对主流文化的“文化依赖性”（culture dependence），而这种文化依赖性却往往是亟须扬弃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底层民众的社会表现和社会价值，而不是导致其贫穷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因“边缘性”而在左右两派中引发不同程度恐慌的历史。

笔者认为，“社会排他性”的范式既不能简约为底层理论中的道德问题，也不应该回到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国际劳工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一项针对“社会排他性”的研究课题，并将它作为一个纲领性的框架用来解释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不平等（ILO，2004）。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社会排他性的视角与经济导向、个人主义等传统视角大相径庭：它在方法论上是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在分析视角上，它并不完全是静态的，而更多地强调社会排他的动态过程。最重要的是，社会排他性强调的是贫穷和排他性与其对立面——掌握财富和权力的少数个体——之间的关系。但是，将“社会纳入”（social inclusion）作为一项应对“社会排他性”的政策和实践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社会政策的力量本身已经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日渐式微。

如果我们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视为一个和平演进的过程，那么“边缘的”、“非正规的”或者“被社会排他的”群体已经被甩出了这个过程，这意味着（一部分人）被排除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合之外。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通过具体实践来关注边缘性和社会排他性的问题，这就像资本主义总是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关注贫困问题一样。但是，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局限性，因为贫困和排他是结构性的存在，它们的产生源于权力的不平等。“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新概念的出现需要被放置在对工作（或生活）的理论概括之中，虽然这些理论概括往往既不与促进和平发展的自由主义的立场相符，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强调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