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话语”与文化遗产

1.“话语”：来自福柯的启示

借鉴《写文化》中对实验民族志的期望，在后现代视角下书写“文化遗产的民族志”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充分地表述较大的、非个人的政治体系中‘地方文化世界’的角色”。[56]将文化遗产放置到国家的乃至世界的“文化遗产”语境之中，同时对一个广义的“文化遗产”概念与实践进行历史的回溯将帮助我们在多声部民族志中构筑起具有整体观视角的“文化遗产空间”。在这个回溯历史的尝试中，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的“考古学”与“话语”概念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方法论层面上的启发，这也是后现代哲学思潮对这部后现代视角下的、多声部的“文化遗产的民族志”所做出的另一个维度上的贡献。

福柯1969年问世的著作《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是其自早期著作《疯癫与文明——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以及《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之后的一部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总结之作。[57]这部著作名称中的“考古学”一词的含义一直是读者与研究者想象与讨论的源泉。在书中，福柯将其所谓的“考古学”界定为一种“工具”，称这种工具“能使人们比以前更准确地连接社会形成的分析和认识论的描述；或者它有助于把主体位置的分析与科学史的理论联系起来；或者它还能使人们把交叉的地点置于生成的一般理论和陈述生成的分析之间”[58]。当年在《知识考古学》出版之际，福柯也曾对自己所使用的“考古学”一词有过阐释：“我想找一个不完全是历史的又不完全是认识论的分析形式，那就是一种科学结构的内在分析。我把这另外的东西就叫作考古学。我希望这个词所要说的就是对档案的描述，通过档案我希望得到实际发出声音的话语的总体。这个总体不仅仅被视为在历史的清洗中被悬置的只此一次发生的事件总体，还是延续运转，通过历史改变，提供其他话语显现的可能性的总体。”[59]福柯的这一解释，尤其是对“档案”的强调，在他的“考古学”与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学”之间标注了区别。

“考古”一词的法语archéologie（英文为archeology）中“arch-”这一词根的“原始、原初”的传统含义被“archive”中的“档案”之义所覆盖。通过对档案的研究，福柯把传统考古学对绝对根源的追索转移到对相对的建构与变化的注视之上，把对地层深处神秘存在的发掘转移到对话语表面展现的关系与规律的识别。他说：“我感兴趣的不是隐秘，不是比人的意识更沉默、更深刻的东西。相反，我要规定的是话语表面的各种关系。我希求的是在物的表面过多而不可见的东西成为可见的，我不愿在话语下面追寻什么是人的思想，而是试图在话语的明显存在中，把话语把握为一些服从规律的实践，即服从形成、存在、共存和功能体系的规律，我要描述的是在其稳定的，几乎在物质性中的实践。”[60]

对于“知识考古学”这一方法论的把握，关键点最终落在了“话语”之上。何谓话语？声称“在话语以外，事物没有任何意义”的福柯认为“话语的概念不涉及事物是否存在的问题，只涉及意义从何而来”。[61]在建构主义者的表征理论中，存在着的物质的事物以及行动只有在话语内才能得到意义，并成为知识的对象。“话语”被福柯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62]，其更详细一些的解释为：“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话语涉及的是通过语言对知识的生产……话语的概念在此种用法中不单纯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它涉及语言和实践。”[63]正是在这样一种实践机制下，话语通过语言实现了知识的生产，从这种意义上说，知识即是一种话语的实践活动。福柯指出人文科学知识的产生受制于“话语构成”，因而他所谓的考古学研究实际上就是话语分析，这也是他此处提出的方法论的核心。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提出“话语”的同时还提出了作为“话语的单位”的“陈述”的概念，并指出话语是由一系列陈述构成的整体。“话语这个术语可以被确定为：隶属于同一的形式系统的陈述整体；正是这样，我才能够说临床治疗话语、经济话语、博物史话语和精神病学话语。”[64]福柯继而指出这种话语的实践范围大大超出了学科的范围，称话语实践“不只是表现在某一具有科学性的地位和科学目的的学科中，我们在司法文件中，在文学语言中，在哲学思考中，在政治性的决策中，在日常话题中，在意见中，同样可发现这一实践在起作用”。福柯用其所熟知的关于精神病的话语实践的例子解释了这一范围上的差异：“由精神病学科测定其存在话语形成同精神病学科不是同外延的，绝对不是，因为这种话语形成大大地超出精神病学科，并将它团团围住。然而，更有甚者，当我们上溯到17世纪和18世纪，寻找可能先于精神病学创立的东西时，便可发现根本不存在什么预先的学科……却存在着一个被使用的话语实践，它具有自己的规律性和持久性。”[65]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的实践系统中，作为单位的陈述被当作事件和事物得到研究。因而，知识考古学所考察的对象即为生产了知识的陈述及由其构成的话语实践体系。今天的文化遗产概念的生成和相关领域内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成由各种陈述构成的话语实践体系。而话语所具有的历史化以及异质性的特点正是这部文化遗产民族志将其作为方法论工具的主要原因。

2.文化遗产话语的历史化

历史化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所提出的围绕“话语”核心的研究方法论的一个突出特征。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福柯的话语理论的要点在于他将“话语、表象、知识和‘真理’彻底历史化的方法……他指出，只有在一种特殊的历史语境内，事物才成为某种特定的事物，才‘真实’”。[66]就如同福柯不认为精神疾病会在任何时代都意味着同样的事实一样，话语实践在他看来同样也是一个应被历史化的范畴。[67]回到福柯关于话语的最初定义，我们看到，话语被解释成“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68]

文化遗产的话语也是一个在特定历史语境下产生与变化的言说与实践体系。它的产生与“遗产”这一原本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与“文化”相连，继而获得新的意义的过程密切相关。探究这一过程的起始时间，一些学者认为文化遗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概念，如英国学者大卫·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即认为仅仅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遗产才成为了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观念；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之中，遗产的意义才超出了法律上的继承的概念范围。[69]中国学者李军对近四十年间法语字典中“遗产”（patrimoine[70]）这一条目的定义的变化所做的研究佐证了这一看法。1970年、1980年和1999年出版的三本法语词典中，“遗产”一词的定义从单纯的“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财产”扩展到“国家的文化财产”，再扩展至“某个人类团体从祖先继承的重要的公共财产”。[71]“遗产”一词在20世纪末经历的词义转变甚至被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称为一种概念上的“爆炸”[72]。而这一定义上的扩展变化也同样发生在法国以外的英、美、日、韩等国，[73]“patrimoine”“heritage”和“文化财”等词的词义在不同文化群体中的运用扩展最终被整合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政府间文化遗产话语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遗产”一词的含义与使用范围的变化折射出了文化遗产话语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由此看来，文化遗产话语的形成也并非是在20世纪后期仅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部“公约”一蹴而就的。如前文所述，一种较小规模的遗产话语此前就已经出现了。英国学者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认为，虽然跨学科的遗产概念广受注意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时一套特殊的话语与实践方式在公共政策领域与立法领域里被确立了权威”。而这套被史密斯称作“权威的遗产话语”后来又在20世纪战后的西欧、美国和澳洲等西方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被重新提出。[74]这一早期遗产话语的出现和再次出现的场景正是福柯所称的“特殊的历史语境”，即欧洲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划时代发展以及战后的再次发展。在这样的语境下，一种倚重于考古学和建筑学的遗产话语日渐成形并发展，逐渐成为史密斯所说的“权威的遗产话语”的早期形式。然而此时的遗产话语还远不是1972年之后发展起来的那个以确切的“文化遗产”为名的、具有一套国际性定义与操作体系的、发展范围远超出欧美的全球性话语体系。

当下，话语的历史化特征再一次在非西方世界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特定历史语境”中得到了印证和展现。文化遗产话语的历史化也证明了，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文化遗产”恰恰和一种纯粹的、科学而客观的历史有着天壤之别。与关注过去的历史相比，文化遗产的话语面向的是当下，“文化遗产并非查问过去而是一种对其进行的庆祝，它并非想要知道过去发生过什么，而是对为当下目的而剪裁历史的工作给予信任”[75]。具有历史化特征的文化遗产话语在此意义上成了一种面向当下的建构实践；与此同时，也正是各种历史语境中的“当下”决定了文化遗产话语的历史化特征。

3.异质性中多声部的文化遗产话语

从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问世以来，“文化遗产”概念就在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作为公约成员国的民族国家，再到国家范围内各地方的不同层面上被不断推广与实践着。一些既有的相关范畴，如文物、古建、民俗、民间技艺等被纳入“文化遗产”这一大框架中进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可被称为“文化遗产话语”的集合日渐形成。福柯的话语观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遗产”如何成为一种国际政府间文化政策话语的要素，继而融入民族国家内部的政府行政话语与公民的日常生活话语之中，同时又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集合成为一种具有内在异质性的“文化遗产话语”的。

史密斯认为在文化遗产领域中话语被赋予了强大的力量，它在这里不仅仅作为语言学概念，而且作为一种具有重要社会功能的概念被理解，“事实上，我们如何书写、谈论以及思考遗产都变得十分重要”。[76]史密斯的论述不仅强调了“话语”视角对于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其“权威遗产话语”概念提出的本身也揭示了文化遗产话语的一个本质特征，即异质性。有权威遗产话语，就有相对应的被边缘化的遗产话语；有官方的遗产话语，就有民间的遗产话语；有行政的话语，就有技术的话语。存在于这些关系之中的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张力”被学者识别并提出。政府、专家与普通公民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张力关系的组合构成了异质化的文化遗产话语形成的场域。[77]

在理解这一话语形成场域的时候，福柯的知识/权力论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些启发：“从西方社会最早的奇珍异宝陈列室开始，这些收藏就装点着权力者的地位和影响，它们还与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力相关联——一种象征性的权力去操控知识，授予地位，分类与安排，从而通过强加的诠释模式，专业性与鉴赏家的权力去为物件赋予意义。如福柯所说：‘没有权力关系是与知识领域的构成无关的，也没有任何知识是不预设与构成……权力关系的。’”[78]于是，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决定了主流的文化遗产话语的走向，文化遗产如何被选定、分类与编目成为由专家与政府甚至是作为地方经济支柱的企业所构成的利益群体包办的工作。而在考察、申报与宣传的过程之中，其生活与文化遗产密切相关的人群却时常被排除在外或是边缘化了。学者们发现，这些被认为是文化遗产真正拥有者和实践者的地方社群对遗产价值的认识与主流遗产话语所宣称的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在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对于那些重要的场所，“人们倾向于将场所理解成他们在城市的变动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以及他们自己生命中重要事件的提醒物，而非理解成他们的建筑，或是他们的公共历史”[79]。

对于特定的“遗产”，各方采取了不同的言说方式，异质性的文化遗产话语由此成为可能。在这样的多声部的异质话语场域之中，“真理”退向暗淡的幕后。对于此种情况，福柯曾说：“不仅知识始终是权力的一种形式，而且权力被暗含于知识是否以及在哪些情形里被应用的问题中。”在他看来，“这一权力/知识的应用和效果问题，比起其‘真理’的问题更为重要”[80]。哪些物质与非物质的历史遗存物是可被定名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具有“原真性”的“文化遗产”呢？对它们又可以依据何种术语体系做出阐释而由此进入到这一超越“真理”的权力/知识关系之中？文化遗产不再是一个自证的存在物，而是需要通过话语来实现其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问题，如“保护的是什么？”“因为什么原因而保护？”“是谁的遗产？”以及“该由谁来保护？”都成为在异质的文化遗产话语中需要被追究的问题。

话语的异质性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有突出的展现。瑞典学者玛丽娜·斯文森（Marina Svensson）在对中国乡村围绕着宗庙保护发生的纷争进行研究之后，对国家、专家和当地人三方的异质遗产话语并行的现象进行了描述。与专家们重视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建筑年代和质量的视角不同，国家更重视爱国与革命遗产的层面，而当地人则更加看重个体归属感，因此也对特定的建筑赋予了更多的文化与宗教的意义。在斯文森看来，20世纪80年代文化与宗教复兴以后，展现官方爱国与革命遗产的话语与另类遗产话语遭遇与并行，使得文化遗产的发现、认定、保护甚至改变的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纷争。[81]

然而在此类研究所呈现的纷争背后，我们同时应该看到的是不同群体间的相互妥协，以及异质的遗产话语体系间的相互影响、取用与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遗产保护专家与政策制定者开始重视人类学所擅长的田野方法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对当地人群的近距离参与观察。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观点被用以强调地方社群和普通大众的小规模世界，而这些世界也逐渐被专家们认为“是在思考遗产场所的社会意义的时候所要研究的”。[82]文化遗产在考古与建筑学话语之外的普通人群的生活世界中的意义日益受到专业学者的重视。

与此同时，对官方的、专业的文化遗产话语的借鉴也为地方社群基于自身需求的文化遗产实践提供了合法性与技术层面的支持。柳林盘子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一段时间里被当作封建迷信活动而受到压制，但在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后，不仅使地方社群为其传统实践找到了合法性支持，而且为他们表述自己的这一实践提供了新的话语元素。曾经一有政治运动就需要偷偷摸摸转入地下的传统实践，现在成了国家不仅允许而且奉为“遗产”的宝物。盘子会在当地人的概念中由“街坊邻里的”变成了“国家的”，而从各地纷至沓来的民俗或人类学者们又使得原本在他们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东西成了“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国家与专家谈论盘子会的方式也影响着当地人谈论他们自己的盘子会的方式。与此同时，社区邻里借由盘子会祈福仪式所实现的群体认同话语也被地方政府所借用，以一种地方文化遗产话语的形式为更广泛的地方认同服务。

然而在这多种异质性话语的集合中，国际的、国家的、政府的、专家的“精英”话语通常能通过正式的文本形式被保存和流传。相对而言，作为各种文化遗产主体的个人及群体的非正式话语却十分容易在日常生活中被遗忘与流失。因此，一部以话语为切入点的多声部的“文化遗产民族志”除了对各种文本中可觅其踪的宏大“官方”话语进行梳理，以求发现流变中的连贯性之外，尤其重要的还是通过人类学田野工作捕捉确切的微观日常生活环境中稍纵即逝的、碎片化的、文本之外的话语。于是在对话语异质性的观照中，后现代语境中民族志的“多声部”得以成为必要和可能。