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解构

如果要在社会科学中发展一个新的概念，那么学者一定要确保这个概念在理论上的严谨性和经验上的无懈可击。笔者认为，“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概念错误地理解了阶级的形成与再形成，而且其政治诉求也有待考究。除此之外，认同这个概念的学者并没能意识到其背后隐喻的传统欧洲中心主义框架下存在于“全球南方”的殖民主义的意涵。这个概念甚至没能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下的“全球北方”工人阶级纳入讨论范围。下一部分笔者将着重阐释对“不稳定的无产者”概念的重构，而这个部分主要从概念的预设、分歧、不足等方面对其做出解构。说得再尖锐一些，除了我们总是听到的关于“我们都是不稳定的无产者”这样一种后现代的呐喊之外，这个概念并没有让我们发现任何可以为之驻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

在被英语世界广泛接受以前，“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概念通常用法语précarité来表示，用以指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中工作模式的转变，它经常与“排他的社会”（exclusion sociale）这个概念紧密相连（Barbier，2002）。“不稳定的无产者”被看作是劳资关系在结构性社会中不稳定的转变过程。随着福特式的社会积累制度渐渐失去其主导性，不稳定的雇佣和劳资关系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传统雇佣准则从内部被腐蚀，同时，多种多样的非正规工作关系出现了。“不稳定的无产者”更像是一个描述性的类型划分，而不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或自给自足的表现。一般说来，这个概念常常跟“社会排他性”相关联，并被认为是分析雇佣关系和工作劳动的基本框架。这个研究框架下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是罗伯特·卡斯特（Robert Castel），他在《社会问题的变迁》（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question sociale，1995）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工资关系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不断发生改变。卡斯特同时特别关注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不稳定的无产者”，认为他们是主导新的社会议题的核心力量。

如果我们检视当下对“不稳定的无产者”的定义，就会发现斯坦丁的论述最为前沿，他认为“不稳定的无产者”是一个新兴的阶级。但是，当我们细究这个定义时，就会发现：该定义除了将“不稳定的无产者”界定为不具有凝聚力的劳动群体之外，并没有进行其他更为精确的阐释（Standing，2011：12）。此外，斯坦丁强调“不稳定的无产者经常认为自己处于一种分散、不稳定的国际社群中，他们通常无法在工作中获得职业化的认同”（Standing，2011：23）。通常情况下，“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概念由其作为“稳定群体”的对立面而得以界定：“稳定群体”指的是一个拥有社会和政治权利的、稳定的阶级。于是，“不稳定的无产者”给人以一种处于原子式的孤立状态、远离正统劳工运动的模糊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斯坦丁意识到将“不稳定的无产者”界定为一个阶级的理论基础尚显薄弱，因此转而认为它是一个正在形成的阶级。

从阶级的理论视角出发，几乎没有文献可以支撑斯坦丁所谓的“不稳定的无产者”是一个阶级的说法。阶级的界定取决于群体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阶级的产生也是关系性的，一个阶级不可能自发形成，我们需要聚焦该阶级所依存的，具有对抗性的生产关系。斯坦丁并没有对“不稳定的无产者”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新角色进行定义，也未对社会关系再生产进行关键性的论述。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但却略带稚气的定义。它更像一个模糊的总体性概括，至多描述了工人阶级在欧洲后福特主义时期这段时间内的总体情况。

在既有的文献中，无论是从理论视角还是从经验数据上来看，对“不稳定性”（precarity）和“不稳定的无产者”概念的论述具有十分明显的“全球北方”倾向。斯坦丁只关注了大不列颠的政治经济发展，并将它作为一个可以适用于任何其他地区的通用模板。除了北大西洋地区，他并未引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他也并没有意识到，“全球南方”也存在“不稳定的无产者”。事实上，福利国家和福特主义只是这一原则的例外。在后殖民主义的世界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有尊严的劳动；相反，通过过度剥削、掠夺而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实践却异常盛行。

从“全球南方”的视野出发，工作从来都是“不稳定的”，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发现。“不稳定性”和“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概念在“全球南方”渊源已久，只是很少有研究者对此予以关注。虽然现在来看“不稳定的无产者”会有一种“时过境迁”的感觉，但这个概念却从未提及全球南方国家（这些国家也不曾推行过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制度）。因为“全球南方”关于“不稳定的无产者”的理解总是要放在后殖民主义或发展中国家的语境里。随着福利国家的衰退，工作的本质变得愈发具有“不稳定性”；而在“全球南方”，工人、国家以及社会正在为有限的公民权利而斗争。

即使是在“全球北方”或者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斯坦丁和其他学者对“不稳定的无产者”的论述也经不起推敲。例如，他们强调的弹性雇佣制（temporary employment）（通常被认为是不稳定性的具体表现）在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国家中，从1995年至2004年仅仅增长了2%；还有兼职工作，它的存在不仅实现了资本对劳工剩余价值的剥削，同时有效地留住了人才。所以更广泛的弹性就业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雇佣形态密切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进一步的剥削。简单来说，这些学者的论述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得出“不稳定性”具有单一性的结论。而且，我们应该警惕将“不稳定性”等同于“非典型性就业”，从而消解了这个概念本身所蕴含的否定性和批判性。

在关于资本主义工作转型的讨论中，凯文·杜干（Kevin Doogan，2008）也得出了相似的具有反思性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弹性就业与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态度影响了人们对于传统工人是否已经没落的判断。但事实上，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流动在此过程中被过分地夸大，社会过程的“脱嵌性”虽然可能是大势所趋，但也并未实现，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实现。杜干特别批判下述观点，即“左翼思想只看到新的社会雇佣形态中的弹性，而往往忽视了资本依赖劳工这一基本性的前提”（Doogan，2008：206）。事实上，即使在生产外迁或外包的过程中，资本仍将劳动力的留用作为首要原则，长期雇佣率的不断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

将“不稳定的无产者”仅仅视为批判社会的名词并不妥帖，它所带来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政治话语的层面。理查德·西摩（Richard Seymour，2012）在批判斯坦丁的文章中针锋相对地指出，“不稳定的无产者”并不是一个危险的、异域的和陌生的概念，也不是一个正在兴起的需要被观照的阶级。它指的是我们所有人，我们都是“不稳定的无产者”。我们之所以是危险的，那是因为我们要改变统治阶级对我们的错误审视。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不断陷入危机之中，于是充满愤恨的人们和其他年轻的社会活动家高呼经济秩序的分崩离析，哀叹社会前景的黯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是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口号在西方就具有了抗争性。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中，这句口号承载了社会群体对社会担忧的共同想象，同时被延展到占领运动（The Occupy Movement）和其他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之中。

自2002年以来，随着热那亚（意大利西北部州）反资本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的重点转移到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之上，“不稳定的无产者”则成为全球的核心议题（Tsianos and Papadopoulos，2006；Waite，2009），这个概念进一步演变为一系列社会活动家的常用名词。他们认为它缘于社会运动而并非仅是单纯的受害者。“不稳定性”被越来越广泛地视为一个跨国问题，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消除不稳定性”（甚至是“消除一切不稳定性”）的口号变得愈发流行。这个概念将人群重新集结起来，包括失业者、农民工、左翼和自治主义活动家，甚至包括工会会员，因为工会会员从派遣工作和日益不稳定的雇佣关系中看到了潜在的危险，他们担心自己无力将工人阶级进一步组织起来。

总之，就如布雷特·尼尔森（Brett Neilson）和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所述，“‘不稳定’并没有成为全球范围内当代劳动力的根本性标识”（Neilson and Rossiter，2008：54）。因为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政治概念，它本质上与福特主义和福利国家在“全球北方”的衰退有关。这个概念确实在20世纪的西欧流行过一段时间，因为它发人深省地指出了稳定劳动的终结。它在实践层面也成功地动员了一群在后福特主义时期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但是，“不稳定”的潜台词是国家仍然应该承担起先前欧洲福利国家承担的责任。在笔者看来，如果意识到“不稳定的无产者”和“不稳定性”这些概念所带有的明确意指性和具体性，那么上述的诸多分析并非无关，这个问题将在下节进行重点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