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重构
如果将对“不稳定的无产者”、“不稳定性”等概念的探讨看作是对传统定义的不满以及对具有原创性、批判性思考的追求的回应，那我们可以尝试着重构它的研究对象。劳工研究宽泛的视角需要我们意识到无产阶级化和剥削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它形塑了全球范围内的工人阶级。如果我们只聚焦“全球北方”的不稳定性，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劳工急剧扩张的相关研究。一个可行的方法是，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化与波兰尼的掠夺式积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Polanyi，2001）。所有阶级的消解也都同时伴随着它的重构，但是这种辩证的观点在目的论式的不稳定话语中已经很少见到，学者通常将它视为一种单向的社会消解和威权的兴起。
全球范围内资本的积累使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化速度进一步加快。过去35年间的全球化加快了资本主义对劳动力“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到“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的转变，进而强化了对劳工的控制。如果说“形式吸纳”从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前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那么“实质吸纳”将社会关系和劳动方式完全置于资本主义的裹挟之中。简单来说，只有资本才能够创造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如果我们把资本看作是一种社会关系，那么它在全球的迅速扩张也伴随着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一个基本的事实是，1975年至1995年，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人数量增长了一倍，这是全球范围内资本再生产的扩张；同时，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被“实质性”地吸纳其中。全球工人阶级规模的壮大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在跨国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紧密相关。与以往的新资本主义、网络资本主义及虚拟资本主义不同，戴维·科茨（David Coates）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形式的全球化并非得益于电子计算机的普及，而得益于无产阶级数量的激增。”（Coates，2000：511）
从资本家的视角出发，“劳动的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全球经理人都将人力资源管理放在首要位置（Johnston，1991：115）。也许全球劳动力数量变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劳动力人口日趋集中于“全球南方”，或者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85年至200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劳动力仅仅从3.72亿增加到4亿（仅有0.5%的增长）。但在“全球南方”，这个数字却从15.95亿增长到21.37亿，每年的增长率在20%以上。同一时期，全球劳动力的性别组成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女性劳工占女性总人口数量的50%以上。工人阶级的壮大、女性劳动数量的增加，以及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南方化”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现象；与此同时，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劳动力的构成（Munck，2002）。
事实上，工人阶级一直在变化，他们已经失去了20世纪50至60年代的主导性地位，本身在不停地形成、发展和重组中。以制造业和矿业工人为例，他们在资本主义扩张时期所起到的先锋角色已不复存在。现在“全球北方”国家的工会组织成员主要由服务业劳动者而并非制造业劳动者组成。在“全球南方”国家（如玻利维亚），矿工和其他传统行业工人也不再是主角，工人阶级的组成变得更加多元化。传统的代表关系和霸权结构已经受到极大的挑战，而工会也不再是表达社会不满的大规模游行和抗议的主要领导者和动议者。对此，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消失或斗争的减少；相反，它是基于不稳定性而出现的新的表现形式，并预示着新一轮斗争的开始”（Hardt and Negri，2011：110）。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不稳定性已经渗透到信息领域。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发现：“全球非正式信息劳工数量大约在10亿多，他们已经成为地球上增速最快、前所未有的一个庞大的阶级。”（Davis，2006：178）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正规产业的结构性调整一般比正规产业要快3～4倍。跨国公司在这个过程中获利颇丰，因为它们的外包网络在调整商品生产方面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依托于非正式部门的非正规经济发挥着与传统经济截然不同的功能，并且日益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诚然，正规和非正规经济体之间并不是一分为二的，而是一个连续的、有着多种重合的灰色地带。
非正规经济的增长建立在正规劳动合同短缺和牺牲劳工权益的基础之上。在“全球北方”非正规经济部门中的劳动者享有一定的社会保障，但这些对在拉丁美洲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的劳动者而言，却是遥不可及的。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主要来自城乡地区的半无产阶级，并不断整合到当代无产阶级的体系之中。有趣的是，非正规劳动者在全球南北方之间的差别日趋明显。虽然拉美国家1950年的非正规就业人口与1900年的美国不相上下（大约都占总就业人数的40%～50%），但截至1930年，美国在制造业方面的非正规就业率下降到3%，而拉美国家直到1990年仍一直保持在20%左右的水平。
从国际化的面向来看，关于劳动的研究明显摒弃了以欧洲（北大西洋）及大城市为中心的视角。非正规化和不稳定性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后表现得格外明显；在资本—劳动关系中，划清“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之间界限的尝试成为一种徒劳。我们同样需要意识到，同质性是全球范围内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对劳动关系的描述既不会强调“全球南方”的独特性，也不会对“全球北方”的与众不同大书特写。桑德罗·梅扎德拉（Sandro Mezzadra）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正在面临同质化：“（这种同质性具体表现为）现代化新经济的兴起、血汗工厂、资本公司化、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强迫劳动的出现与普遍化。”（Mezzadra，2012：166）
一直以来，全球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却靠着快速的发展和对全球劳动的影响力对全球经济进行整合。与此同时，劳工研究正朝着国际化的方向不断发展，这首先体现在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全球劳工史学的研究之中。学界也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雇佣劳动的认识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一方面，雇佣劳动是马克思阶级理论和政治运动的核心议题；另一方面，“无酬劳动”（free labour）却日益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主要的劳动力雇佣方式。例如，对工人阶级再生产起重要作用的家务劳动就是无酬劳动的一种形式。马塞尔·范·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2008）提倡关注劳动权力被资本商品化的多种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从属劳动”（subaltern labour）的概念，并认为这个概念包括自我雇佣、收益分成、契约劳动、奴隶制等多种形式（van der Linden，2008；Katznelson and Zolberg，1996）。最后，我们需要将马克思和波兰尼的辩证理论框架结合起来，对工人阶级（及其动力机制）进行解构和重构。马克思所关注的工人阶级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可以用波兰尼关于土地、金钱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的论述加以补充。这就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如何通过资本积累和掠夺积累制度掌控工人阶级命运的。这在本质上拓展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对于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的现代性分析（Arrighi，Aschoff and Scully，2000；Harvey，2006）。
贝弗利·西尔弗（Beverley Silver）论述了上述视野对于我们分析全球劳工抗争的积极意义。强调“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让我们聚焦于“新工人阶级的斗争”；而强调“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让我们看到工人阶级对于全球自我管制市场所产生的抵制性的力量（Silver，2003）；马克思的观点让我们关注“全球南方”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而波兰尼的观点则展现了工人阶级如何被分化、被边缘化，以及被剥夺生存之计的现状，例如水资源的私有化问题。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没有哪一条道路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劳工问题的解决亟待诸多渠道形成合力，取长补短，相互补充。
“全球南方”的观点从更广泛的掠夺过程和新“剩余人口”的维度来理解不稳定性，而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发展范式往往忽视了这些视角。2008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只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农业生产转向工业生产的过程，但却忽视了与此同时在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的剥削、食品安全和失业问题（World Bank，2008）。提供社会福祉来保障被剥削群体的倡议并没有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提及，这好比就是在说“数以百万的贫困人口自己会找到出路”（Li，2010：69）。在全球动荡、传统劳动关系和劳动实践遭遇威胁之际，一些象征性的“安全网”（safety nets）根本无法阻挡大规模的人类危机。既有的与边缘性、劳动后备军和各种“剩余人口”相关的争论指出，如果某个行业全球劳动力的所失必将会在其他方面自动地予以弥补，那么这将令人感到欣慰。我们必须看到，一些形式的剥削确实生产了大批的“劳动后备军”，例如饱受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苦楚的班图斯坦人；但从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来看，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只会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消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